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出身于女真的朝鲜开国功臣，是如何演变成“岳飞后裔”的？

来源说明

本文原名《朝鲜前期“向化”女真的起源与认同——以青海李氏为中心》，载于《满学论丛》第十三辑，2024年，为方便阅读，注释参考兹从略。

元顺帝在位期间，元丽宗藩关系逐渐崩溃，为高丽北进提供了可能。1356年，高丽以“收复旧土”为由，袭击元婆娑府，作为“北狄”，女真成为其接触的首要对象。李成桂称王后，继续实行“北进国策”，朝鲜初年招抚女真行动中，女真千户李豆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对朝鲜建国具有“定社補祚之功”，李豆兰获封青海伯，其后裔在朝鲜王朝时位列两班，故以李豆兰之爵而得名，形成了朝鲜近世一大本贯——青海李氏。

韩国京畿道博物馆藏青海伯李之兰像

关于青海李氏的研究，尽管李豆兰在丽末鲜初的政局和朝鲜对女真关系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其家族史本身的研究却鲜受国内外史学界所重视。徐炳国首先研究了李豆兰的生平活动、李氏历官情况及与其他家族姻亲关系，李氏后裔主编《青海伯李之兰》一书主要叙述了李豆兰“太白星感孕降生”、跟随李成桂征伐建国、身后遗迹和家族流向。近年来，王永一以李豆兰为议题探讨其家族在韩国史的重要性，论述了女真势力在朝鲜建国过程中弥足轻重的地位，并探讨李豆兰在朝鲜初年招抚女真中的重要作用。金宽雄、全华民和刘广铭等也阐释了原咸镜道传说中的人物原型李之兰的英雄形象，以上研究，尚以将其纳入中朝关系史和朝鲜初年对女真政策为主，而该家族的起源问题，则很少提及。徐炳国在《李之兰研究》中提出了其先世存在“南宋说”和“高丽说”的两种说法，此后学者对青海李氏家族起源多采用前说，此说认为，青海李氏祖籍南宋，系出自岳飞第五子岳霆。徐明德叙述了岳飞的生平、其后裔向朝鲜半岛流动和影响，柳正基、牟元珪等将青海李氏作为韩国古代一源自中国的“投化人”后裔进行阐述，王永一、文钟哲则分别探讨了李豆兰家族由岳飞后裔转向朝鲜开国功臣的传奇经历。

上述研究，对“源出岳飞”之说的真实性却鲜有质疑。朝鲜历史中，存在大量归化外来人，可分为中原系、契丹系、回鹘系、蒙古系、女真系、日本系及越南系等，在归附后成为了朝鲜某些本贯的始祖，青海李氏被归入女真系中，其族谱中各有其起源叙事，其真实性与朝鲜本土人的旗谱一样，是有待商榷的。青海李氏的真正的先世是什么，为何非要自称“岳飞后裔”，认同嬗变的动因有待解释。本文旨在剖析李豆兰与其代表的“向化”女真之起源和形成，分析青海李氏双重叙事与其疑点，为解释李豆兰家族从女真首领实现向“岳飞后裔”认同转变的背景、动因和过程提供新的见解，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青海李氏的双重叙事与之疑点

（一）南宋说

据《青海伯世家》载，岳飞被害后，其子岳霆潜入黄梅，为避秦桧陷害而投金改姓为鄂，后迁至三水。李豆兰之曾祖于金末元初迁入甲山仕元，封五千户，祖父两代世袭女真千户。经整理，李豆兰之前谱系为：岳飞-岳霆-雨-浮海-阿甫-雅远（阿罗不花）-李豆兰（豆阑帖木儿）。

《青海伯世家》目录

这与咸镜南道《北青李之兰神道碑铭》（以下简称《神道碑铭》）的说法一致，碑文载：“襄烈李公为青海伯……讳之兰，字式馨，北青人也，或曰初姓佟氏，讳豆兰。恭愍王时投高丽，赐姓李氏。云其入元以战功封五千户，世所称浮海是也；于公为曾祖至公皇考讳雅远，仕女真官至征西大将军。”该说疑点有：

