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发生了什么？让日本在朝鲜"装"不下去，决心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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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利用“独立属国”问题挑起战端的计划暂时未被批准，于是便转而就“改革内政”问题对朝鲜政府进行威逼。

先是在1894年6月28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单独迫使朝鲜政府“改革内政”。当天，陆奥宗光一面向大鸟发出电训，令其暂时放下“属国”案，立即提出内政改革问题；一面命外务省政务局长栗野慎一郎携训令赴汉城，传达阁议通过的政府方针。

此训令在大谈“邻邦情谊”和“帝国自卫之道”后，又列出应向朝鲜政府提出的七项“改革”建议：

一、明官司之职守，矫正地方官吏之情弊。
二、注重外国交际事宜，职守择得其人。
三、使审判公正。
四、使会计出纳严正。
五、改良兵制及设立警察之制。
六、改革币制。
七、谍交通便利。

从表面上看，这些建议似乎并无不合理之处，但醉翁之意不在酒，日本政府只不过想借此挑起衅端罢了。

1、改革内政的“祸心”

7月3日，栗野慎一郎尚未到达汉城，大鸟圭介已经急不可待了。是日，大鸟亲至外务衙门访问督办赵秉稷，向朝鲜政府提交其改革意见书。

在提交改革意见书的同时，大鸟还要求朝鲜国王委派所信任之大臣数名为委员，与之共同商讨细目及实行方案。两天后，栗野慎一郎来到汉城，向大鸟传达外务大臣的训令。大鸟细阅陆奥宗光的机密训令，与7月3日送致外务衙门督办的改革意见书，虽有一定出入，但根本上尚无大的差异。且改革意见书业已送出，无法收回，只好等以后再补充了。

当7月3日大鸟向赵秉稷送致改革意见书时，赵提出应须撤兵后再议改革，大鸟则力称改革内政与撤兵无关，表示“非革政不已”，4日，大鸟又派杉村濬催逼朝鲜政府派员议改革事，并限定于5日下午答复。5日，朝鲜政府派员至日本公使馆，请示展限两天。

大鸟的高压手段，引起朝鲜诸大臣的强烈不满。总理外务大臣金宏集即对大鸟此举持反对态度。到7日，朝鲜政府仍犹豫不决，难作答复。

大鸟照会朝鲜外务衙门督办，诘问为何至期不复，并限定8日午前作出答复。

朝鲜国王事急无奈，于7日晚遣赵秉稷往见大鸟，告其根据日方要求，已任命内务府督办申正熙、协办金宗汉、曹寅承3人为内政改革交涉委员；并设校正厅，任命沈舜泽、赵秉世、郑范朝、金宏集、金炳始等五人为总裁，金泳寿、朴定杨、申正熙、金宗汉、曹寅承、鱼允中、关泳奎、李裕承、金晚植、尹用求、赵钟弼、沈相薰、李容大、李容植、金思辙等15人为委员，商订内政改革事宜，实则以此敷衍日本，并拖延时日。

同时，电驻天津督理徐相乔，请天津海关道转恳李鸿章设法干涉。

7月8日，朝鲜国王下罪已诏，承认积年弊政，国无以为国，对此表示“愧疚”。既向日本表示改革的“诚意”，也表明开始认识到民族危机的严重。在此之前，他即曾对群臣说：“外侮如此，国势可知，言之可耻矣。”

2、列强的压力

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提出内政改革方案后，朝鲜政府慑于日本的兵威，不得不派定内政改革委员，但虚与委蛇，意存延宕。当时，在汉城的外国使节大都对日本的举动不满。俄国驻汉城公使馆参赞凯伯格同法国领事亲至日本公使馆，敦促日本“履行和清使的前议”，即实行双方撤军。

不久，根据英国代理总领事嘉托玛动议，又提出了仁川港作为中立区问题。此问题的提出，使大鸟在7月7日的各国使节会议上处境甚窘，感到难以应付。在此以前，在仁川登陆的日军，除住在日本人侨居地外，还住在其他国家侨居地内的日本居民家中。而各国侨民会议决定，拒绝日本军人在各国侨民区住宿。如果仁川港全部划为中立区的话，显然就会妨碍日军的登陆。

本来，决定在7月10日召开第二次使节会议，以讨论仁川港作为中立区的问题。但是，大鸟有意地安排这天同朝鲜改革委员申正熙等商谈，避开了使节会议。大鸟深恐旷日持久，导致列强之干预，错过了挑起战端的大好时机，故又亟想采取断然外置，即对朝鲜政府实行高压手段，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同时，混成旅团长陆军少将大岛义昌也屡次催促大鸟，努力制造开战的口实。于是，大鸟乃最后下定挑战之决心。

