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安居才能乐业！土地政策健康平衡，特区由治及兴之本

文︱曾财安

我们中国人有两句老话，“安居乐业”及“不患寡而患不均”，虽然只有寥寥数字，却非常精炼，充满大智慧。先安居才能乐业，两者的先后次序绝对不能倒过来，因为不能安居，就没有乐业，诸多乱象也就会随之而来。安居的先决条件是土地房屋的供应，进入现代化社会以来也包括高空楼房，数量不够当然是问题，但更严重的是分配不均，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若如此，其所导致的连锁负面乱象就会不断叠加，最终难以收拾。类似负面事件在我国历史中曾反复出现，屡见不鲜，绝对是为政者应该认真思考的例子。

明王朝创建之初，起于农民阶层的朱元璋深知百姓之苦，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的措施，其中包括特别设立司农司，抑制土地兼并，相对公平地分配土地，让广大农民可以居有屋，耕有田。因此之故，经济便快速得到恢复。不过，明中叶以后，由于官吏无能贪腐，缙绅地主迅速崛起。这些人凭借政治特权大肆兼并耕地，致使大量农民被严重压榨，失去土地。有的人沦为佃户，更多的为了生计，迫于无奈四处流动，成为流民。至明末年，这些日益增多的流民汇聚成为反对明王朝的乱民，成为被野心家利用的一股庞大力量，最著名的就有两代“闯王”高迎祥与李自成的队伍。西元1644年，明王朝覆灭于李自成之手。

鉴于明王朝之前车，清王朝入关初期把防止土地兼并列为头等大事，严防死守，副都御史许三礼（职务是监察百官）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向皇帝上疏，弹劾刑部尚书徐干学兼并无锡县田土一万顷，便是一个例子。但到乾隆末年，土地兼并已极为严重，仅和珅一人拥有的耕地便有八千余顷，其余豪强地主的更是天文数字，贫富不均程度达到吓人的地步。

其中，河北一名郝姓地主占膏腴之地万顷，富可敌国，乾隆南巡时曾驻跸其家多日。当时，郝接待上万随行的王公、侍卫、宫女奴仆等，日费钱十余万而面不改容，其富有程度可想而知。这与在丰收年仍是餐饱餐饿的普通老百姓相比，真是天堂与地狱的分别。此外，如广东巡抚百龄坐拥良田5000馀顷，江苏大地主陈朝玉兼并土地达4500顷等例子数不胜数，使得民不聊生，祸乱不断在全国各地发生，当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随后的“辛亥革命”则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由此可见，土地无小事，必须慎之又慎！

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到，政府的土地政策制定得好，执行公正，百姓便能安居乐业，社会便会繁荣安定，国家就能富强。反之，就会陷入泥淖之中难以自拔。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的根据地年代，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土地政策，在各地进行土改，让所有农民百姓都能按比例公平地获得房屋土地。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能够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当中的智慧与措施，值得香港特区政府学习借镜。

因为百多年来的各种历史原因，香港走向了高地价政策，过往也因此成为撑起本地经济繁荣的最重要支柱之一。但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在过往20多年的岁月里，如何使到居者有其屋就成为本港不断累积、最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持续缠绕着历届特区政府。10月29日，行政长官李家超积极回应，表示“造地和供应为两回事，……造地不足会导致供应不足、楼价失控和市民上楼困难等”，强调“政府必须拥有土地主导权，否则土地的主导权就变成在利益藩篱的控制之中，这不符合市民及香港的利益”。这番说话考虑周详，言词直接，可圈可点。

特首的回应，是殷切关心本港的土地房屋问题，效果正面。李特首提出的掌握土地主动权，不让其落入利益藩篱的控制之中的战略思维，至为关键。既要防备土地过度开发，又要防止供应不足，更要掌握主导权，这正是有为之政的主动与平衡之道，特首亦在深切关顾这个兵家必争之地，乃是为特区的长治久安与广大市民的福祉着想，值得我们高兴与欣赏。

毛泽东主席于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议上作出著名论断：“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才德兼备的标准就是任人唯贤，即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如今香港特区正在进入“改革求变、由治及兴”的关键阶段，正是吸收先辈传下来的经验智慧，古为今用的时刻。

李特首明确地指出：“不断造地可在有需要时推出土地，让市场建屋，令市民安居，不需要时都可以放在储备。”这个思维与做法实在是高屋建瓴，如果能够切实执行，假以时日，必定能达到预期的正面效果，让全社会受益。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股东风就是如毛主席所说的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凡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又说治国必先治吏，相信李特首一定会在这方面下大工夫，因为这是导向成功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