章益国：“屠杀”形容词——从“观风察势”论谈中国史学近代转型

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

“屠杀”形容词

——从“观风察势”论谈中国史学近代转型

章益国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摘要】在古今学术转型的历史轨辙里，刘咸炘的“观风察势”论尤为值得关注。“观风察势”论表现出一个语言特征：频繁地使用丰富的形容词。从刘咸炘提倡重修宋史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使用富有动力感的形容词去形容史事的风格，并在一个对立形容词组成的感觉网络之中提出了重修宋史的独特理由。近代史学转型之后，中国史学在古今之变中静悄悄地经历了一场对形容词的“屠杀”。形容词式微，名词地位崛起，学术活动的重心从“找到一个妥帖的形容词来陈述感觉”变为“找到一个核心概念来建构理论大厦”，这是中国史学古今之变此前为人所忽略的一个特点。

【关键词】中国传统史学 刘咸炘 史学转型 刚柔 观风察势

目 次

一、重修宋史：“宋（朝）”是个形容词

二、“观风”的语言策略：使用形容词并通过形容词建立联系

三、古今之变：名词兴起和形容词消颓

客观性的压力无处不在。19世纪80年代，班克罗夫特准备最后一稿著作，在妻子的帮助下“成批地屠杀形容词”。对于现代史家来说，形容词纵使不等于“太主观”，至少也是多余的。然而，对于中国传统史家来说，“卓越地运用形容词”曾经是他们突出的能力。经历新史学洗礼之后，在史家群体中这个能力从学术制度的意义上来说消颓了。中国史学在古今之变中静悄悄地经历了一场对形容词的“屠杀”，关于这一点，以往的史学史研究尚未述及。

我们对“观风察势”论的观察颇能说明这一点，这个重要的史学观念本身就差点儿遗落在古今学术转型的历史缝隙里，近年才得到应有的关注。大自然里的风“可闻不可见”（何逊《咏春风诗》），历史上的“风”也具有“隐而难窥”的特点，“风”论指向了中国传统史学思维的默会维度，使得现有研究要么停留在收集古人近人关于“风”的论说来为之作解，要么使用“风是历史软的一面”“风是历史总体的态势和力量”等泛论。前者以古说古，后者以喻说喻，虽无大错，却只能获得诸如“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之类的描绘，越绕越玄，反而使“风”进一步虚化、神化，实际上不仅不能增进我们对“观风”之法的认识，更非对“风”论抽身而外的科学观察。且让我们通过刘咸炘的一个例子去“捕风”，锚定“观风察势”论在语言策略上表现出来的一个容易辨识的特征：频繁地使用丰富的形容词。

一、重修宋史：“宋（朝）”是个形容词

1928年，蒙文通和唐迪风先后建议刘咸炘重修宋史。在友朋敦促下，刘咸炘写了《重修宋史述意》。这是“重视宋朝而重修宋史”之议在近代学界的较早发端，但由于刘咸炘所提出的理由颇为别致，逸出今人熟悉的常理，所以他的言论为当时主流学界所忽视，之后宋代研究受民国学界重视，也算不上是与他同一频道的延续讨论。究其原因，刘咸炘之后，几乎没有史家以他那样的方式去想问题了。刘咸炘主要依据所谓“观风察势”的方法：

以时风言之，今日宜修宋史，何也？史识在观风察势，风势万端，综贯以求，由繁至简，达于最高之原则，则见民风无过一张一弛之迭代，一切世事皆由此生，此即循环之大律，《易》之所谓“一阖一辟”者也。

我们现在主张历史研究要有现实关怀，一般是指历史上某一件事能使人们获得教训，或者能提供某种规律性认识以指导未来。但刘咸炘与此不同。他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角度，作史的意义在于策略性地提倡一种“风”，这种“风”应当呈现于所作之史，而和现时代流行的“风”相对，反向操作，从而呼应风气一张一弛的迭代，以医治现实的弊病。他提出重修宋史，是因为宋代的“风”刚好与当时的“风”相反：

自乾、嘉以来，士崇考据、词章而行谊不如前人，故章先生（指章学诚）慨宋学之不讲。近日美风弥漫，人崇功利……其弊大著，已有人主张复宋学也。故在章、邵之时，修宋史，表宋风，正如太史公之作百三十篇，表狂狷，预见西汉末之柔弊。今日而修宋史，则如范蔚宗之修《后汉书》，表狂狷，以药当时之柔弊也。

他认为，乾嘉时期汉学当道，产生了很多弊病，针对于此，章学诚、邵晋涵试修宋史；降至近日，美风弥漫，崇尚功利，同样也产生了很多弊病，治史学也就要针对此风反其道而行之，“修宋史，表宋风”。

