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中产阶级文化是一种精心包装了的鄙俗文化

中产阶级的生活是一种平庸的生活，然而，惟其如此，它也是一种极富有魅力的生活。人沉溺于中产阶级生活里，就如在冬天泡在一盆暖暖的洗澡水中一样，不愿离去。

中产阶级的澡盆，使他们失去了感受痛苦的能力；中产阶级的热水，预防和治愈了他们心灵的伤痛。他们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知足常乐。他们最大的愿望，是那份中产阶级的生活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因此，他们人生的一切努力都在于维持这份中产阶级的生活。

中产阶级文化是一种精心包装了的鄙俗文化

文/王彬彬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群学书院、《文艺评论》1994年第5期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心理状态，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价值体系；意味着乐观、正派、中庸；意味着健康舒适、知足；意味着人生的成功，更意味着对这份成功的满意、珍惜。中产阶级是对自己和对现实都感到满意的阶级。由于对自己和对现实的满意，中产阶级怀着一种近乎感恩的心情生活着，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干干净净，有条有理，他们衣冠整洁、体面，他们心平气和、礼貌谦恭。他们觉得这世界挺不错，他们希望这世界就这样下去。

赫尔曼·黑塞在《荒原狼》中，对中产阶级的“阶级气质”有透彻的揭示。黑塞使用了“中产阶级气质”这个概念：“中产阶级气质”作为人性的一种存在状态，不是别的，是一种均衡的尝试，是在人的行为中，在无数的极端与对立中谋取中庸之道。

中产阶级是一种畏惧、逃避和憎恶任何“偏激”的生物。中产阶级无法在任何一种极端的境界中生活。黑塞举例说，圣贤与酒色之徒是人类的两个极端，二者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中产阶级，则是那种既不可能成为圣贤也不可能成为酒色之徒的一类人。一个人可能完全献身于精神，献身于宗教，献身于神圣的理想；一个人也可能完全抛弃和无视精神，一味沉溺于感官的快乐，过一种放荡淫邪的生活。而：……在两者之间，中产者寻求在平庸和谐里生活。他永远不会自暴自弃，也不会彻底为某事献身，既不花天酒地，也不做苦行僧，他决不会去做殉教者，也不会同意毁灭自己——相反，他的理想不是献身而是保持自我，他的目标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其反面，他不能容忍绝对的东西，他既想侍奉上帝又想肆情纵欲，虽然德行高尚，却又想在地球上图点好处和舒服。

一句话，他完全居于各种极端中间，他想在没有暴风骤雨的温和而有益的地带定居下来，他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不过，是以放弃会导致绝对、极端的生活的那种强烈感情为代价的。生活极端就会舍弃自我，中产者把自我看得高于一切（当然也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自我），舍弃极端，他就实现了康泰与安宁。不是要去醉心于上帝，而是要获得心安理得；不是沉迷快活，而是要得到满意，不要自由，而要舒适满足，不要热血沸腾，而要一个宜人的气氛。

因此，中产者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生活动力软弱的产物。战战兢兢，前怕狼后怕虎，很容易为别人所统治。因此，他不是寄希望于权力，而是寄希望于多数，不是寄希望于暴力，而是寄希望于法律，不是寄希望于负责精神，而是寄希望于选举制度。中产阶级的生活是一种平庸的生活，然而，惟其如此，它也是一种极富有魅力的生活。人沉溺于中产阶级生活里，就如在冬天泡在一盆暖暖的洗澡水中一样，不愿离去。《荒原狼》中的“荒原狼”，出身于中产阶级，他憎恶中产阶级却又留恋中产阶级，完全过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他无法忍受，但完全脱离中产阶级而生活他却也难以做到。

《荒原狼》中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艺术工作者都是“被束缚于中产阶级这个沉重的母体星球！”，“他们当中只有那些最坚强的人才能冲破中产阶级的土壤气氛而达到宇宙空间去”，而其他的所有人，都终于深陷于中产阶级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他们“蔑视中产阶级”，却又没法不“属于中产阶级”，“为了生活下去最后还要肯定中产阶级，以此来加强和赞美中产阶级”，而这结果，是导致这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工作者”的精神的安宁和平庸，是导致他们个性的丧失和创造力的衰退。

