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布言：散论孔子的不自由人生

汤因比称希腊斯多亚学派开创者芝诺为墨子主义者，在于墨子第一个提出了人类平等思想。汤因比可能不知道，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墨子思想西传，促进了基督教和斯多亚学派兴起。人类平等思想突然在地中海兴起，不是没有原因的。基于本体论之超越精神和认识论的超越意识合一的平等思想可能只有一个起源。这是一种人皆天臣和百姓为人的非攻自由（反思自由）的人格平等和人之为人的权利平等，内涵了人为万物灵长的生命尊严。《妙法莲华经》：“若言处处受生，故名众生者。此据业力六道流转也。”也许有人会以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来驳斥这个观点，首先，佛教是指众生都在三世六道中因果轮回，经历不同的生命形式，而这些生命形式作为生命具有一致性，是生命本身的平等，不涉及人的生命尊严和人格权利。众生是指处于六道轮回中的六种生命形式之众，而不是我们通常表面上理解的“芸芸众生”之众多生命体，更不是众多常人。倘若宽泛地讲：其次，各种生命本性不同，混淆了种类的区别，不具有本体论上的种类同一性和差异性，没有人类独有的生命尊严和人格权利。再次，佛教讲缘起缘灭，诸佛属于无神论的觉悟者，只是认识论上的一般生命受生的一致，抽掉了人的特质和尊严，“目中无人”。最后，墨子讲的兼爱平等乃是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的平等，一切人平等爱一切人，或一切人平等互爱。这里面包含的非攻原则或不侵犯原则、能爱与被爱的角色互换，意味着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平等。佛教的众生平等并不具有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存在于不同生命形式中的生命体能力不同，人能爱动物，动物不能爱人，即人总是爱的主体，动物总是爱的客体。动物除了生命本能的血亲之“爱”和基于交往的情感之爱，没有纯粹理性的爱的能力和主体活动，而且种类的不同导致爱人与爱物之爱的样式不同。说白了，佛教只知道认识论上的生命平等，即认识到生命受生一致这一维度，尚不知道人的平等，即生成论上的平等，唯有人有能力生成纯粹理性的爱，有能力基于互不侵犯的权利及其对等义务的平等互爱。——有一点我们务必注意，人们以往过于理想化地理解了佛教，以为佛教追求普遍的人类平等。其实，佛教最初不过是刹帝利种姓反对婆罗门种姓高于自己的特权，而不是为了普遍的平等而反对和取消一切种姓特权。所以，佛教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算盘否定等级观念、等级制和种姓制度。佛教教团内部葆有等级观念和等级制也就不足为奇了。《大般涅槃经》：“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与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一样，只是指通过修行人皆可以成佛成圣，并不涉及现实中的人具有人格平等和权利平等，至多也就是成佛成圣的潜质的一致具备而已。这跟讲所有人性本善的说法没有区别。——人生爱己和爱自己亲人是实然，是自然而然，极为容易的事情，连动物都能轻易做到的，根本不需要提倡，关键在于如何能做到爱人如爱己。这是扬弃和超越动物伦理，超越实然和应然、实事与道德界限的人类和人生的大事，是人脱离动物和低级趣味的大事。