这段引文把“修宋史”类比为《史记》和《后汉书》之修，这就涉及刘咸炘对司马迁和范晔在各自的时代修撰《史记》和《后汉书》宗旨的理解。实际上，刘咸炘曾经就《史记》《汉书》《后汉书》这前三部正史的修撰，提出过一个史学史发展的模式，他就是在这个一贯的认识框架之下，提出重修宋史的主张。刘咸炘的问题意识来自一个为人所熟知的现象：“古之良史，罔不相承，亦罔不相诋”。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曾说《史记》有三失：“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而范晔在《后汉书·班彪传》引用这段批评之后，又跟着批评《汉书》：“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班固诋司马迁，范晔又诋班固，这些批评是缘于个人识见的差异，还是有内在连贯性呢？

刘咸炘认为，这不是史家喜谤前人，可以把这些批评整合为一个解释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对前作进行纠偏，是史学史以钟摆运动演进必然出现的一个现象。史著和时代风气密切相关，时代风气有二种：“儒流为乡原，道可容狂狷，狂狷刚而乡原柔，政张则人柔，政驰则人刚，柔则静，刚则动”。《史记》《汉书》分别属于上述两种风气，《史记》全书议论多属于“道家、狂狷、刚、政驰、动”一侧，而《汉书》则属于“儒家、乡原、柔、政张、静”一侧。史家写作，一是在记述过去的历史，二是为了矫正当时的歪风。《史记》要矫正什么呢？秦汉之际的风气属于“刚”，到汉武帝时崇伪儒，乡原进而狂狷衰，开始转向“柔”。有鉴于此，司马迁学本道家，厌恶俗儒，记述游侠，赞扬汲黯，贬斥公孙弘，把卫青、霍去病写进《佞幸列传》，刺讥拘谨，崇尚奇激。仿佛被司马迁预言到了似的，西汉最终还是亡于“柔谨之俗”。《汉书》要矫正什么呢？光武中兴后，清扫了王莽时的伪儒之气，士风转而尚节气，走上狂狷偏激一路。于是班固站在儒家立场，在《杨胡朱梅云传》中反思狂狷奇行的过失，在《王贡两龚鲍传》中“辨王、贡诸人之清名而折出处之中，惜龚、鲍之取祸”。仿佛也被班固预言到了似的，东汉最后还是亡于“刚激之俗”。

因此，班固批评司马迁，不是个人私见，是因为他们处于风气相反的时代，同样的道理，范晔批评班固，也不是个人喜好，而是他们两人所处的时代风格相反，由此针对各自时代创作的《汉书》和《后汉书》，就处于史学风格的两端：“班氏当士习矫激之时，故折狂狷以中行，每裁矫抗之过；范氏当士习骩靡之际，故颇取狂狷”。班固的时代，士风矫激，故《汉书》反思狂狷奇行，提倡中行；范晔的时代，士习骩靡，因此《后汉书》表彰狂狷。两人都出于自己的立场和爱憎对史实进行剪裁编排，《汉书》如前述，《后汉书》中像李固、陈蕃、范滂、孔融诸人，因为符合当时应当提倡的“风”，《后汉书》“略其疵而称其美”，另如“蔚宗于《樊英》《儒林》《独行》《逸民》诸传叙论虽并述得失，而终许其执义正俗之功，他如《来歙》《耿恭》《卢植》诸传，言及节义皆颇慷慨，即论以言已若是，其叙事之抑扬去取，尤不可胜举也”。

这样，刘咸炘从司马迁、班固、范晔三人接力式相诋这个现象出发，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部史书，置入一个两极对照的意义网络之中，形成否定之否定的演进。《史记》在一侧，《汉书》在另一侧，《后汉书》又摆回到《史记》一侧。其背后的时代根源即在于风气的循环，产生《史记》的汉武帝时代是动中有静、由刚转柔的时代，产生《汉书》的时代则与之风格相反，而产生《后汉书》的魏晋南北朝则再次相反。这个史学史模式的特点是：史著和时代，史学史和历史本身，在两极对照组的动态关系中演进。就历史而言，每一个时代既产生着自己对立面的史著（如“矫激”的东汉出现了《汉书》、“骩靡”的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后汉书》），也孕生着属于自己对立面的后世（西汉产生了《史记》这本著作，也孕生风尚相反的东汉时代）；就史学而言，新出的史学著作既在纠正时代之弊，也在挽救前作的偏失（《汉书》既针对东汉的“刚激”之风，也为纠正《史记》“三失”；《后汉书》既针对魏晋之后的士习骩靡，也为纠正《汉书》的“轻仁义，贱守节”）。时风循环，历史的进程如左右倚，史学的演变是救偏弊，史著和时代轮替前进。