《北青李之兰神道碑铭》，载《朝鲜金石总览（下）》

其一，宋孝宗即位后，为岳飞昭雪时，妥善安置了岳飞的子孙。作为岳飞之子的岳霆，入黄梅之后因避秦桧陷害、改为鄂姓是否有史料佐证？子孙为何不改回岳姓反而入“敌国”，并袭女真之俗？其二，“黄梅”为南宋之地，而《世家》中“长水乌梅村”却标注“今三水”，“三水”实际上在朝鲜咸镜道东北部，乃女真腹地，并无汉人居住。岳飞后裔如何从南宋境内进入女真腹地，仍有待合理的解释。其三，据朝鲜早期史料载，李豆兰世袭猛安，入元后，女真地区的社会基层仍“设官牧民，随俗而治”，猛安谋克皆由女真本族人充任，作为“南人后裔”的李豆兰，怎可世袭女真人的猛安呢？

（二）高丽说

据《青海李氏世谱》（以下简称《世谱》）载，高丽“武臣之乱”时，文臣李□□（《世谱》称文僖公，佚名）被郑仲夫杀害，其子孙为避祸逃往朔方，向李□□麾下的佟姓人家求援，因以为佟氏。郑仲夫为将李氏赶尽杀绝，贿赂佟姓人家而被拒绝。后高丽出兵援宋抗金，李氏子孙随佟氏入伍，因行军至宋境为金人所败，退路受阻，而投身岳飞帐下。岳飞继父张生遇难后，遗女为岳飞所抚养。该女适龄，尚未婚嫁，为使其乱世求生，岳飞将养女（张生之女）许配给李□□的子孙（佟氏），二人育有一子后，回归高丽，李豆兰便是其裔。该说疑点如下：

其一，“武臣之乱”爆发于高丽毅宗二十四年（1170），岳飞遇害于宋绍兴十一年（1142），文僖公（李□□）遇害的时间在岳飞“风波亭”遇害之后的第二十八年。其二，岳飞死后，幕僚被牵连罪罚，几无幸免。因金建国前对高丽的征服，高丽被迫奉金为宗主国、对宋金战争采取观望态度，使得宋丽朝贡关系逐渐断绝。因此，青海李氏起源之高丽说中高丽派军援宋抗金更无从谈起。其三，该《世谱》对高丽时所称之文僖公名讳记载模糊，而李□□的存在与否缺乏高丽及朝鲜史料佐证。

韩国《武人时代》影视剧

综上所述，《世家》《世谱》中，李豆兰之前仅有其父阿罗不花（雅远）事迹较为可靠。《高丽史》《李朝实录》等朝鲜王朝早期史料中并无李豆兰为岳飞后裔的踪迹，自阿罗不花之前几代先世的姓名和活动痕迹亦未有可靠记载。前人研究，也仅简单地列举青海李氏家族起源，因循旧说，对上述质疑鲜有提及，为释读李氏先世谱系、辨析真伪，探讨其产生背景和叙事文本流变过程留余空间。

二、李豆兰家族的起源与丽末鲜初的政治角色

据《高丽史》载：“李豆兰，初名豆阑帖木儿，女直金牌前户阿罗不花之子，世袭为千户”，又作叁散猛安古论豆阑帖木儿。在归附李成桂集团后，李豆兰仍居北青；世袭女真千户的记载皆说明其先祖在元初及更早时代就是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土著。

（一）关于长白山三十姓女真

处于高丽与中原王朝争端中，被高丽称为“东女真”或“东北女真”的女真人，于此定居已有久远的历史。早在唐末，东女真就与弓裔建立了联系，后高丽太祖王建亦对其进行“招抚”。辽代这部分女真人以姓氏观念为依托形成了被称为“长白山三十部女直”的部落联盟组织。《高丽史》显宗三年（1012）麻尸底来贡的记录中将这三十部记载为：阿干顿、尼忽、尼方固、门质老、弗遮利、居质阿、黏闲逸、尼质阿、耶逻多、邀揭啰、要悦逸、郁唁、乌临大、蒙骨拽、晕底宪、徒怠、耶兀逸、拏乙信、拏乙晏、冬骨逸、支阇逸、鱼瑟殷、么乙逸、涂没尼、云突梨、押闲伊、恼一伊、排门异、弗徐逸、满尹伊等姓。以上氏族，多可与《金史》中所载女真姓氏对应，经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1《高丽史》东女真三十姓与《金史》女真姓氏对照