孔子这个人一辈子活得很苦逼的，“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说明，直到七十岁行将就木之时，他才感受到一点点“自由”，而且他认定的这个“自由”可能就是铁笼子（礼制之矩）里的“自由”。一辈子没有自由的人和灵魂，怎么可能仰望星空，有超越眼前，胸怀天下和人类的博大情怀？反之则说明，孔子其人生绝大部分时间甚至连那一点点铁笼“自由”都没有感受到。从心理学来看，人是越缺什么，就越期盼什么？比如，德国儒家尼采，一生疾病缠绕心身，羸弱不堪，就幻想有个心身非凡强健的超人，一个自然本能和精力充沛的生命意志。孔子也是如此，野合而生，没有名分，不被礼教和家族接受，自小贫和穷（人际困境）交加，没有安全感，急切依赖家国同伦的权力体系保护，所以他特别看重权力，贪恋权力，要么依附权贵，要么自己当权。他的人生哲学就是当官，当大官，当更大的官，除了最大的官不敢当以外。再者，一个人自小被礼制排斥，按理应该是对礼制极为反感，然而他却对礼制情有独钟，追求礼制几尽到了疯狂的地步，不可越雷池半步。这不又是缺什么，求什么？一个人生被礼制褫夺了幸福和自由的人，不去抵制和反抗礼制，反而要恢复和繁复礼制；一个强烈感受到不被围城接受的人，却拼命想着入围，反而从来没有想过要建立自己的围城，你说这是什么心理疾病？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精神分裂症？在孔儒那里，人类社会就是争权夺利的丛林社会，人就应该活成人兽，人类就应该活成动物世界。所以，凡是动物没有的，儒家都没有。相反，凡是儒家没有的，墨家都有，诸如哲学、科学、宗教、逻辑、兼爱平等、民主、理想等等，儒式动物脑焉能读懂墨子？儒家的一元世界观，没有宗教灵魂不灭，如何能期世导众？“敬鬼神而远之！”、“不知生，焉知死？”人生的意义在于能够不朽！儒家如何解决灵魂不朽和临终关怀问题？你总不能对一个行将就木者说，死就死了，永远没有了。你总不能要求一般人像帝王将相或圣人君子那样立功，立德，立言，传诸子孙万代吧！

令人匪夷所思，世上居然有一个以动物伦理为宗旨和宣扬动物伦理为荣的学说和学派。亲亲尊尊都是动物的本能性。我们继续深究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群人热衷于动物本能呢？原来动物本能就是单纯利己。提倡动物本能，把它强说成道德，目的就是利己，即道德利己主义，以道德名义利己岂不冠冕堂皇。归根结底就是自我中心主义。他们却从不考虑如何通过正常的国家、政府及其法律来帮助自己来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动物本能和由动物继承而来的偏私的情感和心理。无论什么制度，能最大化克服偏私的情感和心理，防止和清除腐败和效率与个人幸福最大化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这。些（国家、政府和法律）是强制性的消极克服，人类还有以道德和兼（兼）爱为手段的积极克服，——亲亲仁爱作为动物本能应当或能成为人类克服人性弱点及其偏私的情感和心理的道德吗？儒家的实践历史证明，提倡和宣扬亲亲之爱不但不能克服人性弱点及其偏私，反而还导致更大规模和公开的腐败、堕落、侵犯他人权益。兼爱即便不是人人，也不是一个人每时每刻都能实现，但至少作为一种理想和道德约束能给个人和人类指明方向，认识到什么事善恶是非好坏，从而成为行动指南，在外在约束和他律之外，从内心里和自律方面大大减少亏人利己行为。因此即便是“空想”的理想，兼爱也比仁爱强无数倍。——宗教为道德和爱找到形而上的根源，奠立理性基础。宗教是哲学的发现，信仰与理性一致。神或上帝的自然法和赏善罚恶的神圣意志以及人基因于信仰的道德信念乃是人类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和偏私的情感与心理的最初的方法。宗教信仰是科学，不是迷信，是人类用科学改善自身处境（道德和法制环境），救赎人性向善、人性行为迁善的最初努力。动物只有本能实然，人有超越本能的应然，为什么有这么一群人，偏偏不把自己当人看，按照人的自由道德来要求和规定自己，宁愿把自己当人兽看，按照动物的本能来要求和规定自己呢？严格说来，墨子是人类第一个把宗教道德化的先知和宗教家，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墨子蒙受神恩，第一次明白了道德究竟为何物。没有墨子人类还活在动物世界中，还生活在慢慢长夜中，因为人类还没有在光明中见到道德，甚至错误地把动物本能当做道德。道德就是扬弃和超越实然伦理的应然伦理，即爱人若己。