同一天，大鸟致电陆奥宗光，报告朝鲜内政改革案实行之可能很小，认为：

“我如以寻常手段当之，恐必陷彼等术中，故此际出于断然处置，注意不留后患，颇为紧要。”

并提出甚至不惜采取“用兵威迫之法”，即“派护卫兵固守汉城诸门，且守王宫诸门，以迄彼等臣服为止”。

大鸟委派归国的本野一郎，福岛安正二人亦是于当天回到东京，向陆奥宗光及川上操六详细地汇报了朝鲜的局势，也反复申说：

“此时如不设何种口实，以兵力威吓朝鲜国政府，并驱逐清国军队于朝鲜国外，则朝鲜国内政改革无望，因而政府所希望获得之利权亦殆近于不可能者。”

3、“战”还是“和”？

大鸟的建议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意见分歧。军界元老及军部自始即抱必战之决心。

7月7日，枢密院议长休职陆军大将山县有朋在给老部下第三师团长陆军中将桂太郎的信中称：

“现在正绞脑汁想办法，如何乘欧洲大国尚未介入的机会，采取一切足以引起战端的手段。”

9日，日本驻华武官海军大尉泷川具和从天津报告：

“内廷正在举办万寿庆典，原本不好动用干戈。北京政府中不仅有反对和非难李（鸿章）之行为者，而且愈近开战之际，堪为名将之声望者愈乏。当然，兵力方面未能稳操胜算，幸寄希望于俄国公使之调停，暗中依赖此种调停下之和平谈判。对此，据以往之经历，我确信无疑。唯我国不变最初之决心，断然行动，终将开战。”

报台还反映京、津一带“人民动摇不定，军队中也往往听到有发泄不满情绪者。”

最后提出：

“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

同一天，日本驻天津的另一名武官陆军少佐神尾光臣也向参谋本部寄来一份报告，极力夸大中国的好战倾向，说什么“清国将大军集于平壤，似欲与我一战”，他们的报告有如火上加油，使军方更急于挑起战端。因此，以陆军中将川山操六为代表的参谋本部，对大鸟建议不但积极支持，而且主张立即开始行动。

但是”以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为首的大多数阁僚，虽也决心挑起战争，促使中日关系破裂，但恐引起外交上的麻烦，对于作为开战理由的方针方法，一时尚举棋不定，故认为慎重从事为好。

他们担心采纳大鸟建议，对朝鲜实行高压外交政策，将会产生以下后果：

“第一，实行这种高压外交政策时，不仅要引起第三者的欧美列强指责日本为故意发动无名战争的国家，且恐违背外务大臣曾对俄国政府所作的‘不论中国采取任何行动，日本政府亦不先行挑战'的保证；
第二，尚未接到中国确向朝鲜增派大军的情报，同时驻牙山的中国军队也没有进入汉城的迹象，如果日本使用较多的军队先行进攻，不仅曲归我国，且有表现我方胆怯之嫌；
第三，即使我军企图进攻驻牙山的中国军队，亦应等待朝鲜政府的委托。而使朝鲜政府提出此项委托之前，我国不能不以武力强迫朝鲜屈从我方的意图。进一层说，我们必须先把朝鲜国王掌握在手中。如果采取这样过激的行动，就要违背我国一向承认朝鲜为自主独立国家的宗旨，也决不能博得世人的同情。”

这些意见表面上冠冕堂皇，即使反对者也难以提出任何异议。

恰恰在朝鲜采取何种外交手段这个关键问题上，陆奥宗光同伊藤博文的意见相左。

但是，陆奥并不正面反对伊藤等的意见，只是主张：

“桌上议论不必多费唇舌，除从实际出发，根据朝鲜局势的演变，采取临变的措施以外，已经没有再处理其他问题的时间。”

这样巧妙地把制造中日决裂的决定权归到自己手中。

7月12日，他先电令大鸟：

“目前有采取断然措施的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

当天，又续电大鸟：

“阁下务须贯彻对于改革之要求，同时应尽力于占有京城釜山间之铁道及电线、木浦开港一类之权利。”