注：《高丽史》载此三十姓，相关研究引用众多，但将三十姓与《金史·百官志》中所载女真姓氏进行对照的研究不丰。根据目前的相关研究整理，阿干顿、尼方固、徒怠、乌临大、排门异、郁唁对应的《金史》女真姓氏，学界已达成共识。其他姓氏中，董万仑认为拿乙晏对应能偃；王民信为尼忽、门质老、弗遮利、黏间逸、耶逻多、邀揭啰、要悦逸、蒙骨拽、晕底宪、拿乙信、拿乙晏、冬骨逸、支阇逸、鱼瑟殷、么乙逸、涂没尼、云突梨、押闲伊、弗徐逸作出考证。“满尹伊”之中古拟音为mwan- ʔjier-riet （周法高拟构），而“完颜”古音为woon-ja，二者古音近似，邱靖嘉认为“王甲”系“完颜”的原型词，故笔者认为“满尹伊”所对应女真姓氏为“王甲”（即“完颜”）。

以曷懒甸（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以北摩天岭一带）为中心，“三十姓女真”西与鸭绿江女真（即西女真）邻，东北与蒲卢毛朵部相邻，南部至长城与高丽相接。辽代以长白山女直大王府扼控三十姓女真，高丽建国初期北进时，对女真实行恩威并施的政策，三十姓女真始终是辽丽边境的不稳定因素。

（二）李豆兰姓氏与之起源

李豆兰本姓古论，古论即完颜氏，前身当为“东女真”三十姓之“满尹伊”。《金史》载，完颜部益部十二，“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除安出虎水完颜部（完颜本部）外，还有邑屯村完颜部、耶懒水完颜部、孩懒水完颜部、马纪岭劾伯村完颜部、神隐水完颜部、七水完颜部、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等。以上完颜部间，除同宗、同盟关系外，亦有敌对关系。其中，泰神忒保水完颜部居曷懒甸泰神、忒保二水间（今朝鲜吉州附近），当为三十姓中满尹伊后裔，与安出虎水完颜部所非同宗同族。

完颜部兴起时，方始与三十姓集团接触。昭祖石鲁时，“耀武于青岭、白山，顺者抚之，不从者讨伐之”。景祖时，“（冶诃）与同部人把里孛堇，斡泯水蒲察部胡都化孛堇、厮都孛堇，泰神忒保水完颜部安团孛堇，统门水温迪痕部活里盖孛堇，俱来归，金之为国，自此益大。”该部的加入，使完颜氏部落联盟势力大振。

然而，“邻部虽有稍从”，此时完颜氏部落联盟是极不稳定的。金世祖继位不久的叛乱中，长白山三十姓集团与完颜氏部落联盟的关系发生了松动。金穆宗末年，高丽为阻止女真的统一，竭力阻止三十姓集团归附完颜部；在女真别部乃老被诱引高丽时，金康宗发兵收回叛亡七城。但高丽后遣尹瓘北上攻女真，于曷懒甸地区筑九城，完颜部率军反击，双方展开曷懒甸之战。曷懒甸之战高丽战败后，九城归还女真，此前频繁投附高丽的“东女真”自此绝迹于《高丽史》，完颜氏于三十姓女真地区的统治方得以巩固。

朝鲜王朝《北关遗迹图帖·拓境立碑图》

金代于‍“东女真”故地设曷懒路。撰于熙宗年间的万官寺女真大字碑文中，记有完颜氏头目及信士3户，其他氏族亦多可与三十姓对应，表明金初当地原有的社会组织仍有所保留，亦是泰神忒保水完颜部后裔向北部迁徙的一个佐证。金末，金朝残余势力、蒙古、东夏和契丹四股势力在东北相互角逐、错综复杂时，婆速路金守将为出身曷懒路泰申必剌猛安的完颜阿里不孙，当为金建国前泰神忒保水完颜部后裔、熙宗间曷懒路完颜氏头目和佛教信士的宗人。作为“异姓完颜”之一，李豆兰先世是金代完颜姓族的第三个层级，具有作为金朝国姓的“贵种”认同。元末明初女真多姓古论氏，是元代完颜姓女真人对金代姓族认同的保留，这在蒲鲜万奴第二次建国时更易金之国姓、号“完颜万奴”亦有所体现。