爱己爱亲或爱己爱亲多于爱亲爱人都是动物本能，——这些东西动物都能做到，而道德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标志——爱人若己才是道德。所以道德这个东西，既容易做到，也不容易做到。消极看容易做到，持守不侵犯原则而从事，这是极易做到的；积极看不容易做到，奉献和牺牲，多数人做不到。换句话说，道德是无条件执行上帝命令，兼爱人，兼利人（道德主体间性，能爱和能同质被爱），就是无条件爱人和利人，执行如何全在个人修养。在墨子义利主义看来。爱人就是利人，利人就是爱人。自从孟子辟杨墨以后，儒生一直对兼爱或爱人若己耿耿于怀，总有一种活成禽兽的煎熬、难堪和不忍心。毕竟无产文人更加重视饭碗。我们看待一个人的真实状态和对事物的看法或评价，就看他跟利益是否有瓜葛。基于利益考量的判断一定是偏私的，不客观的。

补充一下，最近看到一个短视频，讲食品问题，做凉皮用洗洁精替代菜油防面粘、马铃薯、西红柿等用膨大剂，等等，反正就是苏丹红鸡蛋，二聚氰胺奶粉等之类层出不穷的事。我在下面恢复：墨子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宗教道德化，也是第一次告诉人类什么是道德？爱己爱亲或爱己爱亲多于爱亲爱人都不是道德，那是动物本能，没有哪个动物不知道爱己爱亲的，真正的道德就是兼爱或爱人若己。在墨子以前，中国人是不懂得道德的，误以为动物本能就是道德，自我中心主义，亲亲为大。如果良知装的都是这些东西，那依然还是没有良知的动物！体现在食品方面，爱人若己就是给别人吃的东西跟给自己吃的东西一样健康无害，——这很难做到吗？——而不是自己吃健康的，给别人吃带一点毒的。这个民族就是咎由自取，遭受的苦难配得上他们的选择。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是权力的选择，一开始就不知道什么是道德？庸众固然接收不到天启，但对先知的教诲听不进去，当做耳旁风，互害而不是互爱互利，也算是上天的惩罚吧！儒家就是一瓶鸡尾酒。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中说过一句话：佛陀俘获了孔子的灵魂。儒生读到这句话难道没有一点触动吗？高明者一眼就看出来儒学没有（形而上的）内核，儒家的（形式）道德缺少自由灵魂。儒家俨然就是一个空空如也的酒瓶，什么酒都可以往里装。孟子最先装了墨家酒，朱熹装了道家酒，王阳明装了佛家酒或印度酒（唯识论和吠檀多派），熊十力装了唯识论的酒，冯友兰装了新实在论的酒，还有装康德酒、黑格尔酒、自由主义酒、海德格尔酒的，等等，多不胜数。这些算是装得比较多的，但未尽，还有装得比较少的就免提了。这瓶鸡尾酒可谓五味杂陈，味道丰富啊！酒瓶上有个标签：尊王攘夷！

作为人类普遍历史构成的各个民族历史，哪个民族历史不是从善或道德开始的？不是从扬弃和超越动物性的实然伦理（爱己爱亲），向着人类独有的应然伦理（爱人若己）开始的？先秦中国人特别崇尚水德，水动且静下，可能跟大禹治水伟大事迹的民族印象有关；古希腊人特别崇尚火德，火动而升上，可能跟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火种的神话有关。水德火德都跟道德上的善有关，都是一个民族作为人的历史的象征性开端：水动静就形而取下，澄清而明，滋润万物而无声，好谦虚而利生；火腾跃跳动而就上，光芒四射，给世界以光明和温暖，好热忱而利他。一个上善治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一个上善治火，火善利黑暗而尚动。一东一西，一静一动代表了人类的全部道德。人文意识的觉醒其实就是道德意识的觉醒，墨子第一次将自然世界划分为自由王国和自然王国，因为人让自由王国从自然王国中独立出来，自由本身乃是人的独有的自然必然性或绝对必然性，若非如此，就没法证成自由乃应当是人类唯一的生活方式，给奴役留下了合理性与合法性（合自然法）的空间和解说理由或口舌。所以自由的始基和根源就在上帝造人赋性的那一刻，自由主义找不到这个根源就像根基不牢的浮萍，漂忽此则此，漂忽彼则彼。大取取德，小取取理，基于反思理性，道德乃是人类反思自由、心身安宁、安身立命的能力根源。自由也是一种能力。

