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广：一家省联社如何以省为单位整体推动微贷业务，改造传统信贷模式？——《微贷革命》之序

导 语

近日，由中国农村金融杂志社学术委员会委员段治龙所著的《微贷革命》一书正式出版。在出版前，作者曾邀CAFI院长贝多广为书作序。贝多广院长在序言中详细阐述了多年来对普惠金融的所思所想，以及湖北省农信联社以省为单位整体推动微贷业务的背景、原因、路径等。

在当前的背景下，从某种程度上说，分析省联社改革成功的原因就是在寻找农信社、乡村金融的生存之道。在本篇序言，您或许可以找到部分“参考答案”；在即将举办的“2024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暨人大老博士论坛”的“乡村金融：徘徊在十字路口”主题论坛上，或许您可以听到更多有建设性的意见。

欢迎您通读全文，并扫描文末的二维码报名参会，共同交流，让更多的乡村金融机构尽快摆脱“徘徊”的境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一

农村金融杂志社的段治龙先生给我派活，请我为他所著《微贷革命》一书做序，于是引发出我的回忆和感受。从十多年前第一次听说微型信贷时的好奇和懵懂，到全身投入普惠金融研究后对微贷的认同和倡导，以至到今天读完《微贷革命》之后充满自信的拍案叫好。

我接触微贷大概在 2008-2009年之间，由于在上海筹建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有机会去各地考察一些潜在的投资对象。当时有两个项目令人印象深刻，尤其对于我这个金融科班出身的从业人员可能是洗脑般的冲击。

一个项目是四川南充的美兴小贷，它是一家外资公司，专门从事针对个体工商户和农民的小额信贷业务。我去走访了美兴的贷款客户，有水果摊主、卖服装的女老板，还有大学刚毕业的青年创业者。当时这些人很难从正规的银行获得贷款，小贷公司给他们（她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我开始意识到金融并不一定都像投行那样高大上，好的金融可以帮到社会的基层，使经济细胞产生活力。

另外一个项目是在深圳，一家刚获得批准试点从事消费信贷业务的外资公司，捷信。当时的所见所闻完全打破我的陈见，捷信的服务对象居然是工厂的打工仔，服务方式是为工人购买手机时提供分期付款式的消费贷款。当时国内的信用卡业务还是相当保守的，中金公司的一些员工都申请不到信用卡，捷信怎么能够给蓝领工人提供信贷服务？它们的风控是如何实现的？当时微贷凤毛麟角，在我们国家处于尝试阶段，这样的考察对于我无疑产生巨大的脑力震荡。当然，由此也引导我开始注意微贷领域，甚至最后投身于与此相关的普惠金融研究。

那些年里，人们所说的小贷公司多数是指所谓生产性的贷款，做小贷的人还不屑于与消费信贷为伍，很多人也没有把为低收入人士服务的消费信贷视作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今天很多银行已经把普惠金融业务与零售金融业务融合在一起，只要是对这批人服务的金融无论是生产性的还是消费性的都放在了一起，这个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大进步。

二

大概在 2013年，人民大学财金学院的罗煜老师找我为他所译的《微型金融经济学》写一篇导言，我欣然应允，原因是我恰好想利用这个机会更多了解这一领域的学术背景。微型金融既是一种经济理念，也是一种社会思想。作为经济理念，微型金融在那些传统商业蹒跚不前的地方扩大了金融市场的规模。作为社会思想，微型金融服务于那些被经济增长所抛弃的人群，特别是难以获得银行服务的小商贩、小企业主。国际上微型金融的许多客户都是女性，多数未曾与银行打过交道。微型金融有别于微型信贷，也优于后者，因为微型金融一词抓住了朝着提供更广泛金融的服务迈进的趋势，包括储蓄服务和保险。在实践上，微型金融已经不仅局限于微贷，更由于数字技术的推广，以手机支付为代表的微型支付开始在普罗大众层面普及，成为之后普惠金融瞬间爆发的基础条件。

实际上这本书对我的更大启发在于，我开始怀疑当今的金融业是否真正给社会提供价值，至少引发我深思社会最稀缺的金融服务在哪里。当时我从事的高端投资银行工作，尽管庄重大气，但实际上已经陷入供应过剩的困境；另一方面，社会经济中广大中小微企业和弱势人群最需要金融的服务，但却求告无门。金融服务结构上的失衡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掣肘。经过对自身的价值重新反思。我最终做出了一个改变人生轨迹的抉择，即改变职业轨道，从高端金融俯身到更接地气的草根金融，下半生投身于普惠金融事业。于是，回到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创建了小微金融研究中心（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的前身），从此步入这一片蓝海而义无反顾。