显然，这样一个以钟摆运动嬗变的史学史模式，背后是历史的循环演进观。史学史是历史演变的影子。那么，历史演进的风格又是怎么样的呢？这也是刘咸炘在多处文字中屡屡出现的话题。这里且引《北宋政变考》（此处政变，不是俗语中以军事叛乱等非常手段变换政权的意思，而是指政风变动）为例：

政事出于人才，人才起于风气，故观风气者，读史之要也。风气之总要，阴阳刚柔动静而已。刚动之世，其人热，类墨翟，其治张，必归刑名，其弊为躁争。柔静之世，其人冷，类杨朱，其治驰，必尚黄、老，其弊为疲懦。大道不明，畸偏致害，二者相矫相乘，数千年而不止。

可以看到，刘咸炘同样把历史置入一个两极对照的意义模式，一是“阳、刚、动、张、政缓”，具体表现有“类墨翟、用刑名、躁争”等；一是“阴、柔、静、驰、政急”，具体表现有“类杨朱、用黄老、疲懦”等。比较典型的有：“战国动而汉初静，西汉末静而东汉末动，唐静而五代动，皆彰彰也”。这是大体分，各朝各代往细了说，例如西汉，西汉初是刚的，汉高祖、汉景帝用刑名（汉文帝是例外，高祖轻儒、叔孙通献媚也是柔的一面），汉武帝时起了转折，武帝崇伪儒，元、成之后就盛行柔懦之风，直至士大夫坐视王莽篡汉，西汉算是亡于柔；又如宋，宋初变五代的动为静，宋太祖“以朴救嚣”，“用柔道抑武人”，仁宗时开始转折，英宗后变为动。中国中世纪王朝的灭亡，也被刘咸炘分为两种典型：西汉、唐、元是亡于杨、亡于“柔谨之俗”，是老年人式的灭亡；东汉、宋、明则相反，是亡于墨、亡于“刚激之俗”，是少年人式的灭亡。

明白了这个独特的“风格相矫”历史理论，就容易理解刘咸炘所提重修宋史的理由了。《重修宋史述意》曾经作类比，章、邵修宋史，好比司马迁作《史记》，预见了西汉末的“柔”，而今修宋史，则好比范晔作《后汉书》，要纠正当下的“柔”。之所以作这样的类比，是因为宋代和东汉属于同一风格。范晔生当南朝刘宋之时，不就近修魏晋之书，却远述东汉，其义之所取，在于希望扭转风气（表面是史学风气，背后是士风和时代风气）。刘咸炘甚至把“北宋诸公抗志力行，而士节始立”远远地归功于范晔，说“推溯其原，蔚宗实有中兴开启之功矣”，正是《后汉书》扭转了曹魏以来风气之弊，开启了后世直到宋代的士节高亢之风。同理，刘咸炘提倡重修宋史，也希望取得范晔修《后汉书》的效果，在一个“柔”弊的时代，表彰宋风。刘咸炘提出一系列对“士风”的时代类比：

以行谊言之，则近三百年不如宋、明，以气之张弛言之，则近日之风又似矫前三百年而趋于张，然其张乃枵偾过度之象。又今之政象正如五代。宋承五代，静其躁动，则尚厚重之风，南宋行谊之盛，亦由北宋厚重之风胎之，正如东汉末行谊之盛由东汉初厚重之风胎之也。近三百年既似唐，近十余年既似五代，则后一时必复于宋，非但行谊当兴，即宋初大老厚重之风亦必重见。此二者似相反而实相成也。

以“行谊”论，中国历史上士人“行谊”可赞的有三个时代，分别是东汉、南宋和明，“乾嘉以来，士崇考据、词章而行谊不如前人”，要提倡“行谊”，就应该修《宋史》；以“政象”论，也可以进行时代类比，“唐—五代—宋”分别与“近三百年—近日—未来应该提倡的方向”对照，近三百年和唐朝相似，近十余年来的政象则如五代般“躁动”，五代是“张”过了头，宋初转而“静其躁动”，北宋初的厚重之风，孕生了南宋的行谊之盛。所以，要矫正今天的风气，就要“修宋史，表宋风”。与“士风”关联的还有“学风”：