动物伦理，是指基因于传承遗传物质或基因的生命本能和冲动以及基于此通过生活交往和想象亲子关系与情感而具有的一种经验限度下的感性伦理或情感伦理。动物伦理本质上属于单纯感性审美判断力，与纯粹理性判断力无缘。。人的伦理就是扬弃和超越动物伦理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奠基于爱人若己的道德之上。要之，动物伦理是基于生命本能和冲动与单纯感性审美和情感的生活方式；人伦是受道德（爱人若己）和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方式。

制度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文化。把制度和文化分开，本身就不恰当。文化有优劣，否则人殉文化和人人平等文化岂不是没有高低优劣差别了。作为文明表现的文化有高低优劣，同理文明必然也有高低优劣。文明是思想，——而且多指具有人文精神和道德意识的思想，尽管这种精神和意识还不够纯粹理性，还混有杂质和野蛮观念，杂质和野蛮成分多少决定了文明的高低优劣——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我们只能说，同一文明程度之下的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但不能笼统说文明或文化没有高低优劣。通意后对，首要任务是要定义文化和文明。所谓文化就是代代相传的生存形式和生活方式（这里的形式和方式是指感官所能感知到东西）。难道秦汉政制和雅典政制不是制度文化吗？文明就是脱离野蛮与蒙昧的思想倾向和状态（非爱人若己之道德的和反思自由之非攻的状态都是野蛮和蒙昧的状态）。如果你硬要说文明就是亲亲相隐，保持动物的野蛮性，那就没办法谈了。这样，文明标志就突显出来了，宗教意识是人文觉醒的第一步和标志；语言文字是深入交流合作和思维概念化开始的标志；建筑是宜人生活和室别男女的标志；宗教建筑是社会生活的标志；青铜器和铁器是生产生活工具改进的标志；驯化动植物是定居生活、生产效率提高和城市化开始的标志，等等。以上事物的出现都跟人文精神有关，尽管还掺杂了许多野蛮和愚昧。

墨家思想博大精深，有多方面影响和雷同是必然的，否则就不可谓博大精深了。对秦国影响主要在于墨家科技一派，墨家先进科技体现在秦国先进的管理、制作技术和兵事器械，物勒工名和标准化生产与弩机等即是如此。——尽管这是基于一种推理，还有待进一步证据证实。历史知识属于认知范畴，只能是或然性推理和概率知识（概率有大小），不可能有必然性知识，这里边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因素。但我们会以科学的精神和态度来对待这种知识，下一步无非是两种方向：要么找出更多的证据条件，以提高认知的概率；要么找出关键性的充分证据，以增强其必然性强度。西方学者根据雕塑衣服的皱褶推测佛教健陀罗艺术受希腊雕塑影响，但你能说它有很强的必然性吗（充分条件越少，必然性越强）？秦国技术是实在的，但目前也没有明确证据证明秦国技术来自墨家以外。墨家也只有技术能被秦国使用，政治和伦理思想已被实事证明没有被采纳。虽然也有其他非墨家人员专注于技术，但墨家重城守，专注兵器技术方面可能也只有墨家有一大批人才。秦国广纳贤才，也不能说没有墨者包括技术墨者去应贤吧。腹朜受秦惠文王礼遇，不可能墨者对秦国一无贡献吧。也有可能墨家以技术为诱导，推荐墨家政治和伦理学说，但这个没有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墨家衰落关键在于尚同于天志和公义，政权合法性来自上帝（神权）和国民的双重合法性，这是专制统治者不能允许的。君权神授容易被统治者盗用，但政权的国民合法性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在三表法的检验下就更是如此了。墨家被当权者冷落和遗弃乃是必然，否则就跟儒家法家同流合污了。至于有没有被打压要看历史考据。有一点是肯定的，墨家政治和理论学说不被当权者采纳，但绝不妨碍他们利用墨家技术。这里面的情况就复杂了，有图私利奉献技术的，也有用技术作诱导推荐墨家政治和伦理思想的，甚至也有可能通过其他非墨者间接接受墨家兵器技术的。