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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桓帝可恨不是因为昏庸,而是因为太聪明,大幅复兴秦制|文史宴

林青霞走上写作道路是因为马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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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向荣

对于“昏君”这个概念大司马是比较不感冒的,因为古代皇帝多数都接受过当世最顶尖的皇家教育,“昏”的概率不高,很多所谓的“昏君”干坏事其实不是因为昏,而是因为坏,称之为“奸君”比较合适。这种奸君一般是有一定能力的,所以网络上热衷于给一些似昏实奸的“昏君”翻案,却忽视了“奸君”对社会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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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东汉导向汉武帝时代

洛阳的这个秋天,淫雨霏霏,时断时续已经下了一个多月,仍没有停息的意思。城西新建的显阳苑工地泥泞不堪,劳作的刑徒们又冷又饿,不时有人死去。[1] 向北眺望,厚厚的灰色云层下,北邙山烟雨缭绕,密林之间,大大小小的墓地祠堂时隐时现,仿佛在召唤着亡灵。

因为延熹二年(159年)八月的那场政变,洛阳城骚动了好几天。现在,连最普通的居民都知道了梁氏家族倒台的消息。他们津津乐道洛阳市上被斩首后丢弃的尸体分别是梁家的谁,做过多大的官,曾经怎样肥马轻裘、耀武扬威……

北宫里传出了好消息:梁冀多年积攒的财产都被充公,作价三十多亿钱,史书称可减少天下租税之半固然夸张,但一定能缓解朝廷的用度开支;梁冀圈占的园林亦都还给百姓为耕地。

朝廷上吹来的新风不止这些。

外朝在梁冀倒台后几乎一空,依附梁冀的贼臣酷吏就不提了,连一些声誉尚可的大臣,只因曾经被梁冀辟召,也被免职,比如刚打了胜仗的使匈奴中郎将、“凉州三明”之敦煌张奂,将作大匠庐江周景等。对了,周景就是周瑜的从祖父。

新的三公已经产生,黄琼再次出任太尉。这位李固的著名朋友,长年和梁冀对抗的老臣,终于笑到了最后。朝廷还下令,辟召一批贤人入朝为官。

刘志的老师,曾任尚书、被梁冀免官归家的弘农杨秉被征拜为太常;豫章太守汝南陈蕃被征拜为尚书令、大鸿胪;陈蕃的好友、度辽将军颍川李膺也被征召。除了十四年前差点被梁冀害死的名将、“凉州三明”之安定皇甫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接到了五次征召,但他正在故乡给三百多名学生教《诗经》《周易》,全部婉拒。

当然,人们最想望的是皇帝刘志。一位少年天子,在梁冀时代受过那么大的心理折磨,掌权之后一定能以己度人,爱惜臣民,复归汉章帝之政,当一个仁慈的帝王吧。

起初的事实,不断印证人们的想望——

八月十五日,北宫德阳殿前殿,皇帝举行盛大典礼,册立梁猛女为皇后,追废下葬不到二十天的梁皇后为贵人,大大抒发了胸中愤懑。此时刘志还不知道猛女实际上姓邓,因为对“梁”姓很厌恶,就将其改姓薄。这一举动可能会引起外界解读:

刘秀晚年曾对皇室宗庙祭祀做过一次重大调整,尊薄太后为高皇后,以刘邦配天,以薄后配地;吕后在宗庙祭祀中原有的身份资格被剥夺。因为吕后险些灭了刘氏,薄后则培养了伟大的汉文帝。现在刘志把皇后改姓薄,是皇室努力向善的表示。

还有,大臣们提出要给梁冀迫害致死的李固、杜乔等人平反昭雪,寻访他们的家属,流放的要接回来,都被慷慨应允。

朝野官民翘首期盼,看到了天下复归太平的希望。

但事情不会如此简单。经历过暴力特别是心理暴力的人,往往更加敏感,更容易遗传暴力。在梁冀的梦魇下,刘志没有受到良好的政治教育。因此,他本能的政治安排并不是给天下开太平,而是把权力牢固地攥在手里,防止第二个梁冀出现。

纵观两汉,除了开国皇帝外,前汉的武帝、宣帝对权力的把控最为有效,因为他俩都特别擅长用近臣驾驭外臣。特别是汉宣帝重用宦官,宦官首次在汉朝历史上形成了势力或小集团,在宣帝死后依然发挥了重要影响。

没有史料能直接证明汉宣帝对刘志的影响。但是,他俩都有相对低微的出身、做过傀儡的处境、防备权臣的动机;同时,汉宣帝庙号中宗,是汉朝公认的英主,后汉士大夫特别喜欢拿他作为榜样来规谏皇帝,因此刘志很可能有复归武宣的志向。[2]