这就是明告大鸟：完全支持他的方案，不论利用任何借口挑起战争，完全归他自由行事，他有权实行自己认为适宜的方针。并指示大鸟还要进一步采取挑衅的新手段。

本野临行前，陆奥又为之详细说明上述电令的意旨所在，令其传达于大鸟，且指出：

“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由我负之，该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虑。”

4、开战的准备

7月17日，即《英日通商航海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在日本军部的推动下，召开了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明治天皇发布特别指令，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列席参加会议。

会议决定开战，并制定了作战计划。

这份作战计划根据海战的胜负，设计了三种方案：

（一）海军在海战中大胜，掌握了黄海的制海权，陆军则在渤海湾登陆，与清军在直隶平原进行主力决战，然后长驱直入北京；
（二）海战胜负未决，未能掌握黄海的制海权，舰队则退而维护朝鲜海峡之海道，以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而陆军则驱逐清军出朝鲜，然后困守平壤，以从军事上完全控朝鲜；
（三）海军受挫，制海权为中国所掌握，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则守卫沿海各口。

同一天，明治天皇又发布特别旨令，撤去中牟田仓之助海军中将的海军军令部长职务，而恢复枢密顾问官休职海军中将桦山资纪的现役，以接任此职。中牟田从1893年5月制订《战时大本营条例》时就抵制陆军，主张陆海军必须平等。

此时，又反对舰队对中国海军实行进攻，主张采取守势。他的主张显然不利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计划的实施，故必须搬掉这块绊脚石。桦山资纪则是以主战论的头目而驰名的。

日本《国民新闻》在介绍桦山其人时，兴高采烈地宣称：

“谁人不谓桦山氏的就职意味着现内阁对于清韩问题的最后决心呢？”

从桦山就任海军军令部部长一事，锐敏地看出了日本军事当局已经作出了开战的决定。

到7月19日，即《英日通商航海条约》签订的三天后，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急电陆奥宗光曰：

“我千方百计，好容易就要把斗大的鱼捕入网内，但尚未发射子弹，只有坐待而长太息。”

青木盼望开战的消息已经急不可待了。显然，他这封电报也是在催促陆奥早日开战。可是，在内阁会议上，还有些阁员顾虑重重，认为处理这样重大的事件，不可不十分慎重，不少人主张现在应电令驻朝公使提高警惕，谨慎从事。

陆奥不便违拗阁议的意见，便于是日给大鸟圭介发出一份电令：

“贵公使可采取自己认为适当的手段。然如前电所示，须格外注意，勿与其他各国发生纠纷。我认为以我军包围王宫及汉城，恐非善策，希勿实行。”

这实际上只是照顾内阁阁员面子的一份电令，其中尽管说“以我军包围王官及汉城恐非善策”，但却又指示大鸟“可采取自己认为适当的手段”，其真实的意图是很明白的。

5、日本对朝鲜当局的胁迫

7月19日这天，朝鲜形势陡然一变，汉城的气氛更为紧张。是日，本野一郎和福岛安正回到汉城，向大鸟圭介传达了陆奥宗光的机密训令和口训。

大鸟得知政府要求迅速促成中日冲突，于是更无顾虑，决定断然对朝鲜政府采取高压手段。

当天，大鸟圭介便向朝鲜政府提出了两项要求：

其一，由日本政府自行负责架设汉城、釜山间的军用电线。日本的借口为1885年日朝海底电线设置条约续约。按此条约，朝鲜政府有承担架设京釜及京仁电线的义务，并于1887年完成。由于工程质量低劣。一年之中线路不通之时居多，日本屡次催促朝鲜修理。及至日军大举入朝后，军用电线的修理更为紧迫。

当时，根据日本陆军省的命令，从仁川到汉城的电线作为军用线已架设完毕，从汉城到釜山的电线也正等待时机着手架设。在京釜线修好之前，日本陆军省租用小汽船两只，以为联络釜山、仁川的通信船。

大鸟圭介有鉴于此，乃于7月7日致函朝鲜外务衙门督办赵秉稷，希望朝鲜政府急速修理旧线或架设新线，并称：

“贵政府不能速议起工，则我政府拟暂行架设别线，以谋贵我两国通信之便。且该线仅收发本国官报，对于贵国线并无多大影响。”

9日，赵秉稷复大鸟函，指出日本代架电线乃是对朝鲜主权的侵犯。交涉遂陷于停顿。至19日，大鸟决心对朝鲜政府的反对置于不顾，断然照会外务衙门督办，.声明自行架设电线。同时，商请大岛混成旅团长，命其所辖之野战电信队即着手架设。