同理，也不排除可能有专制统治者间接利用墨家城守的战时法典来强化非战时的控制和统治。就像墨子之后，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乃至程朱理学都有抄袭模仿墨子。——毛泽东主要吸收墨家的兵学思想，诸如军事法典、军事编制、军事民主（召三老）、全民皆兵、坚壁清野、兵事贵速、联防联保、疏散老弱、战时体制、战时征用、战时配给、军民鱼水情（吏卒民相和）、优待伤亡者和军属、文书管理、有备无患、将功赎罪、敢死队、通信兵和传令兵；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严惩内奸和渎职、严惩扰乱军心民心、统计人力资源、公布守备章程和法律（路口）、审令以行、法令有负，令行禁止、分职任事，各有其责、随机应变、将有令旗，卒有徽章、功有锦旗、军旗指挥艺术、不拿老百姓的什物，等等。墨家没有这些兵学思想也成就不了墨守之严。秦国采用墨家技术推理成分多些，但毛泽东军事思想跟墨子城守诸篇兵学思想诸多一致，受到墨守兵法启发和吸收墨守兵法成分，应该是板上钉钉的实事。对于墨家伦理思想，他们是否吸收执行了，各人自有看法。至于基督教加尔文宗与墨教诸多雷同乃是基于宗教信仰以及由此而来的诸多一致。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除了大禹和周公，就是秦始皇和毛泽东，这两位政治地位显赫的人物吸收了部分墨学思想和精华，各自成就了他们的事业，确实说明墨学非同一般，博大精深，不是一般的“杂”。不管你从什么角度怎么评价他们，也不管你从什么角度怎么看待他们的事业。墨子之前，墨子能不遗，墨子之后，不能遗墨子。孙子兵法主要以动制动，墨守兵法主要以“静”制动。只要能活用这两部兵法，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不输于对手，在武器上差距不是太大，一般在战争中不会输。其它古文明还没有系统的兵学思想，更勿论能与之匹敌的了。儒家纯是纯，纯得只剩下一套动物伦理：亲亲尊尊。哪个狮群，哪个猴群不搞亲亲尊尊呢？多少“仁”人“志”士终生就在这四字两原则里打转转，浪费生命。

历史人物受各自文化环境影响和左右，是有局限的。中国历史人物包括近现代人物受儒家文化环境影响和左右乃是历史必然，尽管后来儒家意识形态独尊已经被推翻，但儒家文化遗毒一直存在。即便不在精英中存在，也在广大庸民中存在，从而成为一股左右历史潮流的环境和力量。对历史人物的出现，出现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应该要反思到文化层面乃至思维方式文化上。儒家文化不可能诞生一个华盛顿，也决定了某个时代中国精英接受和引进哪些西方文化。例如，像鲁迅这样勇于反儒人士，一开始也对德国儒学尼采学说情有独钟。所以反思和反对儒家文化仅仅是中国文化恢复华夏天教传统个上帝信仰的第一步。如果儒家文化能诞生华盛顿这样的人物，就能接受景教和基督教，也不至于外来的佛教文化在中国如此成功，而景教和基督教在历史中国消失得没有一点痕迹。如果景教和基督教能在中国能够保留下来，并发展，那么，墨教墨学也就不会至少在明面上销声匿迹。从理论上看，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大一统与国土疆域大一统，三者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在古代民主政治没有出现之前，国土疆域大一统，必然以政治大一统为条件。政治大一统，又必然要求思想文化大一统，否则不利于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哪家思想文化匹配政治和思想文化大一统，哪家就有很大的机会被选中。没有哪个君主开明到如此程度，国土疆域大一统后，在政治上而又允许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以，这给国土疆域大一统带来了不好名声，宁愿思想上有多样性存在，也不愿意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秦始皇和华盛顿都从事的是政治和国土疆域统一大业，但基于文化差异，结果却截然相反。一个走向了秦汉思想文化专制，最终是儒法结合限制自身和一切思想文化发展；一个保留了思想多元和自由。

