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钰：中国新闻文化的基本精神

作者：胡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本刊学术顾问）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11期

导 读：

新闻文化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中的新视角，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重要理论突破口，新闻文化则成为主要研究对象。

新闻活动是重要的文化活动。作为传播信息、引导观念的行为，新闻活动对于社会意识形态建构、价值观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不论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还是作为文化的本体之一，新闻文化都成为新闻实践与新闻理论中的重要命题。中国新闻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建构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从文化视角对新闻活动进行深入分析，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法论，阐释中国新闻文化的历史脉络、精神实质与当代使命。

一、新闻文化成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中的新视角

在2024年7月举行的第七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柳斌杰在致辞中明确提出，“希望大家在学术层面深入思考如何从新闻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1]这一论断为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视角，如果说以往的新闻学更多是从舆论视角来思考，从传播效果与媒介使用来思考，新闻文化学则提出了一个更加开阔的思考领域。

新闻文化学作为一个学术视角、学术领域并不是全新的概念，早在1993年出版的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中就收录了“新闻文化学”的词条，其定义是“研究新闻传播中人类的文化心理、文化意识和新闻传播的文化机制（非物质）的学科，是介于新闻学与文化学之间的一种边缘学科”。[2]值得关注的是，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学科的边缘性，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新闻文化学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并没有得到重视。从中国知网搜索来看，以“新闻文化学”为题的论文，相关度高的仅有1991年的一篇文章《新闻文化学研究的形成机制探析》，而且下载量仅过百[3]，正所谓写者寥寥、看者寥寥。该文作者在2001年出版了《新闻文化学》一书，对新闻文化的学科概念进行了分析，此后也有学者在2011年出版了专著《新闻文化研究》，总体来看，新闻文化研究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还处于边缘位置。

与新闻文化学并没有得到重视形成对比的是，关于“新闻文化”的实践是活跃的。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于1989年成立，是由中宣部主管、民政部注册的全国性新闻行业社会团体，也是中宣部重点联系的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社团。成立三十余年来，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开展了大量新闻文化领域的活动，连续两次在国家社科基金优秀社科学术社团评估中获评第一档。观察新闻文化领域的各项活动，涉及内容非常广泛，重在以新闻活动和媒体机构为主体推动地方文化创新、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等。

巧合的是，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的第一届到第四届理事会会长是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而范敬宜与柳斌杰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第一任和第二任院长，总计近二十年。范敬宜在清华大学从事新闻教育工作期间，特别谈道：“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培养新闻人才源头的新闻院系引进了很多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但是很少听说有哪一家专门设立新闻与文化的课程。”正因为新闻人才文化素养的缺失，范敬宜认为新闻工作中出现的通病是“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理直气壮，不懂得刚柔相济”。[4]正因为有感于新闻人才培养环节的文化内容缺失，范敬宜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开设了一门课程“新闻与文化”。遗憾的是，在范敬宜过世和另一位开设这门课程的教授退休后，这门课程现在处于停开状态。事实上，由于开设新闻文化课程的愿望不足与师资缺乏，许多高校新闻传播院系都没有开设相关课程。

从新闻文化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在实践领域是活跃的，在学术领域与教育领域是薄弱的。这种现状对于中国新闻学与新闻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

新闻活动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新闻传播文化，新闻创造文化。没有文化味的新闻活动是枯燥的，不能引领文化前行的新闻影响是有限的。新闻活动应立在文化活动的前沿，既是文化活动的积极推动者，也是文化活动的有机组成者。从一百多年前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新青年》《湘江评论》开始，优秀的新闻媒体都是社会文化的倡导者与开拓者。新闻不仅是历史的观众，也是历史的主角。对于新闻活动的文化价值、文化影响、文化使命应给予充分认识，仅仅把新闻活动限定为工具性的信息传播活动，是对新闻活动的窄化与矮化，也会限制新闻活动发挥更大的社会功能。

在新闻理论研究中，更多地从文化视角来观察新闻活动，可以提供更开阔的视角，更深层次地来判断新闻事实选择、新闻价值标准、新闻与社会的关系。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新闻理论中，不仅有真实性、客观性、接近性等工具性标准，还应有人情味、文学性、人文感等价值性标准。更重要的是，在评价新闻与社会的关系时，要从新闻活动对社会文化的综合影响、长远影响来思考，能够振奋社会精神状态、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推动国家文化进步的新闻活动就是积极的，不能够实现这些效果的新闻活动就是消极的。这是从新闻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重要着力点。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提出新闻文化学的理论命题，具有更直接、更明确的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5]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关系的清晰阐释。从文明视角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传播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新闻活动应该具备的新使命，也是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应该具备的新视角。事实上，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已经成为重要的理论突破口。在当代中国的国际传播活动中，文化传播已经成为具有战略性与创新性的传播活动，成为国际传播中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对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来说，把新闻文化学作为学术新视角，无疑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研究新闻文化，就要围绕新闻活动的文化属性，深入研究新闻文化的形成规律、新闻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前者是新闻文化的本体研究，后者是新闻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对于新闻文化研究来说，既要把握新闻学的专业要求，也要把握文化学的研究特点，形成对新闻文化的学理认识。