只是,刘志在武宣身上看到的主要是权力的把控,是“霸道”,至于汉宣帝“霸王道杂之”的训诫,他未必有切身体会。这在刘志大封功臣的安排里,已经有所显现。


汉桓帝想当汉武帝再世

当日的秋风秋雨,掩不住德阳殿前殿里洋溢的喜悦。刘志一次性封了五个县侯、八个乡侯、七个亭侯,创造了后汉一次性封侯最多的纪录。

和刘志歃血为盟的五位宦官都被封为规格最高的县侯,主谋单超功劳最大,食邑两万户。单超、徐璜、具瑗本来就是中常侍,左悺和唐衡升为中常侍。这就是刘志一朝赫赫有名的“五侯”。除了他们,当时参与铲除梁冀的还有多位表现抢眼的宦官,如小黄门赵忠等,有八人被封为较低一等的乡侯。

剩下更低一等的七个亭侯全部封给了尚书令尹勋等尚书台官员。

大概因为“五侯”太过有名,后来的恶行太过刺眼,遮盖了这次封侯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

这次封赏不是“五侯”,而是“二十侯”,刘志是把他们当作一个由近臣组成的功臣群体来看待,就像昔日汉顺帝所封的“十七侯”。

对内朝和中朝,刘志不仅没有进行清洗,相反一些和梁氏家族关系密切且没有参与行动的高级宦官,如中常侍曹腾、曹节等,仍然得到信任和重用,曹腾还被提升为长乐太仆[3] 。可见刘志对“二十侯”虽优容放纵,但对这批功臣有所保留。后来,“五侯”基本死在刘志之前,其余十五侯也在刘志死前被集体贬爵。曹腾、曹节等人却长宠未衰。

此外,新任太尉黄琼没有获得“录尚书事”的职权。在梁冀时代,梁冀和李固等三公都有过“录尚书事”的安排。而刘志从亲政直到死,没有给任何一位三公这个职责;刚被罢免不久的前太尉胡广,已经六十八岁,竟然又一次复起,进入了尚书台。

立皇后、封功臣、调整中朝、重建外朝,刘志在铲除梁冀之后迅速建立了符合自己意愿的统治秩序。在这个秩序里,外戚空前弱势,可以忽略不计,外朝被削弱,中朝和内朝受到重视,宦官成为最大赢家。“中常侍 + 小黄门”可以视为对标“三公九卿 + 尚书”的“新内朝”[4],皇帝通过新内朝来实施统治。

洛阳的各方势力对新秩序都保持了默许,主要是因为梁冀倒台后大家对恢复皇权的共识。

看起来,刘志的确建立了一个类似武宣二帝的宫廷,通过提升宦官,他的专制加深了,不管他的才能是否配得上他的统治,后汉已经进入一个转折阶段。

刘志的心情也非常好,他精通音律,擅长抚琴和吹笙。在梦魇般的十年里,音乐为他纾解烦闷,排遣压抑。如今他终于能畅快地“诗言志,歌咏言”了。徐璜瞅得很准,欣然向刘志提议——

有一位陈留蔡邕,二十几岁,和陛下差不多年龄,擅长抚琴,而且是胡广的学生,不妨把他征到洛阳,和陛下谈音论乐?[5]

刘志应允,不久,一封敕书下给了陈留太守。

天下对皇帝新政的期望

延熹二年暮秋的霜露里,和皇帝建立新秩序有关的一件件消息,通过官方诏书或是民间传言,从洛阳向着各地传播。

假如一辆马车自洛阳出发,以正常的速度,向东走三到五天,就能到达兖州的陈留郡;从陈留郡向北,是兖州的东郡;若从陈留郡向东,是兖州的济阴郡,再向东走个八到十天,就能到达徐州的琅琊国(见下文图9)。

大概是八月底或九月初,东郡白马县[7]县令甘陵李云,从这些消息中,拼凑出一幅沮丧的图景:

巨恶梁冀虽然已被铲除,但灾异仍然频频出现。皇帝竟然不思悔改,把掖庭里一个姓薄的民女册立为皇后,还给新的外戚封侯;重重封赏宦官“五侯”不说,有的甚至是极高规格的万户侯!这将在西北浴血平羌的将士们置于何地?还有,宦官竟然“专权选举”[8]起来,连人才选拔都要插手,这还了得?