“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荀子 宥坐》）少正卯是有机会以同样罪名诛杀孔子的。可惜太仁慈了。好人没有实事证据不轻易治人于罪，也绝不会以言治罪，更不会诛心。这是一个深刻教训：绝不能让坏人管理好人。这里有个矛盾：当年若少正卯以同样理由诛杀孔子，今天中国就没有儒家之害；若少正卯抢先以言治罪诛杀孔子，则给后世留下不好的榜样。古今一样，孔子杀少正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利益。跟今天在视频中为儒家辩护的那些贩卖国学和修行的博主一样，争夺学生资源及其带来的利益。可惜，除了骗吃骗喝比较行以外，不管从哪个方面，儒家独尊2000多年，拿不出任何实事证据来证明自己，一个字，行！

人性偏私，需要克服，借助道德来软性克服，借助国家和政府及其法律来强制克服。亲亲相隐作为道德来宣扬，不是鼓励和褒扬亏人利己，不是鼓励和教唆腐败，是什么？从司法层面来讲，亲人犯罪，亲属有权保持沉默。但要认清司法容情和司法公正不能有冲突。只要不影响司法公正，亲人犯罪，保持沉默基于人之亲情考虑而有这个自然权利。问题理清并不难：一，亲亲相隐不是道德。不能作为道德去宣扬。否则就是鼓励教唆腐败。二，亲人犯罪可以保持沉默，没有揭发和举证的强制。但你不能包庇诸如帮其隐匿、逃避、逃跑、作假证等等这些行为。也就是说，你可以无所作为让事情摆在那里，任其自然发展。你包庇，除非被发现，没办法治你罪。一旦被发现，证据充足，就能治你包庇罪。父亲偷别人的羊，儿子隐瞒不告（揭发和举证）是基于亲情原理而被法律允许的自然权利，但不是应该去鼓吹的道德，作为道德去鼓吹，就等于是去鼓励和教唆人们亏人利己和腐败。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很明确，这个“不同”已经不是儒家特别强调的身份属性和意识的不同。前面已经有“君子”和“小人”主语。在孔子那里，君子明显具有双重属性含义：权贵属性和道德属性（尽管孔子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也就是说，在孔子那里，唯有权贵是有道德，这个道德的身份属性说明它（君子）还具有职业上高低贵贱含义。只有到了墨子那里君子才具有唯一的道德属性，由《修身》这一重要论文可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要特别注意，孔子和儒家的义除了一般的意见和主张以外，更多的是指礼义，经验之道，礼制规范，形式道德，德行伦理。作为权贵的君子当然要重视义或礼义，礼异之，乐和之。权贵有自己的食邑，当然不需要操心自己的生存和物质利益。小人就没有这个条件，谋利和精心计算利乃是必然的。如果一个从事生产的职业人，不明白自己的利益来源或利之所出乃是一个糊涂蛋，绝对会贫穷一生。干禄之学，学而优则仕。其实孔儒无产文人也是“喻于义”的，也是明白知道自己的利出于权力。这一点，他们从来没有糊涂过。所以“喻于义，喻于利”委实跟道德没有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所谓的君子并非只剩下道德属性。同时又进一步看出，“君子和而不同”之无斗无争乃是一种表面假象，因为他们自身不直接参与利益争夺。由此，我们进一步推理，“和而不同”实质上是指，和即和谐和平相处，不同就是具有不同的意见和主张。即一群人可以和谐和平相处而具有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这就显得片面了，现实意义已经不够完整。一群人能和平和谐相处必然具有底线共识，即公义法，即一般的道德及其底线法律。应该确切地说，君子同而和，和亦有所不同。墨子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尚同，“举公义，辟私怨”，“一同天下之义”。