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运城地委书记，担任过山西省省长和省委书记，52岁英年早逝

1949年建国以前，山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革命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涌现出了大量优秀干部和群众。

建国后，山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和靠近京津地区的区位条件，承担了组建煤钢复合产业的前沿基地，以及重要的化工中心，在那个强调重工业发展的年代里具有重要地位，历任山西省委都很重视当地的生产生活。

然而，当时间进入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这段时间里，山西也和全国其它省份一样，受到了时代浪潮的冲击，经济民生和党政工作都大受影响。山西历史上最年轻的省委书记，省长卫桓也在此期间英年早逝，享年仅52岁。

那么，卫桓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能成为山西历史上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又为什么会在那个年代英年早逝？

1，早年生涯

卫桓其实他不姓卫，他甚至不姓王，虽然他身份证件写的是王来玉。他的父亲是山西陵川一个普通农民，世代种地为生。

黄土高原日子苦，干旱和洪涝经常有，再加上当时军阀混战，阎锡山盘剥无度，人人都没好日子过。卫桓在1915年出生后，因为父亲孩子多，而家中有个魏姓亲戚没有孩子，因此他就被过继给了魏家，名字改成了魏来玉。

阎锡山主政山西时虽然没啥大功劳，但基础教育还是有布局，这也让魏来玉小时候得以读小学，读完小学后又一路读了初中和高中，等他高中毕业后，他就靠着师范专业的背景，回家乡当教书匠去了。

但安宁日子没过多久，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日军深入山西，一路平推了太原，大同，运城等地，中国军民在山西坚持抵抗，魏来玉也是个热血青年，于是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太行山一带和日本人打游击，凭借有文化，忠诚度高和聪明机智，被认为是可造之材，推荐去延安学习。

此后，魏来玉改名卫桓，长期在山西的八路军中当政工干部，到后来解放战争时，也是以政工干部为主。这个政工干部，主要负责的就是为八路军，解放军保障后勤支持，宣传党的政策，以及组织各种发动群众的工作，以及土地方面分配工作，团结统战人士。干这些工作久了的很多人，后来都在建国后当了地方干部，是新中国早期行政干部的主要来源之一。

2，卫桓晚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卫桓从政工干部里积累的经验终于能发挥作用了，他在这一年里从先在冀城工作，然后又调到运城，在运城当了一把手。

这对于当时只当了2年正式的地委书记，且年龄三十多岁的卫桓来说，确实是火箭一般是提拔速度。要知道，他当时也就35岁而已，年轻得很。

由此可见，卫桓的表现上级是看在眼里的，如果他能平安发展，以他的年龄和晋升速度，未来进入中央做更多的贡献也是很有可能的。

1958年到1964年，卫桓正式成为了山西的主政干部，当时，山西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重点利用丰富的煤炭资源，打造重工业。

尤其是在1957年1960年期间，搞钢铁重工业一片热火。

而且，由于浮夸风盛行，很多村社和生产队还虚报农作物产量，出现了“一个萝卜需要用驴拉”，“一亩地能产上万斤麦子”之类的现象。

这些消息卫桓自然是不能信的，他本身也不信，但他也压力大，因为他一查山西的存粮，居然只有不到20万斤了，这哪里够吃啊，吃不饱饭的话，干啥都没意义。

他冒着沦为非主流人士的风险，自己带头少吃饭少穿衣服，去各地考察真实情况，将情况写成报告后发到省上，并建议上面能减少冒进的速度，先缓一缓局面。

他提的这些建议中，放宽农民自留地和开放集市，改变分配确实是对农民利好的政策。在卫桓等山西干部的活动下，山西发挥了“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一面争取从外地调粮食，一面积极开展自救，在地方上推广超产增收，补种抢收的五补政策。

当时，农民生产的粮食丰收后，一部分要交给公社，剩下的余粮也不能全部自由支配，其中一部分还需要按统购统销的政策，按国家规定价格卖给公家，这就导致农民最终能自由支配的粮食份额少了。为此，卫桓等人在山西省内提出了“增产不增购”的主张，严控统征粮食标准，大幅度减少了统购粮食的比重。

此外，当时推行人民公社的行动过快，许多人家里没了锅碗瓢盆和灶台，大家统一去食堂里吃饭。在卫桓等人的努力下，山西省在1960年初便允许撤销一部分公共食堂。要知道，当时有关公共食堂争议的《农业六十条》还没有讨论出结果，山西省当时的举动，确实是先走了一步。

卫桓，陶鲁笳（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等人还要求干部多下乡，多去基层走，去基层解决农业问题。

也正是因为卫桓等人在山西推行这一套政策，山西在这段时间里受到的损失要比很多兄弟省份轻了不少。这些建议后来在1961年被中央所提倡，使得国家一度转变了发展政策，进入了经济恢复期。由此可见，卫桓是个在关键时刻敢办实事，迎难而上的人，也是一个有勇气的务实之人。

1965年6月，卫桓正式当了山西一把手，从省长变成书记了。要知道，省委书记要比省长权力和职责更大，地位也更高，当然，所受的关注也更高，干啥事儿都有人随时看着。

这个时候，卫桓已经身居高位了，按理说他也可以做到出门有专车，穿衣用好料，吃饭多供几个菜，办事也都能更有自主权。

他依然一副普通老人的面貌，看不出特别之处，穿衣服也就普通粗布，没有一点“贵气”和“盛气凌人”的样子。

出门在外或者有事的时候，卫桓也很少占用公共资源。比如，1960年，卫桓奉命前往波兰参加波兹南国际展览会，按理说可以带随员并且享受出差补贴。卫桓却一个随从都没有带，自己上路，在苏联和波兰停留期间也不住招待所和酒店，就住在中国使领馆里，出门在外连饮用水都不舍得买，而是从中国使领馆里接热水自带，这一趟行程结束后，卫桓还把剩余的差旅费上交国家。

在出行方面，除了必要的公事，他个人消遣，休息时多以步行为主。1964年，因为家中有急事，卫桓不得已用了一次机关的车之后，又立即从腰包里拿出20块钱油费让警卫员交给公家。

不仅如此，就连开会时候的演讲稿和报告内容，他一般都是自己写，很少让人帮他处理。

对待自己的子女，卫桓也时常教导他们，不要坐公车，不能拿公家的票去看表演，也不能因为是干部子女就在学校和单位开小灶。之所以如此，是卫桓觉得自己带头，让孩子不凭借自己的便利占用公共资源是一件好事儿。

卫桓对自己和家人都很节俭，但对有困难的朋友和下属，他却很大方。比如，卫桓的警卫员梁学孔家里有人生病，卫桓知道后，二话不说，给小梁支援了80块钱让他赶紧去给家人治病，还说不够可以继续支持。可见，卫桓做人做事，是那种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类型。

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卫桓当了不到一年的省委书记后，就迎来了一段特殊时期。

1966年，时任山西副省长刘格平力量逐渐壮大，得到了后台的支持，与卫桓等人的关系也变得很差。

1967年1月，卫桓失去了工作能力，管不了山西的事情了，随后，他很快消失，又很快莫名其妙的去世了。

然后，七十年代后期，他就在多年之后被追认，平息了以往的不真实指控，他的一生就这样短暂的结束了。

参考资料：

1，2023.2.8-黄河新闻晋城频道-卫恒：克己奉公 实事求是

2，2023.2.3-晋城市人民政府官网-卫恒：克己奉公 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