中产阶级的澡盆，使他们失去了感受痛苦的能力；中产阶级的热水，预防和治愈了他们心灵的伤痛。他们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知足常乐。他们最大的愿望，是那份中产阶级的生活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因此，他们人生的一切努力都在于维持这份中产阶级的生活。

黑塞指出，在极权统治时期，中产者会立即遭到排斥。我想这无非因为强权政治是不允许那种不偏不倚的中庸的，是不能容忍那种温吞水式的生活态度的。但只要社会条件允许，中产者便会迅速复活。而在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可能。一个中产阶级正在兴起、形成。一种中产阶级的精神状态、人生态度、价值取向，正潮水般上涨，并且看来要主导整个社会。中产阶级家庭是一种平民天堂。在这样一种天堂里生活，可以说几乎是所有平民的梦想。

然而，中产阶级却又并不仅仅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资产，不仅仅意味着物质生活上的小康，还意味着有文化、有教养，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知识文化水平。只有一定程度的资产和一定程度的文化相结合，才能使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得以建立，才能使人领略到中产阶级生活的美妙。而当一个社会使知识者、艺术工作者这一类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有可能过上一份中产阶级生活时，这些人便会不由自主地向往、追求起这种生活，而同时一种“中产阶级气质”也便会在他们身上迅速产生。

在当代中国情形也正是如此。中产阶级生活既然是一种平民天堂，当知识者文化人有可能进入这种人间天堂时，他们便会削尖脑袋要钻进这天堂里。在这种时候，将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等作为进入这天堂的阶梯，便也并非不可理喻了。当代中国知识者中，有一部分人业已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他们有的是以商业性的写作等手段成为中产阶级的，有的则是在专业之外另觅财路，而“以商养文”也不过是“亦文亦商”者的一种漂亮借口。

真实的情形，则是以商业手段过上一份中产阶级生活，而同时又不失文人身份。文，不过是中产阶级生活的一种点缀，恰如中产阶级客厅里的一盆鲜花，一件摆设。近来，不大听到有知识者抱怨自己如何贫穷了。我想，那是因为那些觉得自己太穷的人已不再叫嚷，而开始了踏踏实实的赚钱活动。

去年这时候，文士们哭穷的声音还响成一片。而当他们觉得自己穷困时，他们心目中的参照物正是那种中产阶级的生活，而并不意味着他们穷得衣食饱暖都无法保障。自己现有的生活状况与所向往的那份中产阶级生活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于是他们觉得自己很穷，且靠严肃认真的写作，靠不以谋利为目的的专业活动，似乎永无进入中产阶级天堂的可能，于是，他们便开始有了“市场意识”，便开始变换写作态度，改变专业宗旨了，便“亦文亦商”起来，甚至干脆弃文从商了。

对舒适的生活的追求，是当今中国知识者、文化人的一种共同的趋向。文士们聚在一起，已不大谈学问、谈思想、谈艺术了，而往往谈得津津有味的，是住房、家庭装潢和各种高档家庭生活用具。而且，当今中国的知识者、文化人有一种普遍的信念，即一种小康的生活，一种舒适的生活，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是作为知识者和文化人应当享有的，对这样的生活的追求，是十分合理的。他们普遍认为，只有在这样的一种追求实现了以后，只有在进入了中产阶级的平民天堂之后，他们才可能无牵无挂地、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思想文化。

而实际上，对舒适生活的追求并非是天经地义般地合理，同时，以舒适的生活为献身思想文化的前提，则更是一种自欺欺人。克莱夫·贝尔在《文明》中说，舒适并非文明的特征，“雅典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极其丰富而多样，但他们的物质生活连体面都顾不上……文艺复兴时期豪华富丽、宏伟壮观的东西有的是，但人们对生活的舒适却从未用心。舒适的生活是伴随中产阶级的出现才出现的”。

对舒适的生活的追求，是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趣味，中产阶级人生理想的表现。而舒适的生活又是一种极有吸引力的生活，一旦人们尝到了这种平民天堂的甜味后，便很难再抽身离去。这恰如吸毒者上瘾后再难戒除一般。于是，是以怎样的方式获得这份中产阶级生活的，便需要以怎样的方式维持这种中产阶级生活。因此，那种认为只有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后才能一心一意地献身思想文化的论调，近乎痴人说梦。