又自近世学风论之。顺、康以来，反王崇朱，乾、嘉以来，大体虽反宋儒，而学风实承朱派，吾于《近世理学论》详言之。近日欧化美风之行，虽似墨子，实承朱派，若胡适之宗戴东原，其明征也。近有提倡王学者，实是对症之药，虽不为究竟，将来必渐盛，而王派学风则正浙东史学之素质也。所谓浙东史学者，远始南宋之婺学，吕东莱开之，吕氏称中原文献之宗，盖即北宋大老厚重一派之遗，后至黄梨洲，史学始成，而梨洲之学则出于其乡先生王阳明、刘蕺山，兼采南宋朱、吕、叶、陈之学，王派圆通广大之风遂为史学之本，章实斋之态度与其所持原理皆出于此，吾于《先河录》详之也。乾、嘉以来，王学几绝，宋学大衰，天下靡然于考据，其独异者止浙东史学耳……然其绍宋承明，关系明白，隐然为一大宗。今欲复宋学，必并复此学，然后本末俱备，可以光大。故宋史于今当修，而修宋史必用浙东史学，不独为当然之理，亦必然之势也。

此段牵扯颇多，殊不易解，我们权且接受刘咸炘的一些定见，大略理一下他的思路。这段话的核心主张是：要矫正从乾嘉学派到胡适等西化派带来的学风弊病，就应该修宋史，因为从学风看，清学、西学在一侧，宋学在其对立的另一侧，抑彼就要扶此。但往细了说，宋学传统中，仍分“朱熹—戴震（浙西）”和“陆王—浙东”为对立的两脉（这是参考了章学诚的说法），朱派“密狭”，浙东“圆大”。清以来的学风只是表面上反宋，实际上仍以朱学为底色，顺治康熙时期反王崇朱，乾嘉虽反宋儒，学风上仍承朱派（这里是依据章学诚的著名判定：戴震表面反朱熹，实际上承朱熹。近代欧化美风盛行，刘咸炘把它也算到朱学一脉，这乍看很离奇，他提供的“明征”是：胡适主张西化，又推崇戴震，说明西学与“朱熹—戴震（浙西）”之学相通。因此抵制欧风美雨，就应该提倡与朱学相对的王学作为对症之药。在清代主流学风承朱的时候，浙东史学绍宋承明，独守王学，形成“吕东莱—王刘黄—清代浙东史学”一脉学术传统。所以，宋史于今当修，而“修宋史必用浙东史学”，即提倡浙东史学一脉所呈现的宋风。

我们看到，当刘咸炘主张“修宋史，表宋风”时，关于“宋”他用了很多形容词，且是在一个形容词组成的感觉网络中思考宋朝的。故不妨这样概括《重修宋史述意》的别致之处：在刘咸炘这里，“宋”不只是一个朝代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化了的存在。

二、“观风”的语言策略：使用形容词并通过形容词建立联系

循着刘咸炘《重修宋史述意》的论说脉络，我们会发现他的思路和表达在今人看来有很多特异之处，不时逸出常理之外，有些地方似乎逻辑欠通或缺乏论证而不可理解，但全文仍充满了一种我们已经陌生的思路而带来的洞见。此文为何能给我们奇特的感觉？关键也许就在于：刘咸炘对时代和史著的整体特征有一种敏感，并能使用丰富而妥帖的形容词把这种感觉表达出来，然后以形容词的相似或相反关系为中心，建立全文的论证脉络。我们认为这两点是“观风”的史学方法清晰可辨的语言表达特征，揪住此例，循此穷追，可以对“风”论的理论机制做出一些初步的阐释，如抓住风中翻飞的蝴蝶，做成可供研究的标本。

（一）“即事见风”：使用富有动力感的形容词去形容史事的风格

“观风”论断中的很大一部分使用了富有动力感的词汇，如“刚柔、缓急、动静、虚实”。在刘咸炘笔下风的大端有二：治术和士风，治术分“柔缓”和“刚急”，士风分“刚动”和“柔静”。在《流风》里，他以“缓、急、虚、实”四字概括古代学风流变：自隋而上，是“缓急相乘”，“秦急而汉缓之，魏急而晋缓之，黄老、刑名之相乘也”；唐以下，则是“虚实相乘”，“唐初实而中虚之，宋、明虚而有清实之，程、朱实而陆、王虚，考据实而今文虚”。《治史绪论》称：“汉文缓而景、武急，宣急而元、成缓，哀急而光武缓，明急而章缓，曹操急而晋武缓，唐宣宗急而宋祖缓，元世祖缓而明太祖急。”“缓、急、虚、实”之类的词汇很特别，诉诸人们的动力知觉，都是对给人造成方向、速度、节奏和紧张度等“力的式样”或“场的形势”的描绘。可见，之所以叫“风”，实际上是一种动力隐喻。大自然的风在水面、林梢、麦浪上留下力的印迹，历史中的“风”的吹拂，在史事上留下力的印迹。