三

普惠金融的概念更晚传入中国，其含义更为广阔，更为深远。各种机构都试图为普惠金融下某种定义。我的简明扼要的定义是，为中小微弱服务的金融活动都是普惠金融，它包括支付、信贷、储蓄、保险、理财和投资等几乎金融的所有方面。从本质上说，所有金融机构都在树立包容性原则，不排斥各种类型客户特别是中小微弱企业和人群，它并不局限于金融机构的某一部门。当然，在整个普惠金融范畴中，微型金融是主要的载体，微型信贷是基本的渠道。在我国，银行信贷是国家金融的主要形式，微型信贷具有强大的存在价值。从实践的演进发展观察，格莱珉模式的引入，特别是IPC技术的推广，微贷以一种运动或实践的方式在国内中小银行中滋生和成长。这个过程大概已有将近20年的时间，有些已经落地生根，有些仍在发酵。人们谈论比较成功的案例主要是浙江的台州银行、泰隆银行和江苏的常熟农商行。在这几家银行发生的微贷业务，可以称之为微贷业务运动或微贷业务试验和推广，但不太可能叫微贷革命。因为它们只是单一中小银行，当地的环境就是以小微客户为主，它们要决定做微贷业务，尽管也有诸多挑战和艰辛，但不需要以洗心革面的态度去启动和推动，它更像是自身基因具备某种天然的契合，更像是原有业务的升级和拓展。就像水到渠成一样，各种微贷、微支付甚至微理财的涓涓细流汇成了普惠金融的汩汩之渠。

四

《微贷革命》一书用了“革命”这个大词，是因为湖北省农信联社以省为单位整体推动微贷业务，进而改造传统的信贷模式，这在全国开创了一个先河。湖北省农信联社是全省系统的整体转型，而不是法人机构的单体转型。它需要整个系统的伤筋动骨和脱胎换骨，它会经历椎心的痛苦和耐心的煎熬。原因很简单，覆盖整个湖北省的农商行或农信社系统，事实上承担了全省县域范围的所有客户，其中它们习惯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各级政府和与政府相关的国企。当没有微贷理念和技术时，整个系统的外部没有小微企业生态，内部没有为小微企业服务的动力。当然，系统内如果发生个别农商行探索微贷业务，比如学习常熟农商行模式，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也发生了。但是，这与整个省联社系统全面开展微贷业务是完全不同层次的战略选择。《微贷革命》所呈现的全系统的变革或者叫革命真的令人震憾，其勇气与毅力令人赞叹。

阅毕《微贷革命》，心潮起伏，还是被省联社壮士断腕的魄力和勇气所叹服。归纳起来，我觉得湖北省联社之所以在这场微贷革命中能够获胜，主要他们想明白了以下几点：

第一，想清楚了“我到底是谁”这个原始命题。

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历史，无论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一直处于“换婆婆”的过程中。在上一轮的农信社改革之后，“咱老百姓自家的银行”逐步变成了“咱老板自家的银行”。由此导致许多机构面临大面积退出乡镇市场和大量的基础客户流失的问题，进而动摇了农信社以及改制后的农商银行赖以生存的根基。从 2012 年开始，湖北省农信联社系统500万元以下小额贷款占比，平均每年下降2.5个百分点，到2016年末降至31.92%， 四年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并呈现加速下降趋势。由此，导致大额贷款高度集中，进而集中出现一系列问题。

这种在学术上称之为“使命漂移”的现象及后果，令湖北省农信社领导痛定思痛，严肃反醒农信社到底是谁以及农信社主要为谁服务。实际上答案是清晰明白的，对于农村中小银行来说，宗旨就是为三农服务，而且在涉农信贷中就是要重点服务小微客群，进而用这种方式，对社会履行承诺，担当责任，形成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责任路径。

荆州农商银行引入了德国IPC技术，主要开展经营微贷试点；咸宁农商银行引入了打分卡技术，主要开展消费微贷。从村银共建到金融村官，再到整村授信，这是一个从基础设施到执行主体，再到主营业务层层构建的金融服务体系。这既全面深入体现了农村中小银行的职责，也真正构筑起应对大行下沉竞争的护城河。

实践证明，微贷业务虽微小但不渺小。这个显著变化的标志之一就是零售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例超过50%，湖北省联社自己总结到，微贷革命最大的受益者是“两个人”，“一个人”是广大的老百姓，“另一个人”是广大干部员工。用老百姓的大白话说，“信用社又回来了”。用一位基层老信贷员的说法是，“微贷革命救了农村信用社”。

第二，想清楚了为什么联社干部频频出险的制度性原因。

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农信系统中，25个省级联社有19个出问题，至少49名省级联社高管接受审查调查。当出现少数腐败时，我们可以追究道德原因，当出现普遍腐败时，就有必要检查制度原因。湖北农信人面对严苛现实，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抓大放小”的信贷模式，既偏离了农信社本应有的支农支小市场定位，又成为高管腐败的温床。实际上，做大贷款大项目，既是舒适区，也是高危区。业务风险的背后，往往是人的风险。大业务是具有少数性、精英性等特征的业务。人往往都是嫌贫爱富的，特别是县域圈子里，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加之山高皇帝远，就容易给少数高管寻租留下空间。对于大业务、大客户，必然是“大员”上阵，不仅董事长、行长亲临一线营销，而且还要“点头”，权力审贷意味很浓。由此，贷款投放失去了流程制约、岗位制衡，放大了董事长、行长的职业风险。

