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政治地位比肩“总理”，曾在福建任职，如今鲜为人知。

福建百家大院古建博览园一期22栋古建筑，已于国庆期间全面开放。本人向百家大院捐赠的一大批历史匾额，将用于创设国内独具特色的匾额博物馆。

在我收藏的数千片匾额中，每一片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收藏久了，我甚至对它们都有了某种感情。虽然万般不舍，但为了弘扬匾额文化，让百家大院更精彩，我并不吝将部分匾额捐出。

怀着惜别之情，对馆藏匾额一一巡礼。无意间发现一块堆在墙角被冷落许久的匾：【崇祀忠孝】。题匾人彭蕴章，题写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其落款身份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福建全省学政”。

彭蕴章这个名字，今人或鲜有感觉，但它在清代末期极具影响力——彭蕴章是清朝最后一个担任过领班军机大臣的汉人！

在清朝的军政高层人事结构中，军机大臣一般有六至七人，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而领班军机大臣，又称首席军机大臣，是军机大臣中的首领，相当于总理。

如此类比诠释，我们或许才能想象得到，彭蕴章在清末政坛曾是多么逆天的存在——他理应在清代史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但令人困惑的是，坊间历史舆论却鲜少提及彭蕴章这个名字。在此，以前述匾额为媒介，回顾一下彭蕴章的政治高光时刻。

苏州人彭蕴章，是道光十五年的进士，早年就在军机处留值——职务名称为“军机章京”，即军机大臣的文书助手。可见，彭蕴章在政治生涯早期，就已经深谙军机大臣的工作。

道光年间末期，彭蕴章远赴福州任福建全省学政，前述匾额【崇祀忠孝】即题写于其间。大概在道光三十年，彭蕴章离任福建学政。此后他正式步入清朝军政高位。咸丰元年（1851），刚满二十岁的新登基皇帝，任命彭蕴章为军机大臣，正式名称为“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如前所述，同期军机大臣人数多达六七个。早期的彭蕴章，在其中并不起眼，甚至为人沉闷寡言，人称“彭葫芦”。但彭蕴章的沉默，只是着眼于政治低调，而非实力不济。彭蕴章信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果然做到了。

咸丰四年（1854）十月，湘军领袖曾国藩率军攻克被太平军占领的武昌城，消息传到京城，咸丰皇帝喜出望外，传旨重赏湘军，授予曾国藩湖北巡抚之位，赏戴花翎。一时之间，朝野上下莫不对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大加赞赏，尊崇不已，而曾国藩的威望也在水涨船高。

咸丰皇帝

但就在此时，向来寡言少语的彭蕴章，却站出来泼冷水了，他在上朝时挺身而出，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咸丰提意见，大意是：“曾国藩挟湘军之威，一呼万应，虽有利于破太平军，但对朝廷不见得是好事呀！”

咸丰一琢磨有道理，自古以来，没有哪个皇帝不怕大臣军权重、威望高的，尤其是像曾国藩这种自拥军队的。从那以后，咸丰对曾国藩心怀戒备，不断许以他兵部虚职，鼓励他率军征战打太平军，但长期不给他地方实权，以防他坐大，威胁到清廷中央。

也是从这开始，咸丰对彭蕴章刮目相看，处处倚重于他，逐渐视他为心腹大臣。咸丰六年（1856），领班军机大臣文庆病逝，咸丰皇帝第一时间让彭蕴章接替前者之位，晋文渊阁大学士，充上书房总师傅，任首席军机大臣。

耐人寻味的是，研究彭蕴章和曾国藩的履历发现，他们俩在清廷的影响力轨迹，呈此消彼长的关系。

从咸丰六年至咸丰十年，在彭蕴章任领班军机大臣的五年内，曾国藩基本都在领军打仗，要地方实权一概没有。尤其是咸丰七年（1857）彭蕴章推荐何桂清出任两江总督，极大地牵制了曾国藩的影响力。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李秀成部大破江南多城，直逼苏州、常州，身为两江总督的何桂清，竟然惊慌失措到远遁上海去了。而何桂清的无能表现，直接连累到他的推荐人彭蕴章塌房！

何桂清逃离战场，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何桂清被罢免两江总督，后来更被治罪杀头；其次咸丰火速任命曾国藩为新一任两江总督，不久后更是让他统管苏、浙、皖、赣四省军务。曾国藩的影响力达到顶峰；再有，既然彭蕴章推荐何桂清失察，那么咸丰也就不再信任前者了。彭蕴章被第一时间罢免军机大臣之职！

饶是如此，彭蕴章还在向咸丰力陈要制约曾国藩的权力，以防止后者坐大威胁皇权呢。但事到如今，彭蕴章的建议，咸丰不可能再听得进去一丁半点。彭蕴章的历史高光时刻已经过去，只是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皇帝驾崩。在新皇帝同治眼里，彭蕴章已然是过时人物，后者再也不可能重现荣光。一年后，同治元年（1862），彭蕴章也在郁郁寡欢中病故。

实事求是地说，彭蕴章是一个少有建树的首席军机大臣，他的平庸表现，也让满清皇室不再无保留地信任汉人大臣。在彭蕴章之后，清末再无汉人担任过领班军机大臣——哪怕影响力巨大的李鸿章也没有企及这一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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