朝鲜庆源郡万官寺女真国书碑拓片

然而，朝鲜史料记载李豆兰“初居北青”，袭其父叁散女真千户之职。李豆兰之先世因何从泰神（今朝鲜吉州）迁徙至北青地区呢？据《高丽史》载：“北青州府，久为女真所据，九城时名号未详，后没于元，称三散。”叁散称三山村，此前一度是辽代长白山三十姓女真集团的权力中心。另据《北青女真大字摩崖石刻》碑文载，黄虎年（约金宣宗兴定二年，东真天泰四年，1218）果法猛安女真头目接受高丽逃僧、为其开设道场，表明金与东夏时，北青仍作为丽真边界。1216-1218年，部分反蒙契丹遗民进入高丽，成吉思汗遣哈真和扎剌率兵一万，蒲鲜万奴遣完颜子渊率兵两万共同征讨高丽境内契丹人。与此同时，由于曷懒甸一带可“依山负海，其险足恃”，故万奴“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意图复国。在蒙丽战事及女真举国东迁双重影响下，大量女真南下的屯驻活动，必然导致曷懒路人员结构的变动，如金代图鲁屋猛安原居朝鲜满浦（金属婆速路），而元末明初时秃鲁兀猛安却位于朝鲜端川（金属曷懒路）。泰神忒保水一带的“土著”猛安也因之影响，从今吉州或更北南迁至北青一带。

北青女真文字石刻拓片

（三）李豆兰“招抚”女真与“向化”女真的形成

元代在女真故地保留传统的猛安谋克基层制度，因俗而治。随着中原王朝在东北秩序的崩坏，高丽高宗年间，东女真开始小范围重新流入高丽。顺帝时，元朝在辽阳行省东南部的势力逐渐失控，同时高丽对女真地区蠢蠢欲动。作为元代叁散女真千户之子，李豆兰于年少时与李成桂熟识，《世家》载：“太祖与伯，情愈骨肉，每同袍而宿”，这种年少时二人如同手足、亲密无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日后李成桂崛起时，李豆兰的尽心辅佐的前提。高丽恭愍王二十年（1371），李豆兰遣百户自北青来投，成为了元末明初女真归附高丽的代表。

由于李豆兰出身女真，朝鲜建国之初便“使李豆兰招安女真”。招抚女真头目的名单中，散居千户多是辽金时长白山女真遗裔，称“土著女真”。同时，明朝加强对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对“土著女真”采取积极的招抚行动，永乐二年（1404），遣女真千户王可仁赍榜招谕参散、秃鲁兀等一十一处：溪关万户宁马哈，叁散千户李亦里不花（即李豆兰之子李和英），秃鲁兀千户佟参哈、佟阿芦，洪肯千户王兀难，哈兰千户朱蹯失马，大伸千户高难都，夫失里千户金火失帖木，海童千户董贵洞，阿沙千户朱引忽，斡合千户刘薛列，阿都歌千户崔咬纳、崔完者。

但是，上述头目皆未响应明朝的招抚。究其原因，明朝方面，在地理上存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分化外，一不见同仁”的无知，以及以“土著女真”的归属换取朝鲜为辽东提供一万头耕牛的要求之影响，终使佟景、王可仁等为明朝争取“土著女真”的努力成为泡影。

“土著女真”及朝鲜方面，首先，朝鲜先发制人，赐予十一处地面外地位更高的斡朵里万户猛哥帖木儿、兀良哈万户把儿逊衣物。其次，朝鲜太宗命金瞻翻阅高丽《睿宗实录》，以十一处人员虽系女真人，居朝鲜日久，经北元及倭寇侵略存者无己，而其遗裔又与朝鲜人累世通婚，子孙多供朝鲜赋役成为“准朝鲜人”的方式予以诡辩；又声称辽金二史《地理志》中无十处地面之名以混淆视听。最后，经红巾军北上及北元纳哈出之乱，“土著女真”势力至此式微，朝鲜世宗年间，迁徙十一处土著女真后裔至他处时，刘诃郎哈（即哈兰都达鲁花赤奚滩诃郎哈）管下仅二十余户，朱万、朱仁当为哈兰千户朱蹯失马子孙，每人管下仅四十户；其他女真头目管下亦皆仅数十户不等，表明“土著女真”头目实际管辖人户与其世袭猛安（千夫长）相比，早已名不副实。而李豆兰却“管下五百余户”，远超出其他女真千户，俨然是“土著女真”中最大的势力。因此，李豆兰家族在朝鲜太宗时、明朝与朝鲜对女真的争夺中，具有左右“土著女真”归属的权力。