这个一同天下公义不是自上而下地统一思想，而是为了自下而上地达成共识，取得公义，以作为国家主权的根基、善恶是非的标准和良知共识。在墨子看来，国家主权或政权应该具有双重合法性：上帝天志和人民公义。这也是客观性的双重保证。依三表法，自然而然地推出，人民公义与上帝天志是同一的，人民公义就是上帝公义。总之，这跟儒家重异轻同的思维模式有关，反之，则是抽象思维缺陷或能力不足。而这又体现了儒学的现象主义和现象思维的本质特色。这样，体现在认知和因果性上，必然性强度弱，最弱的偶然性占据上风。反映在理论上，则是感觉主义、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神秘主义，甚至经验论的怀疑主义；反映在实践上，则是机会主义、专制主义、极端主义，神秘主义的修行方式。这从孔子的行为就可窥知一二。换一句话说，“君子和而不同”，无斗无争，在理论上就是放弃基于逻辑语言的争论和辩论。儒家也不可能参与语言辩论，没有定义法，概念名词无法明确界定含义，推理首先要有含义明确的概念名词，其次要有基于类的归纳法和演绎法。没有普遍定义法又是因为没有抽象法，抽象法由“方不障”（墨子）或“除掉物质”（亚里士多德）发展出抽除抽象和抽出抽象二法。“君子敏于行，讷于言。”另一方面，放弃语言上的和平争论和辩论，就会在行为上好斗，无休止地争斗，甚至发动战争。孔子的一生，就是好攻，好斗，滥杀无辜和弱者的一生。没有语言的争辩，就有行动的争斗；没有争斗的语言，就有斗争的行动。

这又再一次强迫我想起孔子的自传：“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直到死之将至，才体会到那点铁笼子（礼矩）的“自由”。悲哀的一生。从未有过反思自由和安生立命的体验，从未经历过天人合一、超越生死，不知老死将至的人生胜境、圣经和化境。由此可见，孔子的一生是奴隶的一生，这正是他的人生理想写照，因为他的理想就是奴隶道德的实现。儒生一以贯之地喜欢用大而空疏的肥言膘词，诸如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那个孟子就是中国的法利赛人，公开告密“皮罗多”，他的君父：墨子服从天上的父，不服从君父您这个地上的父。果不其然，独尊儒术了，干禄就在其中了！杨墨“无君无父”，这投名状做得太低级了！在孟某看来，墨子和杨朱都是不孝忠他可能之君父的自私自利者。“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草芥。”他想象自己处于君父臣子的干禄富贵之中。一旦这种想象不能成为现实，于是就憋出了一股“浩然正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视天下如弊履，弃之而无憾”。无产文人好可悲啊！不由感叹人生无味，生不逢时：君父啊！为什么不看到我那真诚的投名状啊！儒学就是跪学，研究跪的学问，什么样的跪姿标准，规范，合法，合理，好看，跪什么对象，某时某刻该跪谁。所以儒毒不除，跪学亦不除，精神软骨病，精神颈椎病，精神分裂症，精神跟屁虫，精神蜘蛛，等等，各种怪病，魑魅魍魉都出来了。儒生最大的悲哀就在于，身在庐山而不知庐山真面目，儒学先天缺陷就是无法补足的思维文化的缺陷：非理性主义，一元世界观，单纯感性审美判断力，与纯粹理性没有丝毫关联，这就是儒家思维文化缺陷综合征一切症状的病根。儒生一天到晚沉迷于空疏无当的名词语句中，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仪式般地宣教，你要问他这些名词语句的真实含义，一个个就傻帽翻白眼了。

儒家哪个专制帝王不喜欢？秦始皇一开始对儒家蛮好的，还设五经博士，供养他们吃喝，毕竟他们主张孝忠君王，以为以此能长治久安，后来却越来越发现儒家都是骗吃骗喝之徒，除了阿谀奉承，古言古服，尊孔以宣扬儒家独尊和恢复宗法礼制以外，一无是处，一怒之下，焚儒书，坑儒生。乃至后来重用法家，也是为了对付尾大不掉的儒家，以毒攻毒。毕竟儒法一家，解铃还须系铃人。儒家也好，法家也罢，秦始皇不会去信仰哪一家，在他眼里都是技和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最终百家皆因儒家受牵连而被一律禁绝。