李云是来自甘陵的年轻官员,孝廉出身。前文说过,甘陵国有“南北部”之争,是党人评议的先声。李云应该也在这个党争之局里,而且站在房植一边。

不过,受制于官位低微和消息混乱,他所拼凑出的洛阳政局真伪相杂,并不完全属实。例如,他误认为薄皇后是民女,“五侯”把持了人才选举。宦官固然安插了不少子弟当太守县令,对选举有所干涉,但官吏选举的“专权”始终在三公府,尚书台配合。因此,李云没法像中央朝官那样,设身处地感受到洛阳政局的某种平衡性,更无法想象这些其实是皇帝刻意的安排。

而且,白马县所在的东郡,东南紧挨着济阴郡。济阴太守单匡是“五侯”之首单超的侄子,据说他在任上“负势贪放”[9],仗着单超的势力贪污放纵。两郡隔壁,李云大概率对单匡的劣迹有所了解。

李云为人刚直,受礼教熏陶,对洛阳之事极为气愤,写成一封奏书,把竹简一卷,系好绳结,正准备密封,忽然停下了。

迟疑片刻,他吩咐下属:将这份竹简再誊写三份,简单打结,不填封泥,不盖印章,送到洛阳后,正本呈皇帝,副本分送三公府。

按照后汉日常的公文机制,这类给皇帝的奏疏必须卷好打结,再在绳结处填上封泥,盖好印章,放进帛囊,达到密封效果方能传递,而且也未必搞个副本给三公府。只有大赦的诏书、打仗的檄文之类,需要经手人快速知晓信息,才会不加密封。[10]

李云估计这封上书会引来雷霆震怒,导致石沉大海,于是故意不密封,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产生舆论影响,给皇帝施压。他很可能认为,如今天下想望太平,皇帝即使不高兴,最终也会纳谏。

约略与李云送出上书同时,陈留太守也接到了朝廷敕书,不敢怠慢,立刻备马向圉县[11]奔去。

在圉县,无人不知蔡氏家族。蔡邕的祖父当过县令,叔父蔡质在朝为官;母亲出自陈国袁氏,舅舅袁滂后来当了司徒;蔡氏的姻亲则是前文提过的李固的故吏泰山羊陟,蔡、羊两家世代联姻。

表5 陈留蔡氏、泰山羊氏、陈郡袁氏家族关系简表[12]


但蔡邕的父亲是处士,蔡氏家族的名气并非仕宦,主要来自蔡邕衣不解带侍奉病母三年,母亲去世后又在坟旁结庐守丧;父亲去世后,蔡邕和叔父、堂弟不分家不分财,三世同堂,是远近闻名的孝子;更不用说他流芳后世的文学和艺术才华。

在后汉,这类在礼教孝道影响下几世同堂、聚族而居的现象并不少见。多年以后天下大乱,各地家族不论大小贫富,往往集体行动,亦与此密切相关。

蔡邕见到皇帝的敕书,听了府君一番话,却陷入了迟疑。

蔡邕并非狂狷之士,知道怎样与世俯仰,对入朝为官并不排斥。不过,敕书里提到抚琴鼓瑟,令他担心此行不会受重用,被倡优蓄之,这对以德才兼备、家国天下自诩的蔡邕来说很难接受。倘若去了洛阳,成日和皇帝谈艺论乐,时不时还得来一段现场演奏,要是被太学生们知道了,岂不是对他看低到尘埃里!

此外,士大夫讲究的是天下有道才出仕,洛阳的朝局蔡邕看不清楚,应召是否合适,难以判断。

由于是皇帝亲自征召的敕书,陈留太守只能不断做蔡邕的工作。几天以后,蔡邕大概认为皇帝刚刚亲政,朝廷风气一新,且天下想望太平,最终决定应召。

他作别诸表亲,乘上了西去洛阳的马车。

大约李云的奏疏刚刚送到洛阳,蔡邕的马车上路不久的时候,徐州和青州交界处的一座小城里,一位在街市上卖卜算命的老先生,走进了一所在本地经营多年的酒家。

酒保们以为他是客人,但酒家年轻的少主人,也是老板的女婿,连忙迎了上去。两人看上去非常熟悉,交换着近期从市面上或是酒客中得到的某个传言。一番言语后,他们确定梁冀已经倒台,这意味着他们终于熬到了头。

此一老一小究竟何人?卖卜先生是十二年前被梁冀害死的前太尉李固的门生王成,酒家的少主人则是李固三个儿子中唯一幸存的李燮。

李固殉难后,长子、次子在逃亡过程中被发现,不幸被杀。李燮时年十三岁,是姊姊李文姬出面,恳求王成说:

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灭,其在君矣。[13]

王成慨然应允,立刻带李燮向东逃亡。王成这么做并不仅仅出于道德责任,作为门生,他对李固负有臣子乃至儿子般的义务。礼教之下,府主对故吏、举主对门生,是一种类似“君臣”甚至“父子”的关系。

王成和李燮在青州北海国的剧县有所停留,得到了当地大姓滕氏的庇护[14],最后落脚在徐州这座小城。

十多年来,王成扮作卖卜先生往来于市上,李燮隐姓埋名投靠到一个酒家当酒保,两人平日在街市见面装作不认识,只私下里往来。酒家的老板看得出李燮出身不凡,博通经学,却从不多问他的身世,后来还将女儿嫁给他。

现在,王成和李燮确切知道了梁冀倒台的消息,他们终于不再遮掩,公开见面。当然,朝廷的赦令还没有下来,但以李固的威望和遗泽,这是迟早的事。至于汉家未来将会如何,他俩也只能暂且观望。