更深层原因是，元朝时，朝鲜太祖李成桂之先祖李安社曾任南京五千户所达鲁花赤，其子李行里为元斡东千户，子孙皆袭其职，与女真长期女真近邻。朝鲜称，“东北一道，本肇基之地”；《李朝实录》载，“东北面女真百姓，号家别抄：；同时，“家别抄”亦有“加别赤”之称。所谓“别抄”者，本为高丽崔氏专权时武人集团的部曲。宋基中认为，“加别赤”（qabici）为蒙古语gabici，意为“邻接民”，朝鲜史料中所记“家别抄”，是李成桂在东北面组建以女真百姓为主的“加别赤”，因附会高丽“别抄”得名。金九镇指出，上述百姓，实际就是李成桂家族的女真私兵。李成桂家族与女真的长期交往，使女真成为了其崛起最初可依靠的力量。以上诸种，构成了明初与朝鲜对“土著女真”博弈落败的复杂因素。

朝鲜翼祖李行里智陵

然而，加别赤“聚为一党，不供国役，别为家兵，私相交结，豪横自恣，州县不能禁制，已有年矣”。其庞大的人口，不仅影响到朝鲜新王朝赋役的征发，亦多兹行不法，影响东北面的稳定。甚至第二次“王子之乱”间卷入李成桂父子的斗争中，使得朝鲜太宗产生了罢免“家别抄”的想法。朝鲜太宗十一年（1411），尽罢“家别抄”为官军，因李豆兰为朝鲜建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仅其子李和英之“家别抄”尚不革去，余下五十户以供养老母。

此后，“土著女真”上层位列两班，百姓专供赋役、成为朝鲜王朝的编户。这些“土著女真”后裔开始以“向化人”出现于朝鲜王朝社会中，其在朝鲜的身份实现了从“北狄”向“准朝鲜人”的转变。

三、青海李氏“岳飞后裔”的文化认同

（一）李豆兰先世谱系的释读

据前文，载“高丽说”的《世谱》修于朝鲜仁祖八年（1630），青海伯神道碑立于朝鲜英祖五十年（1774），而载“南宋说”的《世家》及该族族谱的其他版本则更晚。《世谱》修纂据李豆兰卒年（1402）已相隔二百余年，对李豆兰先世的宣称不仅与《神道碑铭》《世家》等迥异，亦与朝鲜初年史料对李豆兰的记载冲突，但青海李氏谱系不同版本皆毫不回避李豆兰世袭女真千户这一事实。

其次，《世家》称高祖雨与曾祖浮海（假设二人属实）先后定居三水、甲山，与李豆兰的先世泰神忒保水完颜部及其所世袭的叁散猛安冲突。但据《李朝实录》载，李成桂曾遣李豆兰前往孔州、甲山筑城。从孔州至甲山间长白山南麓地区称“三甲”，是朝鲜初年防御女真的中心。《世谱》所称李豆兰先世定居三水、甲山，恐有后裔将其本人筑城、防御女真事迹嫁接至先世之嫌。