我们暂且不考虑古汉语丰富的词性变化，把这些针对感觉的陈述、富有动力特征的词汇概归为形容词类。使用这些形容词，针对的不再是史事本身，而是史事的风格层面。正如刘咸炘所说，事无不有风，一事有一事之风，史学研究要“即事见风，即实求虚”，也就是说，典型的“观风”论是“进一步”的观察：由事“进一步”到其背后的风，正如文辞“进一步”是风格、书画“进一步”是“气韵生动”、客观事物“进一步”是“物物有一种生意”，历史“进一步”是风势、史著“进一步”是史意。以事为主位对象，可以说是以名词为中心，以术语概念去建构某些判断、陈述，而“即事见风”，以风为主位对象，从语言策略上就表现为：由名词“进一步”到形容词。明清易代之后，王学衰落，官方提倡程朱，民间则兴起朴学，对于这一“事”，刘咸炘描绘为“通广之风衰而谨严之风存”。我们今天的论文通常写“儒家主张什么，道家主张什么”，刘咸炘则说“儒家虽方迂，又有谨守之习；道家虽圆柔，又有洞达之风也”。我们现在研究学术思想，写“某朝某人有什么观点”，研究学术思想“史”，则写“某人某个观点比前人有哪些变化”，而刘咸炘谈儒学史这样写：南朝是“能深不能大，亦不免拘、杂”；中唐至北宋“枵弥甚”，毛病在“夸”；宋朝周、程诸儒，“得儒之严而失儒之大”，是“褊儒”；明儒承宋益“精”，又能矫宋而趋于“通广”，然失之“枵夸”。我们现在通常关注某类知识线索在逻辑上的推衍变化、某个基本问题的接力式探讨是如何形成了思想“史”，而在刘咸炘那里，是相似或相反的形容词之间的对照形成了“史”，是谓“流风”。

（二）“风兼众事”：通过形容词的相对关系在事与事之间建立“同构联觉”的联系

现代史学以求得人类社会赓续活动的因果关系为目标，构成因果关系的两事之间一般需要“实质性的接触”。科学一度信奉“自然界无跳跃”，“科学的史学”也受此理念影响，如果史事之间还有空隙存在，“力”就无法传递，历史解释也就还没有臻于完美。而“风的吹掠”这样的比喻，揭示出事与事之间有着多种非接触性的联系，从而覆盖到现代历史思维所不可及之域——这也是以往对“观风”之法最常见的赞许。但是以往的研究似乎没有细究，“观风”之法何以能做到这一点？而抓住“风”论的语言策略，至少可以揭示部分秘密。当关注史事“进一步”到关注史事的风格层面，并用一些形容词去形容它的时候，发生连接的就不是在事实层面，而在史事的风格层面，两者的关联就是：它们可以用到同一类形容词（含相似和相反）。也就是说，因果解释的推论语言一般表现为“动作性句法”，“用语言所表述的因果关系原型意象是这样的：一个人自愿地作用于一个实体，并直接导致一个预期的位置或状态的改变”，施事与受事通过动词发生“实质性接触”，正所谓“所有的真实都必须在句子中表达，因为它们都是力的转移”。而“风”论中，此事与彼事因为用上了同类形容词而“隔空”呼应。刘咸炘讲：“风之大者兼众事，如治术之缓急，士气质刚柔是也。”

所谓“兼众事”，也就是跨界，“风”的影响是跨界的。如何呈现“风”的跨界性影响？秘密就在“缓、急、刚、柔”这类富有动感的词汇上。用以形容“风（意）”的那些词汇具有跨界性，如刚与柔、快与慢、轻与重、出与入、虚与实，等等。这些词在客观一端，可以形容不同类属的事物，而在主观一端，则归一于人的感觉。我们可以说水、棉花、江南的山、春天的风、某首歌、某幅画、某人的手、某大臣的行事风格、某哲人的思想学说、某本书乃至某个时代都是“柔”的，这些东西不同类，但给予人们类似的“力的感觉”，引起相对应的情感反应，于是这些东西能越过类属的边界而相互认同，建立某种“同构联觉”的关系。

刘咸炘认为“一风皆牵涉各端”，政治、经济、士人的行事交游和文学好尚，都在风格层次上相互呼应。他特别重视稗史杂记，认为这类文献记载士习民风，比僵化的正史更能“观一时风俗”。这里引一例，如他评论吴处厚《青箱杂记》：

太祖所用范质、王溥，乃冯道、和凝诸人之传衣钵者……此诸人沿唐人之习，大抵以柔厚保位。吴处厚《青箱杂记》最能表其风气。其书颇辨道之非依阿。又处厚论心相三十六善，相人取丰肥有福，论文尚朝廷台阁之文，温润丰缛，正谓官样与富贵气者，皆此一派之传也。……又言于诗爱白乐天，又爱冯瀛王。此足见北宋初诗之多宗白及《击壤》一派所由起之故。

