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这是一个颇有悬念的历史命题。东西方面临这一命运的巨大差异,向来引发了学者们的深思与探讨。从宗法传统到政治结构,从权力运作到阶级矛盾,种种原因或许能揭开这一谜题的面纱。然而,要彻底理清其中的缘由,恐怕还需多方求证,仍有很多未解之谜有待我们去解开。那么,到底是什么造就了如此巨大的分野?
西方国王的权力和地位,主要源自基督教会的加持和贵族的拥戴。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占领后,欧洲便开启了一种新型政教合一的王权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国王不再像古罗马时期那样自诩为"元首"或"皇帝",而是把自己定位为"上帝之子"、"神的代理人"。当时的教会把国王加冕为"君权神授",赋予其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从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
而在东方,中国皇帝的权力则主要取决于其"德治"和"天命"。自从西周时期确立了"天命"思想后,中国便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天子掌握着专制集权,主导国家大权,但其合法性却取决于自身的道德修为和为政实绩。所谓"人心生一念,胜于捷锐矢",只要有一人心怀不轨,便可能遭到天谴。因此,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中国皇帝的合法性根源主要在于自身的"德治天佑"。
这种观念深深影响了历代王朝的命运。在西方,国王虽然有罪过,但只要仍保有教会支持和贵族拥戴,其王权就仍然合法;而中国皇帝一旦做错,便可能被视为"失去天命",从而引发推翻性的造反浪潮。这种文化差异,正是造就东西方王朝走向不同结局的重要原因。
中国自古就有一种"禅让"的传统。所谓"禅让",就是指皇帝在有生之年,主动将王位传给太子或其他亲信,自己则退位隐居以回避朝政。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光武帝,他在位期间就将王位禅让给了幼子夷陵,虽然后来又重新继位执政。隋唐时期,曾有过几位皇帝实行过禅让,如唐高宗李治在712年把皇位传给了太子李隆基。
这种禅让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和平交接权力的方式,但实际上却为后世王朝更迭埋下了祸根。因为在一代帝王退位后,新皇帝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免除宗室后患,往往会大肆残杀宗亲以绝后患。比如唐玄宗便在即位后就杀害了三个同胞兄弟及其子女,并将其他王子都打入冷宫监视。
另一方面,西方王朝也受到了教会的宗教仪式和制度的影响。在基督教会看来,王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王受膏加冕就意味着获得了上帝的认可和祝福。因此,即使当权者做错事情,教会也不会轻易推翻王朝,而是更倾向于"辅佐"和"劝谏"。这就使得西方王朝的更迭形式更多呈现出一种逐步演变和权力渐移的状态。
此外,中西方王朝命运的巨大差异,也与两地的阶级结构密切相关。在中国,由于实行高度集权的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皇权至高无上,帝王将全国士大夫及其家族都牢牢控制在体制内。一旦朝代更迭,前朝权贵便可能被新朝当作"残余余孽"彻底肃清。
而在欧洲则不同,那里存在着分散的封建割据状态,各大家族割据一方并拥有相当的自主权,整个贵族阶层呈现出一种"网状"分布。因此,即使有王朝被推翻,只要旧贵族家族仍保有一定实力,就不会遭到全面清洗,最多只是失去一些权力而已。这种阶级格局差异,直接导致了东西方王朝覆亡后命运的分野。
中国自秦汉时期开始，便确立了一种高度集权的专制中央集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皇帝掌握着绝对权力,通过科举取士、重用门阀等方式,将全国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及其家族都纳入中央政权体制之内。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加之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斗争也就更加激烈。
每当发生朝代更迭时,作为新统治者的农民起义军或少数新贵族集团,都将痛下决心彻底铲除前朝皇亲国戚,斩草除根。这不仅是为了避免新政权遭到威胁,更重要的是要扫清前朝旧制,以宣示新王朝的彻底开端。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从秦二世胡亥被陈胜、吴广起义军赶尽杀绝,到明朝复社起义领导人张献忠焚烧紫禁城,屠杀全部皇亲,朝代更替都伴随着血腥的阶级报复行为。
相比之下,欧洲则是处于一种相对分散的封建割据状态,各地区均由大大小小的贵族割据一方,形成一个"去中心化"的权力网络。即便有统一王朝出现,它的实质也更像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各地方贵族仍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在这种条件下,阶级矛盾就难以凝聚到皇权统治者一个头上,而是分散在各大家族之中。
另一方面,西方曾经爆发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这使得整个社会更加平民化和去中心化,既有贵族阶层被削弱,地方权力被下放,农奴也获得了部分人身自由。这些变革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重的阶级矛盾,使得新旧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并不那么尖锐,因而不至于引发大规模的屠杀报复行为。
与中国不同,欧洲的贵族阶层呈现出一种松散的"网状"分布格局,相互之间通过联姻、交往等方式维系着整个网络的运转。即便某个王朝被推翻,只要这些大家族仍保有一定实力,他们的生存环境仍然相对稳定。新统治者无需像中国那样将全部旧王朝权贵一网打尽,而可以让他们继续保有一定地位和权力,以平衡内部矛盾。
与西方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很少将皇权与宗教联系在一起。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许多王朝将自己的皇权合法性渊源于某种神灵或宗教信仰,比如商朝的祖先崇拜、汉代的太一思想、隋唐时期的天师道等。但总体而言,中国王权的建立和行使更多是带有世俗性色彩的。
中国古代统治者最看重的,是自身的"德治"和为政绩效。所谓"圣人之治天下,夭夭几希"。只要国家经济民生得到良好发展,便可视为"有德",从而获得天民的认可。反之,如果社会动荡、赋役加重、民不聊生,便可能被视为"失德",从而失去皇权的合法性基础。
这就导致了中国皇权具有很强的世俗性和暂时性特征。即使是最为极权独裁的秦始皇,依然难以将自己的统治渲染上一层神性的光环。因此历代王朝的统治合法性非常脆弱,只要做错一步,便可能引发天怒人怨、造反推翻。
西方基督教会为王权的神圣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他们将国王奉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君王受教会的膏立和加冕,意味着获得了上帝的承认与祝福。即便国王犯下重大过错,教会也不会轻易推翻王朝,而是通过"辅佐"、"劝谏"等方式加以规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