最后，二说中皆称豆兰“本姓佟”，“南宋说”是“徙俗为母姓”；“高丽说”却称本姓李，因得佟姓人家收养以为佟姓，但佟姓之称不见于朝鲜早期史料。女性在李氏先世谱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南宋说”中，母族（佟氏）是豆兰先祖雨（假设属实）实现脱华入夷、从“岳飞后裔”蜕变为女真人的中间环节；“高丽说”中，母族（岳飞所养继父张生之女，张氏）却是“文僖公”子孙与岳飞构建关系的重要一环。而李和英之妻本姓童，为端川（旧名秃鲁兀）童安老之女。在女真姓氏演变中，夹谷、交鲁、夹温、佟、童、董等是互通的，依女真旧俗，“不娶管下，必求婚于同类之酋长或兀狄哈或兀良哈或忽剌温”，和英妻父童安老当为秃鲁兀千户夹温不花、佟参哈、佟阿芦等人的后裔或亲族。李和英后裔是青海李氏的大宗——武厚公派。那么，李氏谱系中所称“本姓佟”及女性重要的身份，很有可能源自李和英之妻（童安老之女），童氏是“高丽说”中佟姓养父、及“南宋说”谱系中重要的始祖母之原型。

（二）朝鲜儒教国家的转型与向化人观念的转变

随着程朱理学的传入，丽末鲜初义理思想迅速传播，14世纪中叶已具一定规模。为巩固王权、整顿社会风气，李成桂引入了儒教治国理念，进行全方位改革，确定了朝鲜“儒教国家”体系。这不仅影响了社会观念，亦使朝鲜形成“小中华”思想。一时间，朝鲜人将儒家义理崇尚的人物作为楷模，甚至有“忠义之士，平生以岳飞自许”者。

在朝鲜构建“儒教国家”之初，“向化”女真却屡屡与李成桂的意图冲突。婚姻上，“不忌异姓四五寸，甚至兄亡取嫂，悖伤伦理”的近亲婚和收继婚俗，与程朱理学背道而驰，娶妻亦予女方大量牛马以作聘礼而影响生产；家庭内，“率多狠戾”，凌虐奴婢；乃至在王京“任情游戏，夜聚群饮，或横行闾里，非理求索，一不称意，欧伤人命者有之。”凭仗王室恩宠，“向化”女真放荡骄纵、兹行不法，激化了下至平民、上至两班的矛盾，因此，朝鲜开始严格整顿“向化人”的风气。

作为“向化”女真的代表，青海李氏的先世李豆兰丁优、和英孝顺老母可作为朝鲜儒教孝文化的楷模；对于朝鲜太祖李成桂而言，李豆兰如左膀右臂一般重要，死后朝鲜太宗为其罢朝三日，追封为“开国功臣”，谥襄烈；在朝鲜决定配享功臣位次时，更是将李豆兰列为第一功臣之列，李豆兰在朝鲜王朝前期的肱骨之臣，与岳飞的忠义形象相符合，朝鲜大肆宣扬李豆兰父子辅佐太祖李成桂起兵建国的事迹，以为忠臣良将之典范。

李豆兰后裔李重老肖像，李重老因参与“仁祖反正”被封为“靖社功臣”

在朝鲜初年两班社会和“儒教义理”的构建中，“向化人”逐渐“弃夷狄之俗”，最终在17世纪前摒弃女真身份而成为了朝鲜人。常建华指出，这也是朝鲜固有的世系记载向中国宗法式世系记载的转变时期。实际上，在朝鲜古代伪造家族起源说的现象不乏其例，如最早的谱牒《编年通录》中，高丽王室始祖为“圣骨将军”虎景，第四世贞和王后适“中华贵人”（即唐肃宗），此后虎景一脉由父系变为母系，塑造了高丽王室具本土大族和唐朝宗室双重血统的“形象”，妄图为高丽统治的合法性提供谱系支撑。这一背景使得青海李氏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其家族叙事应当如何书写。与此同时，建州女真迅速崛起及明亡清兴则是导致“向化人”后裔改变历史认同的促成因素。

《帝王韵纪》中高丽王族的先祖谱系

（三）明清易代间“向化人”之抉择

作为李朝之“北狄”，朝鲜文人心中的女真是与野兽无异的妖魔化形象。但16世纪后期建州女真崛起，经“丁卯之役”和“丙子之役”后，朝鲜被迫成为了后金的附庸。而明清鼎革间的“华夷变态”使得将清朝视为夷狄已超越文人的认识而发展为国家认识。尽管与建州女真的同源异流的“向化”女真已经被同化为朝鲜人，甚至位列两班了，但朝鲜上下对“向化人”的祖源是心知肚明的，不由得对“向化”女真后裔产生排斥心理，使得女真“向化人”在两班中处于很尴尬的境地。