把“相人取丰肥有福”“论文尚台阁之文”“诗爱白居易”“又爱冯道”归到一起，视为同一种“风”，其通贯之处何在？如果我们拿因果关系来黏合它，显然黏性不够。敏感的、“知史意、具史识”的史家，能够感悟出这四者在动力感上的一致。刘咸炘还说：

（宋）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士大夫论治则主旧章，论人则循资格，观人则主禄命，貌以丰肥为福，行以宽厚为尚，言以平易为长，文以缛丽为美，修重厚笃谨之行而贱振奇跅驰之才，乃至论文主馆阁体，论诗则主白居易……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例子。坦率地说，现代史学思维牢笼之下很难发现这样的现象。“貌以丰肥为福”“论诗则主白居易”之间即便有一定概率，强度也没到因果关系的阈值之上，喝上一句：“拿证据来！”就能窒闭这类观察。然而正是在这些地方，“观风察势”的洞见延伸到因果思维的未及之处。

这里我们引入一个类比以说明何以“貌以丰肥为福”“论诗则主白居易”这类现象的并列，构成了一种中国传统思维下的历史理解模式，可以说它遵循的是“同时性原则”而非“因果性原则”。中国古诗中有一种常见句式，即平列意象，如“枯藤／老树／昏鸦”“月落／乌啼／霜满天”“危樯／独夜／舟”“铁马／秋风／大散关”等，不胜枚举，这是中国古诗中因为超脱现代语法而“最伤欧美译者脑筋”的句式。两个或多个意象并置，没有更多的说明，就能让人感觉到画面上的对比和张力。这类古诗“不作单线（因果式）的追寻”，而是“多线发展全面网取”，让各种事象在读者眼前涌现和演出。钱锺书曾经精彩地用“出位之思”解释了各门艺术形式（典型如诗与画）和意象之间存在相互认同的质素，能引发“感觉挪移”。如“枯藤／老树／昏鸦”“浮云／游子意”能出现在一个句子中，一景复一景，相互之间并不直接作用，不构成一物引起一物的因果关联，甚至也不构成其他任何实质性的关系（把这两句解读成“老树上有昏鸦”“浮云就像游子意”，都是一种现代人的介入说明，破坏诗意），而在于“枯藤／老树／昏鸦”之间、“浮云／游子意”之间是同构的，背后存在着相互认同的质素，提供了相似的美感状态，于是可以各自“出位”。“丰肥之人／重厚之行／白居易／馆阁体”等之所以可以并置，形成同一种“风”，即在于它们之间也存在跨界的相互认同的质素。史家珍贵的才能，就是在不同的领域感受到类似的“活力”“运动”“平衡”“势能”“气韵”等，从而发现政事、风俗、人才之同频的“变迁升降”和相通的风格意味，并用丰富的形容词妥帖地将这种感觉及其挪移表达出来。

我们知道，在因果论的历史解释中会产生“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什么”之类的隐喻，在这个模式中，“历史动力”需通过“实质性接触”转移传递，其相对应的典型语法结构是“施动者（名词）＋动词＋动作对象”。如果在“风”论的历史解释模式中提出“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什么”这类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回答，是对立形容词之间动力强度的差异构成势差，从而形成历史演进的势能。如《史记》的“刚”转到《汉书》的“柔”，如明朝的“虚”变为清朝的“实”，刚和柔之间、虚与实之间“相矫相乘”产生的“历史势能”是历史和史学演进的原因。就像笔者个人颇喜欢的王维诗句“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落／来”“白／青”之间的宏大对照产生的势能，表现出广阔无垠的天地江湖中大自然的壮美力量，如果我们模仿着说“秦急而汉缓，明虚复清实”，可以说这简洁的一句话所描摹的风势中也蕴涵了历史演进的巨大力量。

三、古今之变：名词兴起和形容词消颓

刘咸炘主张重修宋史，一定程度上针对当道称尊的以胡适为代表的欧化新派。在今人看来，不赞成胡适，自该从逻辑上批驳胡适的观点，刘咸炘取径却不止于此，他要提倡与胡适相反的某种“风”。胡适承朱、宗戴、崇美，刘咸炘则提倡“浙东学派”的“圆大之风”，并用之重修宋史——略显错位的是，这种思路是讲求科学方法的胡适所不理解的，也不会理会的。

刘咸炘文字中多处以胡适为假想敌，而掌握学术资源的胡适不曾理会这个偏居蜀中的陋儒。但他们观点的对比仍很有意义。下面我们通过观察他们在某一论题上截然相反的态度，用一次事实上不曾出现的论战，来看看两人身上所呈现的古今中西之别。