总之,在这个秋霜白露的暮秋,县令李云、征士蔡邕、等待赦令的王成和李燮等身处州郡的臣民,都在等待着季候的变化。

图9 豫州、兖州及本节所涉城邑简图[15]


东汉党人之前后三李杜

约莫九月上旬,洛阳北宫,那道没有密封过的上书,呈在了刘志面前。

上书批评了皇后的册立,批评了“五侯”的封赏,还把除梁冀这件刘志最引以为豪的大功贬低为“犹召家臣搤杀之耳”,不就是杀了个家臣嘛。总之,刘志这半个多月干的所有事情,就没几样做得漂亮的!

刘志的震怒,不仅因为上书的内容不准确,对他提出了近乎诅咒的严厉批评,还在于上至三公、下至流转这道上书的人,都看到了全文。若是以前,对于令自己不悦的奏疏,哪怕是重臣上书,他也可以“不省”,不处理,外人不知道也就不会问。但现在,面对区区一个白马县令,刘志不得不有所回应,给舆论一个说法——

逮捕李云。

大约五六天后,李云被带到。刘志下诏,李云被“高规格”地由尚书带领剑戟士押送,关在设立不久的黄门北寺狱里,中常侍管霸会同御史台、廷尉进行审讯。

洛阳已有属于“司隶校尉—河南尹—洛阳令”这一地方行政系统的洛阳狱,也有属于廷尉这一中央司法系统的廷尉狱,在这两所监狱里,即使是皇帝亲自督办的案件,大多数也需要走司法行政的程序。因此,后来才有了设在禁中、由宦官管理、可以绕过司法行政程序的黄门狱。刘志驻在北宫,所以李云就被关在北寺狱里。[16]

此举足见刘志对李云上书的重视。值得留意的是,他派去主办案件的中常侍管霸并非“五侯”,说明逮捕李云不会是“五侯”被参奏的打击报复,而是刘志亲自督办的政治案件。

当管霸等人残酷审讯李云时,李云不密封上书的效应开始显现。从中央到地方,看过上书的大臣有不少骚动起来,酝酿着抗议。正如李云是因为人在郡县,不了解洛阳宫廷的微妙才愤然上书,另一位地方官吏杜众也有相似的观感。

杜众是弘农郡本地人,在郡中任五官掾,是太守最重要的属官之一。听说李云下狱,他也给皇帝上书,说如果李云被处死,他愿意同日死。

在刘志看来,这显然是要挟,不吃这一套,将杜众也下了廷尉。

杜众的入狱,使事情进一步发酵。

朝野发现,继李固、杜乔之后,第二对“李杜”出现了!刚上任没多久的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纷纷上书为“李杜”求情。舆论的压力使得刘志更加恼火。

因为曾经当过傀儡,刘志对批评特别敏感,视之为对他权力的挑战;又因为梁冀对待挑战是一种“睚眦必报”式的政治恐怖主义,刘志也深受其影响。陈蕃的上书言语恳切,近乎哀求,没提刘志有什么过错,只为李云求情。但刘志仍然十分不满,下诏训斥了陈蕃和杨秉,将两人同日罢免,遣送归乡。

九月下旬的一天,廷尉把审理李云、杜众的结果送到了管霸手里。廷尉很好地领会了皇帝的意图,认为二人沽名钓誉,言辞过激,建议罪名为“大逆不道,请论如律”——死罪。

管霸对这个结果不意外。他虽然是宦官,但在连日的审讯中,对“李杜”有了一些了解和同情。即便李云批评了宦官,管霸也觉得他俩不过是性格强硬的书呆子,不是处心积虑捞取名誉的伪君子。

听说皇帝正在北宫北边的濯龙池消遣,管霸猜测皇帝可能心情不错,连忙赶去上奏审讯结果。汇报完后,管霸突然跪下,恳切地说:

云,野泽愚夫;众,郡中小吏,出于狂戆,不足加罪。

这两人地位低微,因为愚蠢才出言狂妄,实在不值得死罪啊。管霸这番话,在陈蕃和杨秉被解职的场合下,是一种仗义执言。他希望凭借刘志对他的信任,救下这两条命。然而刘志说了一句话:

“帝欲不谛”是何等语,而常侍欲原之邪?[17]

李云上书里说“帝欲不谛”,这样的话管常侍你也能说情?管霸一听,恍然大悟,原来刘志一定要致“李杜”于死地,核心是因为这四个字!