革命就是真正从制度上釜底抽薪。湖北农信的微贷革命之所以动人心魄，就在于他们有勇气给自身开刀，革了高管们忘记初心、偏离主业的命；革了高管们以贷谋私、利益输送的命。微贷革命就是要消除“做坏事的空间”，就是“剥夺省市县高管的权力”。微贷业务本身就是一种合规，微贷革命也成为了“资产与干部的保护伞”。可喜的是，湖北农信系统没有因为微贷业务而有干部被抓。微贷业务替换大贷款的腾笼换鸟脱胎换骨，使农商银行成为大众的“代言人”，而不是大款的“代言人”。

微贷革命与其说是湖北农信全系统的业务再造，不如说是从心底深处、从灵魂高度的自我觉醒后的不忘初心和回归本源。

第三，想清楚了让这场革命实现成功目标的路径。

目标确定之后，就要选择实现成功的路径。湖北足够智慧的是他们把全球最成功的信用合作社范例作为学习榜样，到信用合作事业的发源地去取经。德国储蓄银行集团共有433家法人行，1.5万个网点，持续深耕中小客户市场，全国中小企业中有68%与其有业务合作，其贷款市场份额一直保持在50%以上。这样的成功范例给了湖北农信系统重回信用本源的极大信心。

与一般人们的认识不同，小微客户相比更大的客户，实际上更加踏实可靠。小微客户规模虽小，但盈利能力并不小，资产回报相对比较高。三五万甚至三五千元本钱，就能养活一大家人。细算下来，资产收益率比任何上市公司都强，更是让坐拥数万亿资产，年回报率不足1%的一些大企业汗颜。这些小微企业的进销定价完全市场化，无论原料，还是人工成本的上涨，都能自我消化，远比靠国家帮助转移成本的垄断企业厉害。有人经常以小微企业生命周期只有两年半左右作为证明小微企业风险大的依据，但是这个依据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小企业经营一段时间后需要改造升级，由于变更工商登记手续麻烦，大部分就重新注册新公司，导致了原企业的假死现象。

国外的中小银行都有一个特点，即擅长为某一特定领域的客户服务，他们特别了解某一特定领域的行业特征、市场前景、周期波动和风险特点，他们从不进入陌生的领域，由此成就出一个个小而美的特色银行。湖北农信系统根据自身特点，确定了主要集中贷款投向的领域。

业务模式确定之后，人就是关键因素。微贷革命的主力军是微贷团队，要保持这支团队的活力，除了绩效考核、文化激励等方式之外，湖北农信系统努力找到认同微贷价值、愿意付出辛苦的“对的人”。其主要的抓手是两个，一是原有团队的内部循环，通过岗位轮换最大化实现微贷普及；二是招聘新的员工，不断地输入新生力量。

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到，微贷不是少数部门的微贷，而是全行的微贷和全员的微贷。让全员参与微贷。“不能天天想着重新招考人来搞微贷，让老同志觉得没用，那就是一批人在做事，一批人在玩，那不行”。既然微贷是个好东西，那么，少部分人受益不是目的，多数人受益才是目的。

归纳起来，湖北农信微贷革命成功的经验是四条，一是定位坚守，二是全员参与，三是系统推进，四是技术进化。这一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充分利用本地特点，“土洋结合” ，不搞教条主义，重在各种资源的有效融合。

五

本书作者将湖北农信微贷革命成功的核心精髓概括为两个词：1、 以小带大；2、以大带小。所谓“以小带大”就是以小微贷带动大零售； “以大带小”，就是以省级联社大平台带领各家农商银行小法人的转型。对于农村信用社、农商银行来说，零售业务具有压舱石的功能，也可以说是生命线工程，从这一意义上说，湖北农信的微贷革命是为全国同行提供了一个零售转型的湖北样本，它向全国农信行业呈现了“农商银行就代表微贷、微贷就代表农商银行”的品牌形象。

湖北省联社六年的微贷革命，将微贷业务逐步从备胎变为主业，微贷管理体制也发展成为了湖北省农信联社系统这棵大树的主干部分。2021 年进一步提出，“微贷净增占比不低于贷款净增120%，到 2023 年末，微贷占比达到50%”，员工人均收入比6年前增加了60%以上。

需要指出的是，农信（农商）体系已经深度融入到当地的社会治理当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用湖北一位地方政府的领导话说：“农业农村农民离不开农商银行，农商银行是我管农业的一根拐杖！” 。由此可见，农商银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社会组织、政治组织，这就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倡导的具有双重目标的社区银行模式。作为具有双重目标的农村中小银行，体现在一方面通过特色经营实现自身商业可持续的财务目标；另一方面，通过落实国家政策来促进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社会目标。

微贷革命之所以有所成果，核心的问题其实不仅仅发生在微贷业务本身，还有隐藏在微贷业务背后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和科技建设的根本变革。《微贷革命》一书对此进行了工作手册式的展示，读者可以一一检索以应之需。

贝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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