刘咸炘《重修宋史述意》内文论述理由部分，是从郭嵩焘的一个论断起头的：“西汉人好利，东汉人好名，唐人好利，宋人好名，元人好利，明人好名，近人好利”，我们姑且称此为历史演进的“名利交替”论。此论中的“名／利”两分，与刘咸炘对历史的两分“杨／墨”“刚／柔”“动／静”等密合，称得上洽其意而得其心。所以刘咸炘多次盛赞郭嵩焘“甚确而得要”。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数年后胡适也曾注意到“名利交替”论，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1936年，胡适的弟子和助手罗尔纲发表《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引郭嵩焘这个说法为据，激起胡适猛烈批评：“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人是旧式文人……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判断……名利之求，何代无之……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胡适为弟子一篇报章小文反应如此“冲动”、过激，大概是因为“名利交替”论所体现的思维方法，正是他最鄙夷的中国传统思维的“基本谬误”。他数年来花大气力革除改变之，身边人竟然还是受此种思维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不能不让他失望。

对“名利交替”论截然相反的态度，说明胡适和刘咸炘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不想拘泥于“好利／好名”这类组词算何种词类（胡、刘的思路其实在这里就开始有了分岔：胡适的意思是把它们作为名词处理的话概念不清，而在刘咸炘看来它们的背后就是“实／虚”“柔／刚”等形容词），胡适就此所批的旧式文人“太笼统、太随意”的毛病，可以移施“观风察势”论对形容词的使用。

首先是太笼统，即风格的划分太笼统。例如刘咸炘把所有的时代都分成“缓急虚实”，那只能是一个初步的模式，是粗线条的划分。

其次就是太随意，第一是风格的判定太随意。所谓“因事见风”，判定某时代某事物的气质风格是虚是实、是静是动，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体悟，甚至在刘咸炘自己的论著中也常常前后龃龉。究其原因有二：（1）概观和深入辨析而产生的不同。如汉武帝时代，概看是“刚动”的时代，但是深入地看，汉武帝用公孙弘这件事，就是“柔静”，而且这件事开启了西汉末的柔懦之风，西汉就亡在这一“风”上；又如东汉末年，人尚品行气节，整体上看是“刚”、是“峻”，但往细处说，像此时出产人才的枢纽之地汝、颍，就有“汝南尚气节，颍川为器量”的区别，“一峻一宽，刚柔判矣”。（2）不同视角看到事物的不同面。如清代汉学，就其朴实严谨的治学风格而言，当然是“实”学，但就其无裨于世用而言，也可以说它是“虚”；又如一般静与柔是同类、动与刚是同类，但“山”却是“静而反刚”，“水”是“动而反柔”。这种情况导致刘咸炘《两纪》一文罗列各种相对的属性时，竟然有前后相反（刘咸炘自己说是“倒互”）的情形出现。一个学者平生最重要的文章，短短几页间就出现字面矛盾，无论如何都是令人吃惊的。

第二是风格的跨界联系太随意。这类跨界联系基于联觉对应关系，是以形容词的相似或相反关系建立起来的。具体到某个联系是相似还是相反，有时候都说得通。例如刘咸炘说治术和士风的跨界关系：“治缓养成柔风，亦能容之使刚。治急激起刚风，亦能迫之使柔”。治术的柔缓和刚急并不注定带来士风的柔静和刚动，历史的复杂性本来如此（以笔者的理解举一例解释一下刘咸炘这句话，汉武帝的执政风格可谓治急，那么这个时代出现了司马迁，就是“治急激起刚风”，而同一时代也出现了公孙弘，就是“亦能迫之使柔”。西汉之所以亡于“柔”，是因为面对王莽，公孙弘那一类的人太多了，病因肇端于汉武帝时代），但这种两可的表达，导致理论缺乏可证伪性，说了等于没说。另有某些跨界的相似太过突兀，刘咸炘论“士风”时便常有这种情况，如他说“常州临水，故经师亦摇荡其情衷”，且不说常州学派论学风格是否“摇荡其情衷”，这和常州临水又能有什么关系？要说临水，浙东岂不也是多水临水，那浙东学派为何又不曾“摇荡其情衷”？这样的论说，要主张“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胡适来看，怕是会嗤之以鼻的。