这是一句双关语,或者说是“谐音梗”。

儒家纬书有言,“帝者,谛也”。谛的意思,是仔细、公正、精微、审慎地对事物作判断。用谛来形容帝王,就是说帝王应当至大至公,做决策要公平正义。李云说刘志“帝欲不谛”,字面的意思是批评他没有按照帝王的原则行事,但也可以谐音为“帝欲不帝”,你不配当皇帝。

这是管霸对刘志亲政后心理的一次探知,如此敏感、狭隘。他还没有回应,刘志已扭头对身旁的小黄门说“准奏”,同意廷尉处死“李杜”的判决。[18]

多年以后,魏明帝曹叡和魏国最重要的经师王肃交谈,聊起这件事,面对受禅于汉的魏帝,儒者王肃对刘志是否定的。刘志为何一定要杀李云?他的回答与管霸大致相似:

但为言失逆顺之节……杀一匹夫,无异蝼蚁。宽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广德宇于天下。[19]

对帝王而言,即使是臣下的话有些“大逆不道”,杀了他其实不会起到什么警示的效果,而赦免才能体现帝王的仁慈和德性。

朝廷又死了一对“李杜”,陈蕃和杨秉同时免官,这消息很快向四方传播。

蔡邕这几天已经到了洛阳附近的偃师,可以说抬腿就能进城入宫。消息传来后,蔡邕立刻称病,实在无法应召,调转马车返回了圉县。秋雨又淋淋沥沥漏下来了,对这次短暂的出行,蔡邕后来伤感地写道:

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

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

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

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骎急。……[20]

汉桓帝原形毕露

后汉的皇帝,大都习惯了征辟的贤人不来。对于蔡邕的失约,刘志估计并不介意,他暂时没有什么心情玩音乐了。

“李杜”的案子意味着他亲手打碎了“后梁冀时代”的共识,也暴露了他所建立的新秩序的本来面目。

沮丧的刘志吩咐臣下做准备,去一趟西都长安。即位十多年来,不知是否出于梁冀的安排,还是因为西北羌乱经常波及长安周边,刘志从未去过长安,也没有拜谒过前汉帝陵。这很不妥当,也不符合惯例。

十月初五(159年11月3日),刘志启程,十三天后,他住进了长安未央宫。

刘志离开洛阳时,“李杜”的案子在中央层面已经了结。但是到了地方郡国,它的影响却刚刚开始……

其中,李云供职的兖州反响最为直接。

因为兖州有几名郡太守恰恰是“五侯”的亲戚。蔡邕所在的陈留郡,太守很可能是左悺的弟弟左敏,或是徐璜的哥哥徐曾[21];济阴郡,太守比较确切是单超的侄子单匡。李云的结局大抵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但也激起了时任兖州刺史京兆第五种的愤怒。[22]

第五种是本书第一章提到的汉章帝司空第五伦的曾孙。这一时期,“刺史,二千石”常常并称,作为一州的监察官,第五种有权对州内违法乱纪的官员进行查办。他很可能在“五侯”封赏之日、李云上书之前,已经动了查办单匡的心思。“李杜”之死则促使他下定决心,付诸实施。

考虑到单匡背后是单超,第五种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下属来经办此案。他想到一名属吏,担任州从事的卫羽。不久前,他派卫羽成功招降了盘踞在兖州泰山郡的大规模叛乱,首领叫叔孙无忌,有三千多人投降,说明卫羽很有能力。[23]

第五种招他来商量。卫羽爽快地答应了,做好准备后,带人直奔济阴郡的郡治定陶县。到了定陶,卫羽带人把城门一关,先抓了单匡的宾客、亲信掾属等四十多人。连审讯带搜查,七八天里查实了赃款五六千万钱。

卫羽把事情干脆利落地办完了,第五种立刻给洛阳上书举奏单匡,罪行涉及单超。

单匡措手不及,竟然走了一步险棋,雇了一名刺客去暗杀卫羽。卫羽不愧是能员,早有发觉,将其生擒并送往洛阳狱。这算是人赃俱获,整个兖州为之震动。

这桩案子大概发生在刘志去长安期间,他肯定收到了第五种对单超、单匡的参劾,下令廷尉收监单匡。单超很担心,主动去监狱“自首”表示认罪。[24]不过,刘志并没有对单超进行惩罚,相反,在十一月初六(12月3日)任命单超为车骑将军。

这并不是对单超的袒护,而是意味着单超已经病入膏肓。

自从汉顺帝在孙程死后追赠他车骑将军以来,后汉形成了一个惯例,对于优宠的大宦官,在其快要去世或死后赠予车骑将军之衔。单超的病一定是非常重,才能得到这个名誉称号。

十二月初三(12月30日),离开两个月的刘志回到洛阳。

既然李云、杜众已死,刘志可能觉得这件事情翻篇了,就把陈蕃、杨秉又召回来,陈蕃任光禄勋,杨秉拜河南尹,试图恢复两个月前的朝局。

这是刘志的一厢情愿。杨秉一上任,就从济阴郡接收了第五种送来的刺客,关押在洛阳狱。杨秉显然不会放过这个能将单匡、单超定罪的关键人物。于是,在延熹二年的最后一个月里,杨秉、第五种等士大夫们不可避免地和单超等宦官正面交锋了。