二、中国新闻文化的人文精神

不同民族国家文化的呈现形式是多样的，体现在生活、习俗、制度的方方面面，而贯穿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隐形主线是文化精神。理解文化精神也就理解了文化内核，遵循文化精神也就遵循了文化价值。中国新闻文化作为扎根在中国文化中的一种文化形态，内在地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对这种文化精神的认识，是新闻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务。

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是认识中国新闻文化精神的根基所在。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人为本的。《论语》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在得知马厩着火后不问马而先问人的情况，就是鲜活的人本思想体现。这种人本思想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点。楼宇烈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项重要贡献。在很多人的观念中，现在的人本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根本不知道它原来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 [6]以人为本的观念贯穿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影响了庙堂也影响了江湖，影响了历史也影响了当代，不论在诗词、散文、经史子集中，还是在治国理政中，对人的关注都具有主导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本的，儒家是以人为本的。这种观念对于近代中国产生新闻业以来的报人、新闻人及新闻学者的思想产生了深层次影响。

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与以神为本、以物为本相对的，是具有先进性的文化观念。对于这一观念，仅仅抽象的强调是不够的，也是容易产生片面理解的，要展开来看其丰富内涵，才能有更深入的认识。张岂之在《中华人文精神》一书中认为：“中国古代人文精神所阐述的道德含义，大体上有三方面内容：一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何在；二是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三是人们如何区别善与恶，如何尽自己的责任，从善去恶。”[7]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认为：“在儒家领导之下，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过去中国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开拓，胥赖于此。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8]对于“向上之心”，梁漱溟在文中解释为“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对于“相与之情”，其实可以理解为北宋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精神。

理解“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关键是要以“人的什么”为本？不是以人的物质利益、个人私利为本，而是以人的伦理性、社会性为本。简言之，求善与求和。求善体现的是人的精神性存在，追求道德提升；求和体现的是人的社会性存在，追求和谐相处。如此，对于中华人文精神的理解变得更加丰满与立体：一个中心是以人为本，两个基本点是求善与求和。

中华人文精神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意义需要被重新认识，与此同时，这种精神也对中国新闻文化精神产生了深刻影响。一百余年来，优秀的中国新闻人都是既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又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文化人”，既不是谋取物质利益的“商人”，也不是钻营投机的“政客”，从“铁肩担道义”的邵飘萍到“勿忘人民”的穆青，这些新闻人以自己的新闻作品和新闻媒体服务人民、推动社会进步。

邵飘萍在其《新闻学总论》一书中论述新闻事业之职能时说：（新闻纸）“善良之作用，在使人心美化，养成社会丰丽之情操，反之，一误其感情的倾向，挑拨群众之心理而诱发意外之现象。政变也，战争也，有最初发动于新闻纸之一言者，反之，亦有因新闻纸之一电，得维持数十年之平和状态者。是故新闻纸之灵魂，应冷静活跃于理智之世界，而耕耘于世界感情之畎亩，常以最新之事实与最有兴味之问题，涵养一般人之趣味性，将世人从枯寂冷酷之心境中救出。”[9]邵飘萍作为近代中国新闻业中的代表人士，其新闻理想与新闻业务备受赞誉，也曾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担任导师，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也曾对邵飘萍给予称赞。从邵飘萍对于新闻活动的论述来看，充满了中华人文精神气质，新闻活动的作用是为了世人的人心美化与心境提升，反对通过新闻挑拨群众之心理，制造社会对立乃至战争。这与近现代世界新闻史上黄色新闻蔓延、以新闻发动战争等现象形成鲜明对比，也对矫正当代社交媒体时代新闻活动中的仇恨情绪传播、观点极化扩散等现象具有指导意义。