以上几点，是以胡适之矛攻刘咸炘之盾。以我们今天经过了新史学洗礼的一般史学立场和史学纪律来看，胡适就“名利交替”论所批评的旧式文人含糊笼统随意比附的毛病，刘咸炘皆不能免。不过，如果我们从胡刘两人的不同思路中抽身出来，以古今之异这个更具包涵性的视角旁观其变化，可以看到，胡适代表了现代对待学术的态度：把事物客观化、对象化，取一“研究之态度”，追求“清楚明白”“可依赖、靠得住”的知识，击退感觉、驱逐感性，以思代感，标举知识的客观、超然、非个人的特征。而刘咸炘的存在则提醒我们，“旧式文人”的思维方式、心性工具结构和语言策略都与今天有所不同。像刘咸炘这样的学者，有一个今天一般人望尘莫及的技能：掌握了丰富的形容词，并在著作中频繁而妥帖地使用。这一语言技能背后是，“旧式文人”的感觉意识如视、闻、触、听，比今人更发达，且得到了更好的运用。“形容词的消颓”表明，中国传统史学走向现代，是“创造性转化”的同时也是一个“消耗性转换”。

我们当然不是说现代史学研究用不着形容词了。任何时代都拥有一些颖悟的学者，对文辞有着全方位的掌控能力。我们只是说，就一般资质的学者而言，已经没有一种文化氛围使他们获得“卓越地运用形容词”这样的制度性能力，或许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些能力如“使用名词”，即围绕术语概念建构理论的能力（更突出的是“使用数目词”的能力），这才是现代学术体制更加看重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形容词不再具有中心地位，不再占据学者认知的主位对象，其意义常常止于使用了它的那个具体的句子中，绝少出现整篇论文依靠一组形容词的相互关系去建立论说架构的情形；替代这个地位的是名词，学术活动的重心从“找到一个妥帖的形容词来陈述感觉”变为“找到一个核心概念来建构理论大厦”。今天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对话是以“术语和概念”为核心展开的，形容词较难进入论文标题下的“关键词”和专著尾部附录的“主题索引”，名词以及描绘名词之间“力的传递”的动词，才具有方法论意义。

有必要说明两点。首先，本文用“形容词”是概略的说法，词性毕竟是现代的概念，古汉语的灵活变化会使得拘泥于判定词性的做法显得无趣。非要用更精确的说法，可以用“具有审美性（aesthetic）的词汇”，使用这些词是审美性的观察而非认知性的，而在更宽泛的情况下，像“好利／好名”这类胡适嘴里“凭感觉乱说”的说法都应当涵盖到我们的观察之下。其次，“运用丰富力感的形容词”也不是全部“观风察势”论的特征，例如“势”和“风”就不同，尽管形容词之间的对比构成“势”能，但很多与“势”有关的论述不是以形容词为中心，刘咸炘就说过势实风虚。不在以上两点纠缠，是应对“风”论“隐而难喻”特征的一个策略，我们不希望一开始就搞得太繁复，锚定一两个特征，即是对“风”的研究的推进。

你在说话时，话也在说你。文辞是学者的思想工具，认识到“屠杀形容词、转以名词为中心”这个工具的更新换代，可以给现有的一些研究带来新思路。如近有学者提出“文辞修养对于现代史学有何意义”这样一个有启发的话题，怎样算得上具有文辞修养呢？“卓越地使用形容词”可以是一个具体标准。又如很多研究把近代新名词的兴起作为新“概念工具”的涌现并进行了充分考察，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其实还可以置于名词地位的整体提升下予以理解。而“名词的兴起”和“形容词的式微”是古今之变相互关联的一体两面，前者为有，后者为无，言有易、言无难，跷跷板的两头应当进行关联考察。再如关于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的讨论，以及“概念史”“观念史”等新的史学路数，也不应该预设“名词中心论”立场，默认名词术语才是思想的容器和“概念工具”，而把流动的形容词摒弃在外。越过古今之变的“重访”，才能真正抵近中国传统史学的本土话语体系。

“屠杀”形容词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它是静悄悄发生的——不像18世纪法国学徒工对猫的屠杀那样有一场仪式，能使后世史家得以窥见心态的古今变异。扎加耶夫斯基在《捍卫形容词》中说：“我们经常被告知要删掉形容词。好的风格，我们听说过的，据说都不需要形容词。名词是坚固的弓，移动的、无处不在的箭一般的动词，有了这两者就够了。但无论如何，一个没有形容词的世界，就如同星期日的外科医院一样悲伤。蓝色的灯光从冰冷的窗口渗出，荧光灯发出安静的咕哝。”这段话对“一个没有形容词的世界”的描绘十分传神，如移用到历史学里，不禁让笔者想起章学诚、刘咸炘对历史学失却“史意”后史文“枯瘠无味”的批评。扎加耶夫斯基称赞形容词“是独立的个人和事物的必不可少的保证人”，或许可以从恢复形容词的名誉开始，呼唤更富有个性和创新性的、更得“史意”和具“史识”的，同时也是更有本土特色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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