单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帮了侄子一把。据载,单匡担心杨秉对此案追查到底,因此秘密通知刺客越狱逃跑。[25] 但单匡此时已被下廷尉,不可能自由活动,能够通知刺客并安排越狱的,只有单超。

杨秉没有料到,刺客还没审判就越狱了,这不仅使继续追查的良机落空,还担上了看管不严的责任。很快,尚书台就来调查越狱一事。杨秉努力辩解,希望先审讯单匡,必然能拿获刺客,查个水落石出。但不知道是尚书没有采纳,还是单超在背后使力,杨秉最终承担了全部责任,丢掉了刚当上没多久的河南尹,还被“输作左校”,就是罪徒到负责工程劳作的“左校”(属将作大匠)服劳役。今天常说的“有期徒刑”中的“徒”,指的就是这种服劳役的身份。

对于第五种,病榻上的单超也没有放过,他仔细查看第五种和卫羽在兖州的行迹,发现一个名字有点熟悉——叔孙无忌。

原来,第五种和卫羽曾经招降过叔孙无忌,并以此为大功一件。但最近泰山郡有人造反,声势浩大,中郎将南阳宗资讨伐未果,损兵折将,其首领也叫叔孙无忌!朝廷无奈,打算征召名将安定皇甫规为泰山太守去平乱。那么,第五种岂不是谎报功绩?[26]

此时已到延熹三年,这是刘志即位以来第一个没有梁冀的新年。加上久旱,他下诏大赦天下,放出了杨秉,还下令查访李固等忠臣的后人,准备抚恤褒奖。

单超特意在大赦令之后拎出叔孙无忌这件事,安排宦官侯览大做文章,导致第五种在大赦之后获罪,被免去兖州刺史,流放到朔方郡[27]。选择朔方也是单超精心安排的,因为他的外孙是朔方太守。

第五种凶多吉少。

他在兖州刺史任上被流放,兖州的官民当然会关注。特别是第五种曾经在兖州东郡的卫公国[28]当过相,卫国的百姓更会关心。卫公国虽然只有一县之地,却是按照儒家“通三统”的原则,为周朝的姬姓后裔建立的公爵封国,规格比较高。

朔方郡在并州。第五种上路之时是延熹三年初,天寒地冻,去的又是汉家最北面的郡,其艰苦可想而知。一行人经司隶、过冀州,终于到了并州的地界。走到太原郡一处僻静之地,突然有人跳出来劫道。第五种眼睁睁看着这几名刺客干净利落地把押送他的吏员全部杀死,大抵猜到了几分。

果然,这几位侠客里,领头的是第五种在卫国当相时的故吏孙斌。他听说第五种被流放后,抓紧安排,招了几名侠客,星夜追赶,终于在太原郡追上。和李固的门生王成一样,孙斌对第五种也负有义务。

“君臣”相见,一番寒暄不表,火速离开凶案现场。孙斌把马让给第五种,自己徒步跟随。第五种的去处,孙斌早已安排两位友人负责藏匿。多年以后,第五种又遇上了大赦,不久去世。[29]至于单匡、孙斌等人,史料中再无踪迹……

第五种成功逃脱的消息,不知道单超是否知悉,因为延熹三年正月十一日,单超病死了。刘志给了他很高的哀荣,毕竟是铲除梁冀的第一号功臣。

单超之死,也成为一系列连环案的休止符。

延熹三年,大赦和寻访忠臣后嗣的诏令传到了徐州。李燮、王成终于不必再隐姓埋名了。李燮把身世告诉了妻子和岳父,这位酒家的老板虽然知道当年这位来路不明的酒保身世不凡,但怎么也想不到竟然是太尉的儿子,于是准备了厚礼车马要送他去洛阳。

李燮拒绝了。他带着妻子回到汉中故乡,去见姊姊李文姬。

暌违许久,姐弟俩终于重逢,悲喜之际,他们也提起了当下正在发生的这几桩案子,特别是李云和杜众,大概使他们想起了父辈李固和杜乔。就像当年,李文姬再一次窥到了时局的险恶,告诫李燮说:

慎无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则连主上,祸重至矣。[30]

意思是说,即使现在梁冀已经被杀,也千万要记住,对梁氏的评价无论好坏一律不许讲,评价梁冀就是评价皇帝,会再次招来灾祸!

