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之后，数万中国劳工用生命带给了中国什么？顾维钧：民族血气

1918年11月11日，随着德国代表团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那曾在西线战场响了四年的枪声也逐渐归于平静，原本归属不同阵营的双方士兵也终于在这一刻爬出了堑壕和掩体。他们以祈祷、拥抱表达着自己的喜悦。

随着停战协约的签订，战后重建问题自然而然地被胜利国推上了日程。于是在1919年1月，战胜国的代表们决议在巴黎召开集会。

之所以会有这场会议，最主要的还是因为1918年与德国签订的只是停战协定，并不能算是彻底地结束了战争。

这两者之间的核心区别就是，停战协议只是代表了普通人不用再流血，而召开集会签订条约则是代表了秩序的重组、地盘的划分，这些都是需要在条约义务的基础上，来进行明码标价的再分配，是一种战胜国的红利，同时也是战败国耻辱和责任。

战胜国的心机

作为战胜国，巴黎和会一共有32个国家，1000多名代表作为战胜国出席。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派出了外交总长陆征祥5人出席，这其中还包括了南方G命政府的代表王正廷。

按照当时的开会规则，战败国是没有资格落座参与会谈的，因此战败国代表只能在门外以递纸条的方式向内传递消息，可即便如此，会议进展得依旧不够顺利。

导致这一情况的出现，根源还是在于对战败国的处置问题上爆发的，当时法国的态度最为强硬，因为他们想借此机会洗刷1871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带给法国的耻辱。

因此法国代表借以永久保证安全为借口，不仅提出了要德国人交出巨额战争赔款，还要求德国必须大幅削减军备，甚至提出要在法国与德国的交界处，设立一个中立区，而在他的南部成立一个巴伐利亚共和国，以此达到一劳永逸，肢解德国的目的。

法国人的这一提议背后所暗藏的小心思，自然逃不过英国代表的眼睛，虽然当时的英国也希望通过削减德国来维护自己的海上霸权、也希望通过战争赔款来恢复自己的经济，但他绝不愿意通过过度削减德国，而让法国独霸欧洲大陆。

所以在这种你来我往的暗地交锋中，英法两国的分歧一直难以调和。至于美国方面，它虽然对战争赔款不感兴趣，但它想要的却更多，它不仅希望通过裁减军备来削弱他的英法竞争对手，还希望德国能保留部分实力，以确保它美国在世界上的一个主导地位。

于是在这种都包藏私心的角力中，凡尔赛条约一直到1919年6月才签订成功，而合约的诞生总共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国际联盟盟约；一部分是对德合约。

合约的签订，标志着德国将要失去了它全部的海外殖民地，意味着德国将失去13%的领土、10%的人口，此外德国还不得不向协约国缴纳巨额的战争赔款。

此举虽遭到德国国内主流舆论的反对，声讨这一异常苛刻的求和条件，但在事实和实力的双重压制下，当时的德国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

1919年6月28日，各国代表聚集在凡尔赛的镜宫，签署了和平条约，但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却并没有出席6月28日的会议且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中国的付出

同属战胜国，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20余万劳工，远渡重洋参与了欧洲前线的战事，他们同样为了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是中国能获得战胜国身份的根源。

追溯到正式宣战前期，中国曾先后有14万年龄在20~35岁，主要是农民和城市失业者的中国男性与英法政府签署了一份五年劳工合同，而同属协约的俄国也曾在华北地区招募了约9万劳工。

1917年8月，中国北洋政府正式对德宣战，这些中国劳工也被大批送往前线，从事修筑战壕的工作，其中还有部分华工是直接参与了战斗。

因此当协约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时，蔡元培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振臂高呼：劳工神圣、劳工万岁！而北洋政府也为此胜利在紫禁城组办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来庆祝这份胜利。

只不过在当时的中国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劳工为了给中国征得战胜国这一身份，是以两万多人再也无法回归故土为代价挣来的。但令中国人愤怒的是中国劳工的牺牲和战胜国的地位，并没有使中国在巴黎和会中获得应得的尊重和权利。

用生命带来的启示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他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等7项条件，之后又提出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1月28日，年轻的中国代表顾维军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问题代表中国发言。他首先提出要求中国政府完全收回中国海关；实行中国邮政无线电的完全独立。中国政府作为战胜国，是有理由收回德国在中国胶东半岛租界地的，这是一个合法、合理的要求。

当时顾维钧提出这一要求，除了希望能收回本属于中国的土地外，同时也是希望能够以此作为基础，进一步收回西方列强在华租界的基本权益。他的这一系列要求代表了当时的中国已经觉悟：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应当争取国权、争取主权的一种豪迈，一种属于中国人的民族血气。

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中国这些原本很合理的要求却被拒绝了，反而在合约里将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转归日本所有。至于21条巴黎和会则是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

面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北洋政府由于英、法，尤其是日方所施加的压力，已经准备妥协，而为了让北洋政府妥协，英、法政府甚至对当时的北洋政府做出口头承诺。

大意是：假使不签合约，它日遭受日方侵略时，英法会作壁上观；如果签了合约，它日北洋政府在遭受日方过分要求时，英、法政府会为北洋政府站台、撑腰。也正是这一无凭无据的口头承诺，北洋政府当时已经准备接受合约内容了。

幸得国内报纸5月3日报道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这才有了之后的五四运动。也正是这场运动，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转变态度。

1919年6月21日清晨，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同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6月28日，以陆征祥为首，包括代表顾维君、王正廷、施肇基、魏袁组的中国代表团，没有出席和会并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且通电各参战国家说明拒绝签约的理由。

这一事件的意义在于：中国战胜国的身份，同样是中国人用生命换来的，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所以归属中国的利益理应归还。

而这一事件背后所代表的则是：一个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奴役的中国，开始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觉醒，开始真正明白独立主权意识对一个国家地重要性。

作为战胜国，虽然当时的中国还很虚弱，面对列强还没有办法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去获得自身合理要求的伸张，但通过数万劳工的牺牲，却使当时的中国已经意识到：我们有权按照我们中国人所应有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来做出符合我们本国的外交选择。

因此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于协约签订当日拒绝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