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一个诈骗犯伪造周总理签名骗走20万现金，结局如何？

1960年3月18日黄昏时分，北京西郊民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办公室里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只见一个瘦长脸的高个儿迈着八字步从容走进办公室，对办事人员说：“我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

之后他递给了办事人员一个印有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并要求办公者在发文本上签收。

执勤人员见面前的人衣着考究，来头不小，不敢怠慢，立刻签上字，然后送他走出了办公室。

随后，行长秘书将那个写着“速送”字样的信封拆开，里面是一份周恩来总理批示的报告。

图一：伪造的周恩来总理批示报告的照片

上面言明，当晚9时，一场事关国家民族政策的活动就要在北京举行，有中外记者参加，并拍摄纪录影片，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拨款15-20万作为经费。

报告的下方，还有“周恩来”的签名，并留有几行小字批文：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造谣，要市场流通旧票，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些，七时以前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

秘书心里有些迟疑——20万可不是小数目，正规做法应该是总理办公室通知银行总行办公室，再由银行管理层把这种重大任务向下交付，这怎么能让一个人直接送信就取走呢？

但看着上面的总理签字，任务的紧迫性，已不容她多想。因为当时总行行长去外地开会调研了，所以秘书将此情况告知了计划研究局王副局长。

王副局长一边看着批示，一边嘀咕道：“20万不是小数目啊，为什么不通知财政部？”

图二：银行调取钱款的老照片

此时屋子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一个自称来自“总理办公室”的人询问银行是否收到交办件，并敦促他们尽快执行。

这通电话打消了副局长的顾虑，眼看着离最终交付时间仅剩一个多小时，可不能耽误国家大事啊！

于是，他马上通知办事人员，要求紧急调拨20万现金，并嘱咐：无论面额大小，整理好后火速送往民族饭店，交给赵全一。

3月18日7时，一辆轿车停在了北京民族饭店的门前。随后，从车上下来三人，手里抬着两个大麻袋。

图三：民族饭店老照片

要知道，那时我国的人均年薪才几百元，一斤上好的猪肉才卖六七毛，百元钞票根本就没能在市场普及，流通的十元纸币都很少。那个“总理批示”特意声明了要旧钞，可不就得装上满满两大麻袋吗？

为了表现对这次任务的重视，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行局朱科长还亲自参与了抬麻袋。

这时，那个“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主动迎了上来，对他们做了自我介绍，并问道：“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吧？款子拿来了吗？”

简单寒暄之后，赵全一从兜里掏出一张收条递给了银行工作人员。

那是一张普通的便条，上面没有加盖任何公章。

这又不符合办事程序啊！

银行的人不敢怠慢，马上提出要验证真人身份，让他提供带公章的手续。

赵全一倒是准备充分，随即亮出了一封介绍信，上面写道：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往你行洽取捐款贰拾万元整。
此致 中国人民银行

图四：伪造的介绍信影像

看到信尾加盖的总理办公室专用章，朱科长一行人如释重负，把两麻袋钱交给赵全一，拿上介绍信和收条，离开了民族饭店。

几天之后，总行行长由外地回京，听说了这件事，觉着应该向总理办公室请示该笔钱如何下账。

然而请示后，他们得知：总理从未批过这项钱款。

听到这个消息，银行工作人员犹如五雷轰顶，他们赶紧把赵全一的信息原件送到总理办公室调查，经查对，人们才得知，这些信件全都是伪造的！

中国人民银行随即向公安部报了案。

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各地灾情频发，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普遍比较差。周总理本就为了这些事殚精竭虑，每日工作，这起银行诈骗案又在此时给他添了一个心结。

总理听了报告后非常震怒，马上让秘书打电话，责令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迅速破案，限期十天。

杨奇清是一位老党员，从红军时期就担任保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破获了很多大案，是刑侦方面的专家。

图五：杨奇清

接到这棘手的案子，杨奇清立刻与公安部的其它领导开展侦查，并广泛发动群众，将嫌疑人的肖像画传示各地，号召人们一起破案。

一时间，北京附近掀起了人民群众抓诈骗犯的热潮，很多热心群众看到跟画像中相仿的人物，都会跟踪过去，然后报告给当地的居委会。

但是这些信息里，鲜有可靠情报，专案组忙碌几天，毫无收获。

3月31日，杨奇清召开了会议，宣布了新的查证方向——要求专案组以嫌疑人留下的物证为中心展开调查。

此时，公安部行政局技术处文检组组长刘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六：刘文，截图来源：央视《国家记忆》节目