梁冀不曾远去。

“后梁冀时代”,各方势力的暂时平衡主要来自一种共识:权臣终于铲除,皇权应该恢复,皇帝需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从而实现天下太平。

但是,皇帝的位置在哪里,皇权恢复到何种程度,大家实际上在各说各话。

在中间阶层的代表士大夫们看来,皇帝应该回归汉章帝、汉顺帝,处在“秦制—礼教”的中庸位置,既要遵循礼教,又要维系权威,成为一个恩威并重、恩大于威的慈父。刘志觉得应该回归汉武帝、汉宣帝,成为雄主,下一个“梁冀”说不定就来自士大夫。

蒙在这一分歧上的表面共识,在刘志亲政仅仅几个月内就被一系列案件所撕掉,就像后汉晚期政局的预演。那些关于后汉的耳熟能详的概念,诸如地方豪族、儒家、清议、党锢等,在这几个案件里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却仿佛无处不在……


灭掉梁冀的汉桓帝凶相毕露

第一,这些案子虽然涉及皇帝、宦官和中央大臣,但都不是宫廷斗争。最初是地方官对皇帝及其宫廷的批评,随后是其他地方官的不断“拱火”,造成了连锁反应。时代正在变化,后汉的地方官员、郡县舆论、社会风气、豪族世家,经过百年涵养,已经和从前大不一样了。例如,在前汉多数时间的政治叙事里,中央政治决定着地方政治,甚至看不见地方政治;而现在,地方政治将逐渐反控中央政治。

第二,刘志在最初的李杜案里展现了乾纲独断的气质,促使“秦制—礼教”体制向“秦制”一端倾斜。专制意味着揽权,因此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他亲自负责,不得不通过宦官来干涉。于是,士大夫和皇帝的矛盾就变成了士大夫和宦官的矛盾。宦官都在洛阳的宫廷供职,宦官子弟却大量担任地方官;地方大族官宦有的交结宦官,有的属于士大夫,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互动。

第三,第五种因为查办单匡雇凶而被罢职,又因为自己的故吏雇凶得以逃脱。在前汉,汉武帝采取雷霆手段,将继承战国贵族遗风的侠客基本诛杀殆尽。在后汉,侠客之风再度兴起,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儒家礼教在各阶层的渗透,后汉的侠客遵循的是儒家道义,体现在对受到伤害的亲人的复仇、对朋友的两肋插刀、对主公的忠诚等方面,维系的是一种家族、地方、个人的利益。

第四,府主和属吏、举主和门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君臣”化,在王成、孙斌等人的眼里,诏书、汉律,都比不上主公和自己的伦理关系。社会舆论也支持他们这样做,不然舆论清议会认为他们没有尽到道德义务。同样,一个官员倒台,大家也能接受他的门生故吏被迫中止仕途。后世赵翼曾概括说:

是时郡吏之于太守,本有君臣名分,为掾吏者,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31]

当然,这几个案子里的政治斗争不算太激烈,还是在司法体系内解决矛盾。但以后呢?

注释:

[1] 蔡邕《述行赋》:“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见龚克昌等评注:《全汉赋评注》,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第817页。

[2] 田丰:《“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3] 长信宫、长乐宫分别是皇帝祖母、母亲的宫号,服务这两个宫的宦官首领,要高于皇后长秋宫的宫官。据《水经注》,曹腾墓碑有“汉故中常侍长乐太仆特进费亭侯曹君之碑”字样。见(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第553页。

[4] 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到顺帝时常侍、黄门的组合才得以与公卿、尚书对峙而立,被视为体制上的新内朝”(第77页)。其依据是顺帝时李固在一封上书中所说:“今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

[5] 《后汉书·蔡邕列传》,第1980页:“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闻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陈留太守督促发遣。”蔡邕《述行赋》序言:“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

[6] 出自汉乐府《古艳歌行》:“秋霜白露下,桑叶郁为黄”。

[7] 约今河南滑县东。

[8] 《后汉书·李云列传》,第1851页。

[9] 《后汉书·第五种列传》,第1404页。

[10] [日]冨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刘恒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第76、175页。

[11] 约今河南杞县圉镇。

[12] 关于泰山羊氏,党人羊陟是泰山梁甫人,羊续是泰山平阳人,应属同族。《晋书·羊祜列传》,第1013页:“祜,蔡邕外孙”。又《后妃·景献羊皇后传》,第949页:“羊皇后讳徽瑜……后母陈留蔡氏,汉左中郎将邕之女也。”另参张铁民:《蔡邕和他的两个女儿》,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第3期。

[13] 《后汉书·李燮列传》,第2090页。

[14] 李燮逃亡后,按《后汉书》“入徐州界内”,李贤注引谢承书则作“远遁身于北海剧,托命滕咨家以得免”(第2090页)。剧县,今山东昌乐一带。两处说法差别很大,也无旁证,未知哪个是真;但也可能两者皆真,或有时间先后,或是同时存在。因为北海的剧县距离徐州不远,李燮完全可能既藏在徐州,又得到滕咨照顾。因此笔者将两种说法糅为一种。

[15] 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44—45页手绘。豫州在南,下辖颍川郡、汝南郡、陈国、梁国、沛国、鲁国;兖州在北,下辖陈留郡、东郡、济阴郡、泰山郡、山阳郡、东平国、济北国、任城国。