以杰出的新闻人穆青为例，其在一生的新闻生涯中，采访报道了焦裕禄、王进喜、吴吉昌等一大批典型人物，这些典型人物的报道影响了一代代人，形成了时代前进的精神动力。穆青晚年时将其采访的一些典型人物报道汇编成《十个共产党员》一书，他谈道：“这十个人当中，除了焦裕禄、郑永和是县级的领导干部，其他几位都是最普通的共产党员。在他们身上，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共产党员的高尚境界，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他们的精神，集中到一点，就是无私奉献。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人，在他们身上几乎都可以找到答案。他们是中国的真正脊梁。”[10]综观穆青一生的新闻生涯，挖掘了一个又一个普通中国人、普通中国共产党员身上的民族精神，为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一波又一波强大精神动力。这种新闻文化精神正是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之中的。富有意味的是，穆青邀请范敬宜为《十个共产党员》一书作序，范敬宜的序言则是完整地记录了他在与穆青讨论此书编写心态时的谈话内容与场景，希望通过这些实录展现穆青的感情与精神。这种序言写作方式本身也是一种典型的充满人文感的体现。

当代中国新闻文化精神植根于中国文化精神中，突出表现在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这种新闻文化把鲜活的人作为最重要的报道对象，把维护人民共同利益、激发人民精神力量作为最高层次的报道效果。在这种新闻文化精神的指引下，培养出来的新闻人、创作出来的新闻作品、从事的新闻活动，能够真正体现人民性新闻立场、有机性新闻参与、正向性新闻效果、伦理性新闻技术、人文性新闻文化，这些正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基本理论内涵。

三、中国新闻文化的创新精神

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文化虚无主义是不对的，文化复古主义也是不对的，守正创新才是正道。文化传承是文化的纵向流动，文化传播是文化的横向流动。中国新闻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的活跃形态，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使命，推动着文化的流动。仅仅把新闻媒体定义为信息传播机构是不能够满足当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的，而是要进一步明确新闻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的文化机构属性，提升传播文化、创造文化的主动性，打造新闻媒体的文化气质，提升新闻媒体的文化贡献，成为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的生力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新闻文化的根基，但传统文化必须经过当代转化与发展才能成为时代文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来说，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该说，“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当代中国的又一次极其重要的思想解放，让中国学术界能够在更广阔的思想文化空间中，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进而推动实践创新。对于如何理解“第二个结合”，陈先达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二讲》一书中谈道：“不要抽象地争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尤其是非历史主义地争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高下优劣抑扬褒贬。一个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指导，一个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11]很重要的一点，认识与实践“第二个结合”一定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概念或关系之争。在这一具体的结合进程中，新闻文化成为具有显示度的文化形态，能否具有创新精神成为新闻文化生命力的关键因素。新闻文化创新精神的内涵包括新闻媒体的文化创造力、新闻报道的人文表现力、文化传播的战略引领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12]当代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这无疑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关头，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这无疑对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所有文化机构都提出了紧迫的要求。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文化有两个重要的来源，一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是革命文化，对这两种文化都要予以传承与发展，才是完整的当代中国文化。

新闻事业不仅是时代变化的瞭望者，也是时代文化的创造者。新闻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要将时代提出的文化创造目标内化为自觉的行动，要以文化创造的要求来创新报道方式与媒体功能。换言之，一方面，新闻媒体在选择报道对象、报道方式时，要以其可否反映、引领时代文化发展作为基本考量标准之一。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在自身功能拓展、人员队伍结构等方面，也应从提升文化创造力的角度进行大胆创新，让新闻机构更像文化机构，让新闻人更像文化人。

新闻媒体的文化创造力也体现在新闻领域国际人文交流的活跃度上。新闻媒体是典型的文化机构，体现所在国家民族文化；新闻记者是活跃的社会活动者，联系不同文化群体，因此，新闻媒体可以也应当成为开展国际人文交流的有效载体。当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一“走近”过程不仅是中国企业、中国基础设施的“走近”，也需要有更多的中国人、中国机构代表中国文化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新闻媒体工作者在此进程中具有先天的优势与内在的责任。

从2014年至今，由人民日报社发起的“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连续举办，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搭建起媒体高端对话与合作平台。2023年，由“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主办设立了国际传播“丝路奖”，鼓励共建国家媒体机构相互交流，共同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些媒体间的人文交流都积极发挥了新闻媒体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作用，服务了国家发展战略，展现了中国文化精神。