儒家既然孝忠权力，秦始皇作为集权者，不可能不喜欢它。但是，在始皇看来，人只有君王-皇帝与臣民两个等级，一切人都必须以君王-皇帝为中心，围绕着他这个权力核心转，为他服务，被他所用。儒生则要恢复宗法等级礼制，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这不符合始皇的想法，遭到他反对，然而，儒生却一直在暗里对抗皇帝旨意，企图恢复宗法礼制，当然越来越遭到始皇讨厌和憎恨。儒生也是打自己无产文人的小九九，心想自己当不了皇帝，混个爵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上忍气吞声，对下颐指气使，多少也算是中高阶层吧，食禄不用愁，还可以光宗耀祖。儒家个性大家都知道，见到权力，就像苍蝇见到臭鱼，趋之蝇蝇。死皮赖脸要往权力上凑，去谄媚讨好，不管这个权力是合法的或非法的，也不管是正义的或非正义的。但是他们有一点很清楚且必须要坚持，即食禄利益不能少。他们绝不会轻易放弃事关自己食禄利益的政治主张比如宗法等级礼制，哪怕跟当权者搞翻也在所不辞，甚至鼓动百姓人民对抗王权，造反，暴乱，战争，推翻当权者。道德利己主义和道德利权主义是儒学本色，毕竟个人利益至上，自然也就会导致前者大于后者，后者为前者服务。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由此可见：一来，“诸生皆诵法孔子”，说明当时儒生要尊孔，要独尊儒家。——在秦始皇手上没有实现的愿望，在汉武帝手上实现了，可以判定，搞独尊决不是董仲舒一时一地的想法，而是自古以来的事，直到今天。非儒不是因为儒家理论上有多高明，而是因为其肤浅鄙陋还要搞独尊绝异——然而，孔子继承了西周宗法等级礼制，却要反对封建分权制。二来，“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说明坑儒也是儒生自己互相检举揭发和互相坑杀的，跟法家还没有多大关系。法家最多使表现出反对儒家高独尊和复古，即恢复宗法等级礼制。为了各自保命，儒生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隐约可见“文革”时的人心形态。

儒家喜欢把自己的一切罪恶都归给法家，似乎法家就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其实，法家是帝王专门治吏的技和用，跟治民关系不大。治民的技和用主要还是靠儒家，儒家宗法等级秩序深入民间，无处不在，连最简陋的乡村僻野都有宗庙祠堂，都供奉者天地君亲师牌位。况且，法律也是从秦制的法家化逐渐转化为儒家化的。从汉武帝独尊绝异开始，中国掀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轰轰烈烈的、持续数百年之久的法律儒家化运动，直到魏晋南北朝法律儒家化彻底完备。从此以后上至朝廷，下至乡村僻野的宗族，全部以儒家经典的教义来制定和释义法律，以儒家经典教义为标准来裁判司法，包括孔子主张的“听讼无讼，片言折狱”这种极端的司法黑暗。再者，我们只要看看遍布大江南北的不计其数的所谓的忠孝节义牌坊，就知道法律和道德儒家化是多么彻底。——建议大家读一读瞿同祖先生的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儒外法内，秦制是儒法共同建构的，儒法历来一家。儒家想甩锅一门法家，没门！好兄弟实在不厚道呀！这般丧心病狂的儒家学者故意混淆视听，陷无知百姓于错觉之中，以为儒家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的仁义礼智信就是现代文明意义下的仁义礼智信而信从它。——否则，怎么叫外儒内法，儒表法里呢？表和外是指朝廷之外，里和内是指朝廷之内。对于广大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而言，法家理论哪怕其理论学得再好于他们都没有丝毫用处。它们拿法家理论能干什么？管制谁？科举投名状从不考察法家学说，唯一考察的就是儒家经典。这是明白的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