[16] 宋杰:《汉代监狱制度研究》之“汉代的廷尉狱”“东汉的洛阳狱”“东汉的黄门北

寺狱”等章节,中华书局,2013。

[17] 以上三条引文俱见《后汉纪·孝桓皇帝纪》,第410页。

[18] 李云被杀的时间,据《后汉书·桓帝纪》及《杨秉列传》为“延熹三年”;但《后汉纪》作“延熹二年”,蔡邕《述行赋》序亦明言“延熹二年秋,李云以直言死”,二者有矛盾。按:《杨秉列传》在叙述杨秉因李云死而被免职后,又说“其年冬,复征拜河南尹”,并在河南尹任上和单超交锋,说明杨秉复拜河南尹时,单超依然健在,而单超在延熹三年正月去世。因此,杨秉免职太常、复拜河南尹之事,必定发生在延熹二年秋冬。可参赵德波:《蔡邕〈述行赋〉写作时间考论》,载《文教资料》2013年第14期。此外,汉桓帝离开洛阳去长安并在年底返回。李云被杀,是刘志在洛阳濯龙池下的命令。如果此事发生在刘志从长安返回洛阳后,那么复拜杨秉为河南尹就来不及了,因此李云被杀只能是在刘志去长安之前,也就是九月。

[19]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第418页。

[20] 蔡邕:《述行赋》,见《全汉赋评注》,第819页。文中引用的这段赋,简单意译:“前面的马车刚刚倾覆,后来的却重蹈覆辙;建造了精致的亭台楼榭,工人却露天住在水洼里;最好的粮食都喂了禽兽,百姓连糠都吃不上;对奸佞之徒十分宽容,对忠臣却报以雷霆之怒……”

[21] 现存史料只知道左敏、徐曾担任陈留太守是在延熹中,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也可参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

[22] 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将第五种任兖州刺史的时间,置于牵颢任同一职务之后(第306—307页)。按:第五种被单超陷害被免,单超死于延熹三年,据《后汉书·皇甫规列传》,延熹四年时牵颢在任,因此两人任职兖州刺史的时间顺序是第五种在前,牵颢在后。

[23] 《后汉书·第五种列传》,第1404页。

[24] 《后汉书·陈蕃列传附朱震列传》,第2171页:“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谴超,超诣狱谢。”

[25] 《后汉书·杨秉列传》,第1771页。

[26] 《后汉书·第五种列传》在叙述卫羽招降叔孙无忌后,紧接着说“单超积怀忿恨,遂以事陷种”,虽然没有明说是什么事“陷”第五种,但细玩前文,必与叔孙无忌造反有关。此时单超还没死,则必定是延熹三年正月间的事情。而同书《皇甫规列传》又说叔孙无忌的叛乱难以讨平,才征召皇甫规为泰山太守,继而又收录皇甫规在延熹四年的一封奏疏,提到时任兖州刺史为牵颢,可知皇甫规、牵颢都是在第五种之后任职兖州。因此,可知第五种、卫羽所谓招降叔孙无忌一事并不彻底,当是降而复叛,被单超大做文章。见第1404、2132页。

[27] 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和库布齐沙漠一带。

[28] 今河南清丰县一带。

[29] 《后汉书·党锢列传·苑康列传》提到党人张俭在山阳郡查办宦官侯览的宗亲宾客,有不少人逃入泰山躲藏,时任泰山太守苑康捉拿了这批人,导致“览大怨之,诬康与兖州刺史第五种及都尉壶嘉诈上贼降”(第2214页)。据同传《张俭列传》,此事发生在延熹八年,如属实,则第五种大赦后又担任过兖州刺史。不过,《第五种列传》明言其遇大赦后“卒于家”,未言出仕,因此更大的可能是:《苑康列传》说侯览给苑康、第五种安的罪名是“诈上贼降”,与《第五种列传》单超污蔑第五种的罪名相同;考虑到单超污蔑第五种时已经病重,他可能是通过其他人来具体经办。《苑康列传》恰好提到了侯览对第五种的污蔑。两相参照,推测延熹三年初,单超安排侯览以“诈上贼降”的罪名污蔑第五种;延熹八年,侯览以相同罪名污蔑苑康。因泰山在兖州境内,范晔在编纂史料时,误将两事糅为一事。《苑康列传》说第五种再次出仕为兖州刺史有误。

[30] 《后汉书·李燮列传》,第2090页。

[31]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卷五,中华书局,1984,

第102页。

本文节选自张向荣的新作《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讲述儒学士人从皇权极端强大的西汉崛起,在东汉发展,与东汉皇权数番博弈,最后在皇权迫害之下得到天下人心,迫使三国统治者不得不向士大夫退让,以及士大夫政治的最终成型。观点周全,文笔通达,大司马已读完,向大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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