一些女真后裔纷纷自称源于汉人。如李和美妻父童安老后裔，更姓为董，称远祖为西汉董仲舒，自号广川董氏（韩国铜川董氏）。亦如铁岭李氏谱系的五代始祖皆非汉人式和朝鲜人式的命名，园田一龟考证李成梁的祖先本是鸭绿江女真人，但其后裔却附会陇西李氏。明末清初另一支源于女真的家族——通州康氏的起源说，则是不同历史记忆与明末清初背景交织的集合体。

康世爵，本系明人，据其《楚冠堂公自述》称八代祖仁宣，以通州士人移居荆州所管撞州境北四十里石塔，后曾祖康祐战死于蒙古；祖康霖，壬辰间从杨镐征辽东阵亡平山；父康国泰参与萨尔浒大战，败死牛毛岭；康世爵丧父后，因归明为后金所阻，遂渡鸭绿江来奔朝鲜。然而，荆州下撞州、石塔二地名皆不可考。见过康世爵的不同文人笔下其籍贯亦存迥异：南九万笔下的康氏自云籍贯荆州；但朴世堂笔下的康氏却自云籍贯淮南。杨海英经过对朝鲜文集、通州康氏族谱及《三万卫选簿》中鞑官谱系分析后提出了质疑：从康世爵曾祖父至其本人，在世系、辈分、人名、年代、事件等处，皆与国内史料中真实的康世爵存在错位无稽的现象；国内史料缺乏对康氏东征的详细记载，为朝鲜虚构康氏活动留下了可发挥的空间；康氏真实的来源是三万卫女真鞑官，其自述皆是移花接木其他同姓人物事迹的层累产物。康氏东渡后，面对朝鲜经“丙子之役”臣服后金，以及明朝灭亡崇明尊周的环境压力，被迫隐瞒来源、抹掉自身的女真血统记忆，从而虚构了一个“籍贯荆州”“明朝忠烈”的家族叙事。

文化与力量上相对弱势的人群将自身祖先攀附至其他人群的谱系，达成美化本族、寻找新认同的目的是可能的。除高丽王室和上述家族外，北族王朝、汉族世家大族亦存在家族史的层累构造问题，这种家族叙事的“结构性失忆”（structural amnesia）和“虚构性谱系”（fictive genealogy）十分普遍。同通州康氏一样出身于“夷狄”，作为“定社功臣”、“向化”女真之首的青海李氏，在明亡清兴时也面对严峻的环境压力。《世谱》与《神道碑铭》《世家》等版本亦皆出现于建州女真兴起后，“高丽说”成文于两次后金入侵朝鲜之间，虚构的文臣文僖公李□□是青海李氏最初版本的祖先，代表着对朝鲜前身高丽的认同，在掩盖自身的女真痕迹时，李氏家族认同岳飞后裔，与朝鲜构建儒教义理国家、李氏事迹与岳飞忠义形象相符及岳飞形象在朝鲜广为传播有关。在此说中，岳飞所养继父之女张氏与文僖公之子孙的婚配是青海李氏与岳飞构建关系的第一步。

（四）《精忠录》的传入与岳飞后裔的构建

在国内，自宋代开始，有关岳飞的忠义叙事流传版本层出不穷，而明代具备其故事文本和图像的《精忠录》是岳飞故事流传的一部全面的资料选编，此后另一部流传较广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较多材料亦摹自《精忠录》，《精忠录》在近世岳飞忠义形象传播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该书首次刊刻于明成化年间，后弘治与正德年间又经历两次刊刻。朝鲜最初是通过《宋史》了解岳飞的忠义形象的，但尚未在朝鲜半岛广为传播。宣祖间，以弘治本为底本的《精忠录》的铜活字本传入朝鲜，使得岳飞忠义形象在朝鲜得到更为深层的传播，这与努尔哈赤兴起几乎同时，而流传后不久，朝鲜就经历两次后金入侵，被迫向后金称臣，此后朝鲜传播《精忠录》具有与清廷文化对抗之意。

