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靠谱！

2024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来自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达龙·阿杰姆奥卢（又译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10月14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拍摄的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现场。

在获奖的三人中，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2012年合作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一度风靡全球，影响巨大。

10月23日，我看了著名学者、资深财经媒体人马国川老师的直播《国家怎样跨过“成功的窄门”？》，聊的就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这部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10月14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拍摄的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现场。

影响一个国家富裕与繁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千百年来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地理决定论”。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作家、生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他有一本在中国如雷贯耳的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这种观点认为，国家的贫穷与富有，本质上是由地理条件和资源状况决定的。

《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认为，欧亚大陆整体上来说是东西走向，而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整体上来说是南北走向。东西走向有一个好处，就是同一纬度之间，气候差异不大，所以各种农作物、牲畜可以横向迁移，这就让文明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进而推动技术的进步。而南北走向的大陆南北方向的气候差异太大了，农作物扎不下根来，于是文明就只能局限在小范围内发展。《枪炮、病菌与钢铁》列举说，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一共驯化了14种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其中有13种是在欧亚大陆驯化的，只有一种是在美洲大陆驯化的（羊驼），而没有一种是在非洲大陆驯化的。所以，欧亚大陆最早诞生了灿烂的文明。

欧亚大陆是东西走向，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整体上来说是南北走向。

二是“文化决定论”。代表人物是著名社会学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马克斯·韦伯。是什么造就了让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答案是：新教伦理。

类似的观点在东方世界也有，只不过东方世界的“文化决定论”者认为，东方的儒家文化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可以促成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崛起。最典型的是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就是东方儒家文明的成功。

新加坡市容。图据央视新闻

三是“种族决定论”。当然，这种观点，一是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色彩，非常不可取；二是它解释不了世界上的一些现象，比如原东德和西德，朝鲜和韩国，完全是同文同种同族同胞，但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却有天壤之别。

朝鲜和韩国夜间灯光对比图。

1989年11月9日，德国柏林墙倒塌。

四是“制度决定论”。就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几位得主的观点。他们认为，自然资源、文化背景、民族个性等都不是国家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认为，所有国家的制度不外乎两种：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前者是一种多数人参与、利益分享的多元制度，后者是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被少数人垄断的制度。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获得者。

如果把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又分为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那么可以有四种排列组合：

1、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

2、包容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

3、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

4、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

第一种组合是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选项。

第二种组合，理论上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的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就不会采取攫取性经济制度。而我却认为，这种组合在世界历史上有一个孤例，那就是1947年—1991年之间的印度。1947年印度独立后，在政治上实行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制和议会制，但在经济上却实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直到1991年拉奥出任印度总理后，才进行了市场经济改革。

印度瓦拉纳西，印度民众在恒河晨浴。（本人摄于2019年3月20日）

印度恒河畔的瓦拉纳西城。（本人摄于2019年3月20日）

印度首都新德里印度门，新旧德里的分界线。（摄于2019年3月24日）

第三种组合可以让一个国家在一定的阶段里发展起来，比较典型的是：明治维新之后到二战结束之前的日本、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蒋经国统治下的中国台湾、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以及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下的旧南非，都是在威权政治的高压下，实现了经济上的崛起和腾飞。

韩国首尔，汉江晨曦。（本人摄于2015年10月10日）

第四种组合是最差的选择，比如世界上一些国家，实行“集权政治+管制经济”的组合。比如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

这四种制度组合，鉴于第二种组合是一个孤例，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它。其他的三种组合中，无疑第一种组合是最优选项，是最好的组合，能够让一个国家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

第四种组合是最差的一种选项，政治专制，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基本上属于“失败国家”。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达龙·阿杰姆奥卢。

第三种组合介于两者之间，可以说是次优选项。但第三种组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国家长期以来经济制度是包容性的，而政治制度却是攫取性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那么它能走得远吗？它的这种繁荣和富裕可持续吗？比如明治维新之后到二战结束之前的日本、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蒋经国统治下的中国台湾，在当年确实是实现了经济繁荣与崛起。但如果这种模式再继续延续几十年，这种繁荣恐怕将会风光不再，或者说成为一种“畸形的腾飞”“跛脚的繁荣”。所以，这种组合的最大问题是，它会遇到发展的“瓶颈”和“天花板”，长期下去它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将受到阻碍。

韩国首尔63层的大韩生命63大厦。（摄于2015年10月10日）

所以，攫取性政治制度会侵蚀包容性经济制度，因此，最好是通过改革向第一种制度组合转型，当然也有可能堕入第四种制度组合。

有幸的是，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宝岛，在经历了这种“包容性经济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这样的第三种组合之后，都无一例外地转型成了第一种组合，而没有滑落到第四种组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在政治上进行了包容性改革，本质上就是不断扩大民众的公平权利，进而充分激发其创造性和积极性。正如刘胜军老师所说：只有实行包容性制度，才能通过“民富”实现“国强”。民富是本，国强是民富的自然结果，这个“因果关系”不能颠倒，不能“本末倒置”。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靠谱！

日本首都东京银座。（摄于2015年5月31日）

日本大阪心斋桥夜景。（本人摄于2015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