其二，要求朝鲜政府遵照《济物浦条约》速为日本军队修建必要之兵营。日本的借口是1882年日朝《济物浦条约》第五项附则“朝鲜国政府对于驻屯朝鲜之日本军队所用兵营负设置修缮责任”之明文。据此，大鸟圭介要求朝鲜政府在日本公使馆附近建筑，足以容纳1000余名兵员之兵营。

大鸟圭介之所以提出这样强硬的要求，其目的是以胁迫朝鲜政府为手段，以实现其促成中日决裂之阴谋。至此，日本的侵略者面目已暴露无遗，早无协商的余地了。

6、袁世凯的回国

当天，袁世凯也在秘密准备回国。

早在6月29日，袁世凯见日本撇开中国决心以独力胁迫朝鲜政府“改革内政”，即知无力挽回局面，有离开汉城回国之意。是日，他连发三电，请求李鸿章转商总理衙门准备调回。李鸿章正在期待俄国勒令日本撤兵，对和局尚存很大幻想，故于7月1日复电慰勉，总理衙门也认为：“袁若遵归，倭又将引为口实，似宜先行电止。”

2日，袁世凯又电李鸿章，详细报告朝鲜形势及本人所见：

“倭兵万人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及我陆来路，均置炮埋雷。每日由水陆运弹丸雷械甚多，兵帐马厩架设多处。观其举动，不但无撤兵息事意，似将有大兵续至。倭蓄谋已久，志甚奢，倘俄、英以力勒令，或可听；如只调处，恐无益，徒误我军机。倭虽允不先开衅，然削我属体，夺韩内政，自难坐视，阻之即衅自我开。倭狡，以大兵来，讵肯空返？欲寻衅，何患无隙？叶军居牙，难接济。倭再加兵，显露无忌。应迅派兵商船全载往鸭绿或平壤下，以待大举。韩既报匪平，先撤亦无损。且津约倭已造，我应自行。若以牙军与倭续来兵相持，衅端一成，即无归路。”

此电所谓日本“无撤兵息事意”、“蓄谋已久，志甚奢”、“以大兵来，讵肯空返”云云，均深中肯綮。特别是提出撤牙军的建议，更是颇具见地。然而，李鸿章并未认真考虑他的意见。

4日，袁世凯虽接李鸿章转总理衙门电：“袁道遽欲下旗回国，转似与国失和，办法匆遽失体，希速电止，万勿轻动。”

但袁世凯仍认为留守无益，反徒有害。故于当日继续电请调回：

“凯为使，系一国体，坐视胁陵，具何面目？如大举，应调凯回，询情形，妥筹办；暂不举，亦应调回，派末员仅坐探，徐议后举，庶全国体。乞速示遵。再，日载兵十船昨由日开，又遣电工数百分抵釜，决无息和意。”

5日复电曰：

“（倭）决无和意。我欲和，应速从韩现情与倭商；欲战，应妥密筹。凯在此无办法，徒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情，佐筹和战。倘蒙允，以唐守代。唐有胆识，无名望，倭不忌，探消息、密助韩较易。乞速示。”

李鸿章为所动，乃于6日电总理衙门请准其调回：

“查袁历年助韩拒倭，与倭夙嫌已深，若调回以唐暂代，与下旗撤使有异。可否允其所请？乞速核示。”

当时，朝廷怕贻日人以口实，仍不允所请。

7日，有旨：

“现在倭韩情形未定，袁世凯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与各国驻韩使臣商议事件亦较熟悉，著勿庸调回。”

14日，袁世凯患感冒，将经手之事托交唐绍仪办理。

16日，便托病乞恳李鸿章准于离任。

两天后，袁世凯终于奉旨获准回国。

7月19日，他还找日本医生古城梅溪给他看了一次病，并对古城谈到他的心情：

“象你所闻，贵我两国形势已紧张到如此地步，真令人慨叹。余与大鸟公使皆为维持和周而尽力，但我政府不听余言。大鸟公使之言，似贵政府亦不采纳。两人努力竟全归泡影。如今已至毫无挽救办法之地步，真是荒唐之至！余想对贵国当局表明真意，奈近来两使馆又断绝往来，即经常来之郑书记生亦不见踪影。”

直到此时，他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大鸟与陆奥沆瀣一气，而归咎于中日两国政府未能采纳他和大鸟的意见，可见他始终没有看清大鸟的真实嘴脸。当天夜间，他便轻装离开汉城、从仁川搭乘扬威舰回国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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