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专家研判中企“产能+产业链”出海新方向：不出海就出局，出海方式不对也会出局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陈梦璇 南沙报道

过去几年，为了绕过不断加码的贸易壁垒，去东南亚设厂一度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首选。但随着反规避措施在今年6月实质性落地，东南亚产能也将面临更为严苛的限制条件。

“不仅是东南亚，在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受劳工、电力短缺等因素制约，到当地建产能难度不亚于直接进军美国。”毕马威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中国主管合伙人李瑶表示。

毋庸置疑，企业出海从以前的可选项，变成现在的必选项。到全球范围内探寻新的市场契机，在全球供应链中积极“卡位”，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开辟新增长路径的发展共识。但也有已经在海外布局的企业提醒，不仅仅是“不出海就出局”，出海方式不对，也会“出局”。

10月25日，围绕“企业出海”主题，在广州南沙举办的“迈向全球开拓增长——企业高质量出海论坛”上，“企业出海如何落地”成为政府、学界，以及作为出海主体的企业最聚焦的议题，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开拓与建立全球化的跨国投资视野与手段。

绿地投资升温，“出海”风险更具体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集团”）在1997年开始向海外布局，20多年来通过在海外完成近上百起并购，现在在美国、欧洲，澳洲、东南亚20多个国家拥有30多个工厂。中集集团董事长秘书吴三强介绍，今年中集集团在泰国收购了一个钢材加工中心，配套服务中国的电动车（EV）企业出海。

在2008年第一轮出海浪潮开启时，“跨境并购”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境外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与绿地投资、对外工程承包等其他模式相比，这一形式往往更有利于并购方快速获取厂房、设备、知识产权、雇员等生产要素，凭借被并购方的销售渠道和供应链优势快速进入当地市场，减少市场开拓成本。

但在2018年美国挑起贸易摩擦后，全球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多个国家出台相关法规抬高跨境并购门槛。与此同时，东南亚、拉美、非洲地区劳动力和资源禀赋等生产要素显现，加上国内需求趋于饱和而海外市场消费潜能仍然充裕，越来越多的中企选择通过绿地投资方式出海。

例如，过去，新能源汽车车企出口初期多采取整车出口方式，随着欧美贸易壁垒持续增高，在经济性和滚装船运力制约等因素影响下，企业开始转向海外建厂，包括电池和零部件供应商在内的产业链跟随车企出海布局，形成就近配套。

会上发布的《中国企业出海洞察报告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共探出海新趋势》（以下简称《报告》）显示，绿地投资体量在2019年首次超过跨境并购，近几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东南亚的绿地投资贡献了全球近1/3的增速。从行业分布和投资目的来看，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制造、工业及消费品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其中，中企在印尼围绕金属矿业和汽车制造业开展的投资规模达到210.3亿美元，占近6年间绿地投资总额的17%。

李瑶预计，2024年绿地投资总量超过2023年，下一阶段，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绿地投资将从现在的产能出海逐步向“产能+产业链”出海模式转变，以资源布局保障供应链安全为目的的对外投资，以及通过优势产能扩大海外市场的对外投资将保持增长。

《报告》亦指出，当前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缺乏出海目的国政策考量、海外市场进入策略选择难题、海外运营协同机制缺失、合规风险日趋多样化等。对此，《报告》提出了企业出海的“新关键”，包括审慎考量出海目的地的投资政策、精细筹划跨境税务、高效管理海外公司财税、战略部署境外人力资源以及加快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等具体措施。

建立全球化运营手段应对合规新挑战

从产品出海、产能出海延伸到产业链出海，当中涉及的风险会越来越复杂。在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毕马威中国税务服务合伙人何莹发现，有的制造业企业有“走出去”的需求，也已经和当地政府接洽、完成选址，计划从国内出口90%以上的原材料到投资地生产后再进行销售。看似成熟的想法背后，实际上可能是“头脑一热”，对供应链布局和新关税政策的理解不充分，反而会让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蒙受“双反”规则带来的损失，“只是拍个脑袋想着办个厂就能规避规则，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吴三强以中集集团的实践为例。为了避免受到新关税政策影响，2021年，中集集团下属的中集车辆将其美国全资子公司改名为CIE，并且投资了2000多万美元建立起一条全环节与中国无关的供应链，在泰国工厂里使用来自欧洲和韩国的钢材制造车架，再将车架运往CIE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总部和弗吉尼亚州恩波利亚扩建的工厂，最后与来自美国其他州的车轴、起落架等配件进行组装，解决了美国的就业。这一调整不仅让CIE成功通过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调查，也恢复了企业在北美的集装箱骨架车业务，提升了企业在北美的经营安全性。

“我们也是被迫走到这一步。”吴三强也观察到，很多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只是把海外的基地变成国内企业在境外投放的“影子”。

“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真正的全球化是企业可以在全球体系内调配资源，而中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资源，一定要在全球视野内，坚持合规管理供应链、布局工厂，我认为这是中国企业未来能够真正走向全球化的重要一环。”吴三强表示， 大企业要善用出海国家的投资并购相关规则，和熟悉规则和风控的、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专业机构合作。

“真正想出海的企业，除了在法规合规、产品竞争力、目标市场调研几个环节做好准备，核心问题在于创始人、管理团队是否有国际化思维，能否以一个跨国企业的标准来做好出海准备。”广东博迈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斌补充表示，如果仅仅是为了出口，不如借船通过平台出海，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可以规避很多风险。

在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第十项原则专家组成员、深圳市企业合规协会会长王志乐看来，对外投资的资金、技术已不是目前“走出去”企业面临的大问题，合规风险才是企业出海最大的挑战。“我国企业在合规管理领域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监管环境日趋复杂，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合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亟须建立对接国际标准并具有中国特色的合规管理体系。不光国企要合规，民企也要在合法合规中提升国际竞争力。”

如何借助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地理位置与政策优势，构建起一条高效的企业出海通道？在与会嘉宾看来，香港是本轮企业出海的战略支点。在跨境金融、法律、税务专业服务方面，优势不断显现。

李瑶表示，作为互通市场，粤港澳大湾区能为出海企业提供融资及服务出口的平台。香港特区政府支持内地出海企业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开展投融资活动。另外，广州、深圳等地区鼓励开展跨境双向投资、并购，让内地以及港澳地区的企业能顺利开展资金募集，提升国际竞争力。

“应重新认识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优势与定位，以货币及监管优势帮助企业高质量出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经济学实践教授及副院长、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肖耿认为，南沙作为广州、深圳和香港三个世界级都市的黄金腹地，可通过建立“双总部”——在香港设立一个企业，其第二总部落到南沙，既可以服务“走出去”的企业享受香港在制度上的灵活性、国际化的开放程度、金融、法律等与国际接轨的专业服务，又可以充分利用南沙的硬件资源和政策优势，产生1+1>2的影响力。

肖耿补充表示，政府也应完善容错机制，鼓励并支持更多企业勇敢地去创新“冒险”，大胆“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