基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新闻报道，要见器物，见人物，见人文。文以化人，文以人传。这种人文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文的视角，另一是人文的表达。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下，许多常规性、标准化的新闻写作已经可以由人工智能技术来完成，对于新闻报道来说，要实现创新，就要在人文感上下功夫，以人文的视角战胜机器的视角，以多彩的表达战胜工整的表达。范敬宜在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期间，提出了要“抓经济中的文化、文化中的经济”的口号，重视从文化的角度、用文化的视角来观察经济现象。1992年在带队报道苏州经济发展时，范敬宜就将报道着眼点从“有形的经济指标”转向“无形的人的精神”，写出了《苏州人的性格变了》的报道。范敬宜在将这篇报道编入自己的新闻作品文集中配发的新闻背景说：“从此，经济报道如何‘人性化’，就成为我不断实践和探索的问题。”[13]

有了人文的视角，还要有人文的表达。中国自古以来是文章大国，大记者都是大文人。在网络传播与全民记者时代的新闻写作中，尤其需要记者们保持中国文人锤炼文字、追求境界的写作风格，创造具有人文感的表达。曾担任新华社总编辑的南振中谈道：“记者要学会画社会风俗画，要多给人们留下一些《村医图》《牧牛图》《清明上河图》那样的东西。要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丰富多彩的、流动不息的社会生活，使一篇篇新闻作品成为‘时代的日记’。”[14]事实上，文章写作、新闻叙事的创新是无止境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关键在于记者要潜心思考，善于琢磨，矢志追求。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加强中国古典文化学习，培养人文素养，愈发具有现实紧迫性与深层次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也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究其原因，一是适应文化强国建设的需要，通过文化传播提升全民文化自信，近些年来的非遗传播、考古传播、文学传播等内容发挥了极强的振奋民族文化精神的作用；二是适应信息环境变化的需要，在全媒体时代，社交媒体高度发达，消息类新闻的时效性已经不再是新闻媒体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说教性、灌输性新闻报道的到达率也持续下降，而文化类报道以其内容与情感的接近性更易打动受众；三是适应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需要，在当代国际新闻报道中，政治新闻、经济新闻乃至科技新闻都已经高度政治化，在国际传播体系中受到许多阻碍，唯有文化类内容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可以获得较少的阻碍与较好的接受度。

文化传播的战略性作用日益凸显，需要当代中国新闻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加大创新力度，以更加战略性创新性的观念、内容与手段来提升报道效果，提升中国新闻文化的创新精神。在文化传播中，树立文化多样性的理念是具有关键性的指导思想。当代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由中华民族的多样性决定，由区域发展的多样性决定，也是由当代文化群体的多样性决定的。为此，在传播中国文化时，既要有主旋律的内容，又要有多样性的展现，既要关注精英文化，也要关注大众文化，特别是对于乡村文化、青年文化、数字文化等现象，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

对于中国新闻文化建设来说，文化传播战略引领力既要展示传播中国之美，又要提升全球文明倡议的国际影响力。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为当代世界文明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思想公共产品，体现了中华人文精神，展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类情怀。这一倡议中体现的全球文明观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其重大意义需要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充分认识。事实上，这一倡议中的文化精神本身就是中华文明创新性与包容性特征的体现。对于这一重要的思想理念，新闻媒体要提升对外传播的自觉性主动性，让中国思想说世界语言，让大道理说家常话，不断创新形式持续传播。

2024年10月，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智库报告《文明交融论——基于突出特性与价值立场的中华文明新主张》，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从交融厚植文明基因、交融形成文明气度、交融彰显价值主张、交融绘就文明未来四个章节，全面阐述文明交融论的发展渊源、突出特性、价值立场和世界贡献。文明交融论体现了全球文明观，展示了人类文明新图景与人类文明新境界，提出以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当代中国新闻文化创新精神的充分展现，通过提出理论观点、制造新闻事件来引导舆论，不仅是文化发展的外在记录者，也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创造者。

在世界性的文化精神危机状态下，世界性的冲突此起彼伏，这就需要以中华人文精神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精神为世界提供更多有益的文化贡献，也为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创造了历史性机遇。中国经济的世界贡献已经足够显著，中国文化的世界贡献还要不断提升。值得关注的是，世界对古代中国的文化价值非常认可，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创造非常模糊。这说明当代中国的文化传播、文化建设在理论与实践中还需要有更多提升，中国新闻文化在此提升进程中责任重大，责无旁贷。

没有硬实力的软实力是弱的，没有软实力的硬实力是冷的。只有全面与平衡地提升硬实力与软实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真正实现。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发展的方向。新闻活动是当代人类社会的重要信息传播手段与意识形态建构手段，新闻文化是当代人类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力量。中国新闻文化在这一时代性与世界性的文化格局中，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法论，以人文精神为根基，以创新精神为动力，既讲好中国故事，也讲好世界故事，为构建更加美好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胡钰.中国新闻文化的基本精神[J].青年记者,202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