随着中产阶级生活的获得，一种“中产阶级气质”也便在当今中国的一些知识者、文化人身上形成。当然，还有一些人，在物质生活上，还并未能中产阶级化，他们尚在向中产阶级的天堂奋力攀登的途中，但他们的精神却先期中产阶级化了，他们预支了一份“中产阶级气质”。

近几年，在文学界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曾经写出过很好的作品的作家，功成名就之后再未有很好的作品问世，尽管他们仍在埋头不停地写，尽管他们比以前更多产，但质量总让人觉得平平，有的作品甚至相当粗糙低劣。当初，他们生活境遇远比现在更艰难，却写出了很好的作品；如今，他们生活境遇大大改善了，却再也写不出好作品了。原因何在呢？我想，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如今已中产阶级化或准中产阶级化了。已经中产阶级化了的物质生活，需继续维持下去，他们便不得不不停地写，要靠手中的笔支撑住中产阶级的天堂。于是，便不能让这支笔闲着。

同时，作品的销路与艺术质量并不成正比，相反艺术质量往往妨碍作品的销路。于是，对艺术质量的追求便与支撑中产阶级的天堂相冲突，艺术质量甚至会让已得到的天堂再失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继续保有这天堂，便只能放弃对艺术质量的追求了。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已形成的“中产阶级气质”也从精神上阻碍着他们从事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创造。

“中产阶级气质”意味着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意味着形而上的情思的枯竭，意味着人生的终极关怀的丧失，意味着精神探索之路的断绝，既如此，要创作出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当然也就很难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写作变成一种纯技术性的行为。他们凭着已经习得的技巧在继续写作着。他们作品的技巧也许仍旧甚至更加圆熟，但终不免苍白、贫血、俗套。

我想，被钉在了中产阶级天堂里的知识者、文化人，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虽然很满意，但偶尔也会对自身的“中产阶级气质”有所反省，偶尔也会为自身精神的平庸和创造力的衰退感到痛苦，偶尔也会有反抗中产阶级生活的冲动。然而，即使每天都这样“偶尔”一次，也终不过是“偶尔”而已，这也正如瘾君子即使每天产生一次“戒”的冲动也终究不过是冲动而已一样。已经进入中产阶级天堂者中，很难有人真的能奋而迈出的。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中产阶级气质”如一种精神肿瘤，一旦形成了，便成一种精神绝症。畏惧任何极端的中产阶级，既不会成为酒色之徒，也不愿成为圣徒。“中产阶级气质”使得当代一些作家既不调侃、亵渎神圣，也不维护、捍卫神圣。他们就这样在神圣与亵渎之间周旋着。而“少数离去的人成了极端分子，并以令人敬佩的方式毁灭，他们是悲剧人物，其数目是很少的”（《荒原狼》）。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只有极少数人能终于毅然与中产阶级的天堂决绝，义无反顾地走向另一种精神天地。

而在当代中国，当众多的知识者、文化人热衷于挤进中产阶级的天堂时，当众多的知识者、文化人开始具有一种“中产阶级气质时，也至少有一个人愤然表示了与中产阶级营垒的势不两立，表示了不屑于与那种“中产阶级气质”者为伍。这个人便是——张承志。张承志踏上了通向圣徒之路。张承志以一种极端的姿态出现在当代知识文化界面前。于是，张承志必然令许多业已住进和正在奔向中产阶级天堂的人感到了不快。张承志让人们看清了自己的卑微、委琐、庸常，张承志显示了知识者立身的另一种可能，但张承志却又是一个无法仿效的榜样。“中产阶级气质”是敌视任何极端的，像张承志那样在一种极端的境界里生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于是，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许多人采取的对策是不去正视，对之表示冷漠。还有些人，则想出种种理由，否定张承志的价值。当然，当代知识者中，还是有人愿意被张承志所打动的，还是有人能够敞开心扉接受张承志的打击的，还是有人乐于肯定张承志的价值的。对张承志那样一种极端的姿态，还是有人怀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心绪的。这样一种心绪，在当代中国，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中产阶级是正派的，勤勉的，甚至是敬业的、所操之业，是中产阶级的精神寄托，当然，也是维持其中产阶级生活的手段。