随着明朝的彻底覆亡，在“尊明抗清”、面对朝野压力下，青海李氏不仅跨过“以岳飞自许”，甚至抛弃此前虚构的高丽祖先和岳飞养女后裔的叙事，更进一步与岳飞发生联系：豆兰父子“定社功臣”的事迹，以及在《精忠录》通行、尊崇岳飞忠义形象的朝鲜王朝后期儒教义理社会中，需要一个符合自身的“岳飞”形象，正如《世家》屡屡伪托太祖所言，“天之杖，四极也；国之杖，良将也。自古以来，历言忠臣良将也……完颜猾夏，宋几仆矣，韩岳杖之，而宋祚不绝”，使得青海李氏在《世家》谱系中将自身书写为岳飞的直系后裔，甚至还将朝鲜太祖李成桂塑造为岳飞之妻李氏一族后裔：“（太祖言）吾之先世，忠一之女，即岳武穆之妻，岳王死后削发，仍迫于宁古塔云。然则子与我有骨肉之义，何忍相舍乎？”尽管青海李氏将李豆兰移花接木至岳飞后漏洞百出，但不影响李豆兰父子的忠义形象，此后，清代朝鲜对李豆兰父子的祭祀中，不仅是对其忠义形象的肯定，亦是与清廷文化对抗之所图。

结 语

朝鲜青海李氏本为女真完颜氏，是辽金长白山三十姓的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的遗裔，即《高丽史》中“东女真三十徙”之“满尹伊”，与高丽长期紧密联系。入金后仍保留有原有的猛安谋克社会组织。金末元初，李豆兰先世由泰神一带迁至叁散，继续世袭女真千户。而后李豆兰父子并很早地与李成桂发生了联系，在李成桂起兵建国、招抚女真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朝鲜王朝建构儒教义理、崇尚忠孝仁义的背景下，岳飞事迹经《精忠录》传入朝鲜后，一些朝鲜人纷纷以岳飞自比，“归附”的“土著女真”后裔亦开始移风易俗。随着努尔哈赤的兴起、后金两次入侵朝鲜的政局变动中，朝鲜在文化上对女真人从鄙视转变为仇视，意图通过崇拜《精忠录》中岳飞的忠义形象达到“文化抗清”的目的。在这一背景下，女真后裔也面对极大的社会压力，纷纷开始有意掩饰真正的祖先，虚构、嫁接世系至汉人、高丽世家大族中。身为朝鲜“定社補祚之臣”、“向化女真”的代表，李豆兰家族亦以虚构的高丽文臣李氏为先祖，并将其忠义的形象通过母系拟亲初步嫁接至岳武穆上去；在南明彻底灭亡、清朝局势最终稳定后，李氏又抛去此前虚构的高丽先祖，将自身虚构为岳飞的直系后裔，最终青海李氏的家族叙事完成了从后金两次入侵间“高丽说”向入清后的“南宋说”的嬗变。

值得一提的是，金代完颜氏“我之祖宗，生于大邦”的宣称，将自身祖先附会至高丽更多的是文化内涵。与“向化”女真同源异流的清代满洲人中，亦有嫁接入古代汉人世家者，如铁保，“考其宗谱，乃知其先为宋英宗越王之裔，后为金人所迁处居董鄂，以地为氏”，这一说法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但据《八旗通志·鄂硕传》载，鄂硕始祖为诺喀爱塔，居董鄂地方，以地为氏，世为董鄂部主，传七世至伦布（鲁克素）、何和礼。诺喀爱塔约活动于明代中期，查明景泰、天顺间，《李朝实录》所记建州卫小头目中有童奴高（童奴儿干）之名，活动时间和身份可与栋鄂氏始祖诺喀爱塔对应，而诺喀爱塔（童奴高、童奴儿干）为北宋宗室后裔是缺乏史料佐证的。亦有人整理铁保家族的谱系、以及铁保同族的叙事，认为该说有因循成史的可能。此外，部分研究认为，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征讨东海虎尔哈部后，竟将穆克西科那里听来的虎尔哈部起源传说认定为官方的祖源传说；次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更族名为满洲，意图割裂与历史上的女真及金朝的联系、利用新称实现从地方性政权向全国性政权的转变。对于辽金女真及后继者清代满洲人而言，以上也是自身祖先乃至族源叙事“结构性失忆”和“虚构性谱系”的其他旁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