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西方如何看中国？五味杂陈，近代看法最奇特

华夏史数千年，大多时期都充任着领跑世界的角色。这么说倒不是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自我陶醉，先辈们谱写的辉煌的确值得自豪。

西方能与中华雄朝并肩的寥寥无几，确切些说只有罗马帝国，他们大多数时间是以王国、公国或城邦形式割据存在。当长安喧嚣繁盛人口百万时，在欧洲十万人口的城市已可称“巨”。

天朝上国的光环一直笼罩着古代中国，其时国人也确认为中华之外皆蛮荒愚昧之地，想找个像样的交流对象亦属难得。隋唐时期已有日本遣隋史、遣唐使前来学习，这些使者都是怀揣仰慕和朝拜的心态来到中华。

至于欧洲，还在惊叹于来自东土大唐丝绸的绚丽，经威尼斯、波斯、阿拉伯商人的转手，价格已涨到原来的十倍。陆地商路先后被安息、阿拉伯等势力人为隔断，欧洲消费者也只能无奈地接受盘剥。对于神秘的东方，只是朦胧了解并充满向往。

真正让贫穷落后的欧洲大开眼界，是元代的马可波罗。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未开凿，无法全程海路，只能渡过地中海后登陆西亚或埃及，再由红海或阿拉伯海换船，但其一行在霍尔木兹港口停留时不幸遭遇强盗，被迫改走陆路，穿越伊朗沙漠、跨过帕米尔高原，历经四个寒暑方才到达元朝。

马可波罗结识了忽必烈，并在元朝逗留了17年时间。回到欧洲后，他写了一本游记，书中将元朝描述得无比繁华：

杭州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业兴隆，有12种行业，每个行业有12000户，城中还有个美丽的大湖（西湖）。带有花园和人工湖的大汗宫殿，佩戴银辔头和宝石的大象，宽阔整洁没有积水的道路…

这些描写令没见过世面的欧洲人感到自惭形秽，自己居住的城市同东方相比，如同垢物满地的垃圾场，找到通往东方海路的渴望空前高涨。

西方轰轰烈烈的大航海时代，和马可波罗游记不无关系，尽管他所描写的并非中国最好的朝代，但这已形成了足够的吸引力。

当西方通过航海，拼命发现和拓展地盘时，明朝中期（嘉靖）因倭寇沿海抢劫进入闭关时代。对于明朝来讲，外面的世界实在没什么诱惑，本朝就是最好的地方。

不过随着西方航海日渐发达，越来越多的洋人来到中国，起先以传教士为多，如利玛窦、汤若望、郎世宁等人。随着对中国深入了解，西方人对中国心态逐渐产生变化，由昔日的热烈仰望变为弊端甚多。

利玛窦曾就此评价过：

他们不知道地球大小又夜郎自大，因此认为各国中只有中国人值得称颂。不仅把别的民族看成野蛮人，而且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

1792年正值乾隆执政最后几年，英使臣马戛尔尼到访，他受英王委托欲与清朝通商。到达后就同清廷代表和珅发生了争执，见皇帝行三拜九叩再寻常不过，但这对英使来说是奇耻大辱，最后议定单膝跪地作罢。

为表示足够诚意，使团花费巨资（一万多英镑）精心准备了大批礼物，如仪器、图书、火枪、模型等，但乾隆圣览后，却不屑一顾深感平常。马戛尔尼见过宫中之物后，也自觉大有不如。

当时工业革命兴起未久，东西方差距并未大幅拉开。不过英使经过此次来访，也看出了大清帝国的衰落和虚弱。

中国落后于世界始于近代，十九世纪中期因为清廷打击英国鸦片贩子，被轰开了封闭已久的大门，耻辱的近代史自此拉开。

这段时期是西方对中国观感最低谷时期，昔日所崇拜的黄金遍地的上邦，早已消失不见，代之以满地开口粪池的北京城，洋人的鄙视也达到最高潮，给中国钉上了愚昧落后的标签。

清廷倒台不过一年，英国作家罗默就塑造了一个华人形象——傅满洲。这是一个天才与邪恶结合的扭曲形象，因迎合了许多西方人的口味而大受欢迎。作为“黄祸”论调的代表人物，傅满洲也糅合了西方人心目中，那些针对华人的负面元素。

此时中西方地位，已经完成了大逆转，从古时的仰慕，沦于近代的丑化和仇视。在西方人看来，他们才拥有高高在上的种族优越感，并且单纯的认为这种状况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事实上只过了不到一百年时间，一个重新崛起的强大中华出现在西方面前。此时的西方心态又有了微妙变化：

由原来的俯视和施舍，变成了错愕和惊讶。原本可以肆意嘲讽和欺凌的国家，已渐渐凌驾其上，那种优越感渐行渐远，开始变得失落和不安。

在崛起初期还能对中国的进步保持风度表示赞叹，逐渐演化为已被超越的不甘和屈辱，甚至杞人忧天般感受到“来自东方的威胁”。

如此戏剧化而反差巨大的心理落差，皆源于中国的变化。

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并不重要，比之重要百倍的是，自强、自信、自立的中国又复起于东方，重拾先辈们创造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