《荒原狼》中，曾写到“荒原狼”有一次在一个年轻的教授、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里做客而终于对其中产阶级的家庭气氛忍无可忍，最终闹得不欢而散。这个年轻的教授“年复一年地干他的工作，读文章写评论，探讨中东神话与印度神话的内在联系。而且把此视为乐事，因为他相信自己所干的事情的价值，他相信科学，他是科学的仆人，他相信纯知识的价值，知识积累的价值，因为他相信进步，相信发展”。这样一个学者的家庭的中产阶级气息，使“荒原狼”感到窒息，他赶紧逃离这中产阶级天堂，这“是与中产阶级的、有道德的、学者的世界彻底告别，是荒原狼的一次全胜……我跟我以往的世界和故乡，跟中产阶级生活，跟道德，跟真才博学告别了，……我无法再忍受这种温文尔雅、虚伪、欺骗、彬彬有礼的生活”。

而在当代中国的一些知识者身上，我都不难看到令“荒原狼”如此憎恶的这个年轻学者的影子。那些已开始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作家、学者、教授，不少人强调和坚信自己的“本分”，他们以为自己的“本分”便是每日去弄自己的那份“专业”，此外便可什么都不挂心，什么都不理会。一个作家就得不停地写，写出一大堆书，这样过完一生就可以无愧；一个学者就得不停地去“研究”，去做学问，写出一本本专著，这样过完一生，就算尽到了一个学者的“责任”。

而这样在“本分意识”支配下写出的作品、专著，也只能是充满中产阶级气息的、是匠气十足而无真正的灵魂、真正的血肉的。“中产阶级气质”，中产阶级的“本分意识”，会把一个作家、一个学者变成一名文学匠人，一名学术匠人。并且，业已把当代中国一些作家一些学者变成了这样的匠人。

中产阶级也意味着一种人生理想、文化趣味。与“大众文化”同时兴起的，是“中产文化”。“大众文化”对人类精神固然具有极大的危害，但“中产文化”的危害某种意义上或许更大。“中产文化”较之“大众文化”有着更大的欺骗性。

美国当代著名学者、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有一节专门论及美国50年代的“中产趣味”。他指出：“在严肃的批评家看来，真正的敌人，即最坏的赝品，不是汪洋大海般的低劣艺术垃圾，而是中产趣味文化，或沿用德怀特·麦克唐纳所贴的标签，即‘中产崇拜’。麦克唐纳曾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但中产崇拜或中产阶级文化却有自己的两面招数：它假装尊敬高雅文化的标准，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

中产阶级文化是一种精心包装了的鄙俗文化，中产阶级趣味是一种披着高雅外衣的低级趣味。在当代中国，与“大众文化”相安无事地生长着的，是中产阶级文化；与大众趣味携手并进的，是中产阶级趣味。近些时候，有人热衷于探讨所谓人文精神在当代的失落等问题。其实，知识者身上的“中产阶级气质”正是人文精神的天敌。“中产阶级气质”足以消解原本或有的人文精神，足以阻碍新的人文精神的生长。

所谓人文精神，其核心其实是个人主义。人文精神极端强调人的尊严，极端强调人格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人文精神，通常指萌生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个人主义。在那个时期的意大利，人们习惯于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塑造自己的人格，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是热爱“极端”的，是追求着在一种极端的境况中生活的。

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指出：“14 世纪的意大利人对于任何形式的虚伪的谦恭或者伪善很不熟悉；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害怕与众不同，害怕在穿着打扮上和在立身行事上是一个和他的邻居不同的人。”而温吞水式的“中产阶级气质”则处处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出的那种人文精神相对立的。“中产阶级气质”是逃避和畏惧任何形式的“极端”的，“中产阶级气质”是意味着一种习惯性的（天性般的）“虚伪的谦恭或者伪善”的，“中产阶级气质”是唯恐与众不同而处处固守中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