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啸》：万亩苇荡里的战地圣歌

文｜张建波

著名作家王方晨长篇新作《地啸》以拓荒者的姿态，还原一段战争年代的历史本相并深度反思战争对于人性的戕害与荼毒，借助于罗小虾这一人物的生命历程，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黄河口万亩苇荡的“悲伤逆流成河”的抗日故事。

小说以黄河口“北大洼”为地理标识，追叙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抗日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真假善恶美丑，小说是一把刻刀，镌刻出世态众生万象。王方晨手持锋利的剃刀，在战争废墟之场，手起刀走，删繁就简，刻出了形神各异的人物形象：罗得宝、宋兰香、罗小虾、李墨川、老萧、老黑、小鬼火、蟠井次郎、山本太郎……留下了一块块烟火弥漫、真实可感的故事碎片，连缀起遥远的战争记忆。

因家乡水患而背井离乡的罗得宝，在黄河口巨大无边的芦苇荡边依水结庐。他以占有土地的雄心壮志，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地上建设家园，逐步让皂坝头变成了一个松松散散的小村落。妻子宋兰香从家乡寻亲而来，为一口吃食不得已委身于艄公，生下了一个与罗得宝没有血缘关系的婴孩——罗小虾，让原本温情的家庭关系坠入冰点，成为家庭纠葛、情感冲突的导火索，以前无比快乐和幸福的耕种，幻化成一团可怕的阴郁的死气。

八路军锄奸队队长李墨川以收苇人身份的出现，让罗得宝知道了“农民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债利高，苛捐杂税多如毛”“穷人只有三条路，要饭、上吊、坐监牢”。

面对1943年日军“大扫荡”，对皂坝村孩子“点天灯”的暴行，老萧、老黑组建了几十人的“皂坝头罗团”抗日以图血洗冤仇。罗得宝害怕战乱而试图举家迁归鲁西故乡，被老萧削去了两个脚趾头，因此生怨结仇，活成了一个浑身怨气，像一棵蔫巴草的窝囊汉。老萧在芦苇荡里设下八卦阵伏击日本兵两败俱伤的惨烈场景，与罗得宝在死尸横陈的芦苇荡里找到血迹斑斑的老萧意图报私仇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极大的冲击力。

宋兰香作为一个敢爱敢恨的鲜明女性形象浮现于文本中，她在日军“大扫荡”中失去了三个孩子，对窝囊而偏执的丈夫罗得宝“恨铁不成钢”，她以天性的母爱护佑唯一逃生的孩子小虾，对老萧情有独钟并且抚养着老萧的一双儿女。

小说并不拘泥于宏大叙事，而是从人物的生存视角揭示战争的罪恶与残暴。日本军官蟠井次郎坐在旧椅子上，用望眼镜观望被“点天灯”的孩子们在空地上四处狂奔，最终被烧死的情景，老萧的女人被逼疯，因不知逃命而被日军豁开肚子的暴行，让皂坝村的村民在经历了一场场刻骨铭心的惨痛之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复仇之路。

小说中的这些描写，意在真实地还原历史本相，是对战争叙事的个性化开掘，是对人性道德的重新审视。

面对不可回避的残酷战争，小说呈现的人物命运迥然不同。罗得宝性格偏狭，蜷身于家庭一角，逃避战争而不忘私仇，对非亲生儿子小虾的仇视乃至试图谋害，对老萧削去其两个脚趾耿耿于怀并无休止地伺机报复，而同样面临残酷战争的老萧和老黑，则走上了一条奋勇抗日的道路，在芦苇荡设八卦阵，在十里坡配合打阻击战，奔走于大地之上。老萧身中三弹大难不死，老黑背着英雄的尸首回家，为家国存亡留下了一曲战地悲歌。

真实残酷的历史在作家冷峻的笔下一一呈现，没有谁能避免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没有谁愿意去主动经历生与死的考验。小说中杀人如麻的蟠井次郎战败回国后，偏居乡间研究佛学与茶道，更像是现实人性复归的暗喻。

小说文本时间跨度长，从1935年到1999年，和平年代对于萧子恒将军的叙写，聚焦将军与故乡的话题，不仅是与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的鲜明比照，更像是对那一段历史的补充和解密。

一个真正的将军与生俱来的沉静与威严，在警卫员余涛涛那里显现无遗。同时，作为老萧的儿子，现在的大军区副司令员萧子恒，对于那段真实历史的详尽补叙，让历史的真相渐行渐近。而现实的难题也层出不穷，两市竞争上马十四万吨乙烯工程的现实博弈，将军女儿萧心言对工程项目的插手周旋，皂坝头村改为将军村的倡议，现实终将成为历史，感性与理性的博弈永远是进行时。

小说文本深沉蕴藉，情节穿插交织，设谜解扣，层层深入，充分激活读者的阅读期待，老萧的生死不明留下悬念与猜想，将日本兵放逐于茫茫无边的芦苇荡，是惩罚还是宽容，更难以言说。小说语言老辣洗练，尤其是诗一般的语言，如满天星光，散落在浩瀚的文本之中，熠熠生辉。

“磨镰刀的声音在寂静的夜色里清晰而响亮，像有一把细长的利剑在飞速地割风”，寂静之夜，磨刀霍霍，心怀利刃，杀心待起；“镢头高高地落下来，迎着阳光像猝然坠下了一块晶莹剔透的冰”，光影之处，幻象迭生，土地之情，油然而生；“那轮气息奄奄的夕阳，浮在芦苇的尖梢上，疲惫地喘息着，徒劳地诉说着自己深重的恐惧与绝望”，以物拟人，以景衬心，将战争的恐惧与人心的绝望和盘托出。

《地啸》以史鉴人，以人阅世，人性善恶的强烈对比，人生命运的艰难抉择，人间悲欢的隐显沉浮，无不被战争的轮盘所裹挟所倾轧，覆巢之下，山呼海啸，往事可堪回首，历史尘埃落定，一曲战地悲歌，如警钟长鸣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