接到嫌疑人的骗据，刘文与手下连日展开了对比检验，通过比对字迹，人们最终确认那些报告、收条及介绍信全出自一人之手。

犯罪分子看起来文化水平应该很高，并且很熟悉公文的格式用语，接触过周总理的字迹，签名是他仿写而成的。

但仅凭这些，是不足以抓到嫌犯的，专案组又将工作投入到墨迹筛查和对伪造信封的化验之中，几番波折下来，收效甚微。

正在人们感到焦急时，刘文注意到嫌疑人留下的钱款收条有些蹊跷。

只见收条上写的是：赵全一收，人民银行送来币贰拾万。

其中的这个“币”字，嫌疑人写得十分怪异：上面写了个“人”字，底下是一个“巾”字。

图七：嫌疑人手书收据的影像资料

币字的上面明明是一撇，怎么会是个“人”字呢？

根据这个特点，刘文判定，这应该是财会工作者的写法，属于职业特征。

另一方面，对伪造公文稿纸来源的筛查，也传来“捷报”。

原来，犯罪嫌疑人所使用的信件稿纸，中间有两道切除线，分开两边各十五个横格。

这种公文纸格式很特殊，当时各机关单位所用的都是八开纸，但具体的纸质、印刷特征不尽相同，这也就意味着，稿纸会成为案件的一个突破口。

经过侦查人员夜以继日地调取档案，终于发现了一张外贸部的稿纸，它与嫌犯留下的稿纸格式是相同的。

于是，调查方向被缩小成：外贸部的财会人员。

图八：办事人员

4月2日上午，公安部将这一结果通知外贸部，外贸部紧急动员，将工作人员的档案调取到会议室供办案民警筛查，并回溯3月18日下午本部门人员的行踪。

很快，民警们发现一个人的档案里有“赵全一”这个名字，档案所有者，名叫王倬。

王倬，36岁，辽宁省辽阳人，民国时期曾加入过青帮，1948年由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1949年解放后，王倬混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之后被分配到陕南军区卫生所。

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王倬为逃避参军，在1950年2月时与同事王国昌伪造路条，将其化名为“赵全一”，躲过了兵役征召。

1952年9月，王倬进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对那时的普通群众来说，这算得上是让人艳羡的“铁饭碗”了。

但当时全中国能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的人并不多，王倬时常感到怀才不遇，从小就有发财梦的他，并不满足于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

于是，在工作过程中，他留意到凡是周总理的批示，执行效率都特别高，就动起了歪心思。

图九：周总理办公照

日常工作里，他时常能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亲笔题词。就想：我为什么不能学一下总理批示搞些钱来呢？

贪欲刺激下，王倬的行动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他利用闲暇时间“苦练”了一个月的“书法”，只描摹“周恩来”这三个字。

练到能以假乱真的程度，他又开始练习刻公章。印泥、刻笔、蜡纸、钢板这些东西他都亲自购买，自学了刻章技术。

然后，他在部门里找到了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来函的旧信封，用小刀和橡皮将上面的字迹抹除，精心加工了一番。

这才有了3月18日那轰动全国的诈骗大案。

犯案成功当天，他内心是狂喜的。目送银行工作人员远去后，他找来自行车，将两大麻袋钱运到自己家中。

图十：模拟案犯转移钱款过程的影像资料

深夜里腾挪这些赃款时，旁边屋子里的老母亲被他吵醒，问道：你三更半夜在鼓捣啥呢？

“妈，您别管了，我给您向银行借了点钱！”

“好端端的借什么钱，几十块？”

“那点钱值当借吗，咱家又不缺。”

母亲又猜是几百，王倬再次否认了。

这时他母亲着急了，觉着儿子这钱肯定来路不正，吓得哭了起来。王倬连忙将一个十元大钞塞给她，安抚道：

“您就别管了，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反正以后您不会跟着我受穷了，能过几天舒心日子！”

但王倬也只开心了那一晚而已，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精心设计的骗局，仅几天内就被发现，公安机关反应迅速，甚至已经到自己单位调查了。

不久前，与他同一个办公室的董林看着民警下发的嫌疑人肖像画，还跟他调笑：老王，你看这画像上的人眼睛不大，长得可有点像你啊！

图十一：王倬肖像

王倬立刻暴跳如雷，发火道：“你诬陷好人！”

这种异常的反应更加强了周围人的怀疑，部门里的人调查还发现，3月18日那天下午，王倬没有上班，他说是给母亲看病了，但经查证，王倬的母亲没有去过医院。
此时的王倬，仿佛变成了一只惊弓之鸟，家里那两麻袋钱成了烫手的山芋。

花肯定是花不出去了，扔又扔不掉，藏又藏在哪呢？

骄躁之下，王倬想到了一个馊主意：把这些钱都烧掉，销毁证据！

那时烧的蜂窝煤炉子，总共也没多大，王倬就这么烧了两个晚上，几千块化为灰烬，但大部分都没处理掉。

这时，邻居早已经闻到他烧钱产生的焦油味了，为了避免被怀疑，王倬在自己屋里地上刨了个坑，把剩余的钱埋在那里。

4月4日凌晨，警察搜集了足够的证据，对王倬展开了正式抓捕。在预审处，王倬一度怀有侥幸心理，不承认犯罪事实，审讯民警问他将钱藏在了什么地方，他却否认持有赃款。

无奈之下，民警对王倬家里进行了多次搜查，搜查过程中，人们注意到他母亲总用眼瞥屋角那摞起半人高的蜂窝煤。

搜查人员将蜂窝煤搬开，发现下面的砖地盖着一层新鲜的黄土。

挖了几锹，那笔巨款重现天日，清点过后，有191409元。

图十二：王倬的母亲

得知款项被找到，胸有成竹的审讯民警对王倬甩了一句话：你挖得也不深啊！

这句话让王倬彻底放弃了幻想，他对自己违法犯罪的事实供认不讳。

出于严谨考虑，民警让他还原了整个案件。在审讯间，王倬最后一次伪造了总理批示，他40分钟内就完成了，刻章之类的手法也非常熟练。

至此，这件冒充“总理批示”诈取巨款的“新中国第一诈骗案”终于水落石出，从立案到侦破，刚好十天。

王倬也迎来了自己该有的结局，他于1960年7月28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图十三：王倬被逮捕

其母亲受他连累，以包庇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孔子曾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王倬的事迹告诫人们，偷奸耍滑的发财道路，是行不通的，应该把精力放在正当的事业之中。只有持续地为社会做贡献，才能赚到“安心钱”，否则，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还祸及家人，得不偿失！

主要参考资料：央视《国家记忆》节目——新中国第一诈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