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丹哈米德二世的部落政策，缓解了部落与奥斯曼帝国的冲突斗争

#历史开讲#

素丹哈米德二世的部落政策，缓解了部落与奥斯曼帝国的冲突斗争——针对米德哈特帕夏德土地政策的成败，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一方学者指出，组织开展土地登记的奥斯曼土耳其官员贪污腐败，使得有影响力的当地名人得到大量土地；土地改革并未像米德哈特所预期的方向发展，最终只在部分地区完成。并且南方地区大部分最好的土地都被登记在萨顿家族成员的名下，真正的土地耕作者并没有得到土地，反而成了依附地主的佃农，这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也有学者认可米德哈特帕夏土地政策的积极作用。关于蒙塔菲克地区的土地登记问题，米德哈特决定给予萨顿谢赫家族更多的土地，完全出于当下形势的考虑，作为当地最强大的部落联盟，想要避开他们实施土地改革是不可能的。

事实证明，虽然土地改革的成效并未在蒙塔菲克地区得到彰显，但蒙塔菲克的谢赫家族萨顿家族却因为内部竞争与缺乏与部落成员的联系而逐渐丧失了谢赫的领导地位。

米德哈特的部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他通过单独与各部落打交道，证明了他的技巧与老练。针对不同部落出台不同的政策，使得他在历届巴格达总督中脱颖而出，他认识到土地问题在决定部落和政府关系的关键地位，并以此为突破口，试图解决部落问题。

同时米德哈特帕夏也在伊拉克的教育和公共卫生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1872-1873年伊拉克的预算数据显示，教育和卫生(占0.4%)和商业(占0.3%)，尽管是一个很低的数据，但相比上届政府的零预算，这意味着米德哈特帕夏使教育和卫生部门首次得到了关注。虽然米德哈特的部落政策，尤其是土地政策只持续了不满10年，但对伊拉克现代化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

新土地政策引发的部落冲突与地区动乱

1879~1908年间，素丹的土地政策导致部落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并引发了持续不断的部落骚乱。素丹的新土地政策一改米德哈特帕夏将土地分给农民的初衷，反而将上好的肥沃的土地划归素丹名下。

为了打击反叛部落，素丹把该部落从土地上赶出，并将土地分给其他部落，前土地拥有者和现土地拥有者为争夺土地所有权而展开长期的部落斗争。

素丹则从这种部落斗争中获益。另一方面，素丹政府鼓励联盟中的小部落谢赫与最高谢赫抗衡，也导致了部落内部的冲突，有时，部落成员甚至求助政府以平衡部落大谢赫与小谢赫。这样的政策导致了伊拉克部落社会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法律和秩序的崩溃。

部落成员或从谢赫所属的土地上逃跑，成为小偷强盗，或转移到另一个谢赫的土地上继续工作。随着部落混乱程度加深，交通道路被切断，商队的贸易路线以及水运航线也变得不安全。在这一时期，旧的社会秩序已不复存在，新的规则却无效力可言，混乱的力量似乎势不可挡。奥斯曼素丹哈米德二世的政府也无力挽救这一混乱局面。

曾经的强大部落联盟北部的沙马尔和南部的蒙塔菲克一度让奥斯曼帝国头疼不已，在素丹哈米德二世时期，这两个部落联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沙马尔部落激进分子卡里姆被处置后，他的弟弟法里斯继任谢赫，法里斯在部落中的威望并不高，也无力号召部落成员，最终响应素丹号召，接受素丹提供的薪水，并保证不会攻击城镇中的定居点，并保障商路的畅通。1879-1881年间，政府与蒙塔菲克部落之间的关系尤为紧张。

事实上，米德哈特时期奥斯曼政府和蒙塔菲克部落谢赫萨顿家族之间不成文的休战协议早在1887年就结束了。部落谢赫纳西尔萨顿在维护部落利益方面的软弱，让他失去了部落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相反，他的竞争对手曼苏尔谢赫一举取得人们的支持。

曼苏尔召集军队反对政府干涉部落事务，并意图摧毁纳西尔谢赫与政府之间的同盟。

1881年蒙塔菲克部落和政府军队在乌姆沙克地区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这场战争几乎终结强大蒙塔菲克部落以及萨顿家族的统治地位。蒙塔菲克部落落后的武器装备，在面对奥斯曼帝国受到良好外国训练以及拥有现代化重型武器的土耳其军队时，显得不堪一击。这场战役不但重挫了蒙塔菲克部落，也摧毁了萨顿家族的统治特权。

战争结束后，曼苏尔逃离该地区。土耳其当局与剩下的蒙塔菲克部落和解，确保他们对政府的忠诚和支持。也是在此之后，萨顿统治家族逐渐远离部落地区，居住在城镇中，将自己的土地委托给代理人代为管理，协助收税。部落代理人的出现加速了去部落化的进程。

泛伊斯兰主义政策的影响

19世纪的最后几年，奥斯曼帝国推崇伊斯兰复兴主义，以此作为对欧洲殖民主义的回应。复兴主义由贾迈勒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卡杜赫领导，呼吁穆斯林团结起来，发动圣战，反对欧洲列强的政治行动和侵略行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的首脑，素丹哈米德决定藉此获得更多的穆斯林支持，从而实现了他成为穆斯林哈里发的野心。

19世纪以来伊拉克境内的许多逊尼派部落逐渐转变信仰，成为什叶派部落，被素丹视为与波斯联系的严重威胁，为加强帝国的统治，避免伊拉克部落与外界接触，素丹采取泛伊斯兰主义的政策，素丹希望此举可以消弭国内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界限，从而避免因为宗教问题产生的部落冲突。这一政策事实上得到了伊拉克境内阿拉伯部落和库尔德部落的支持。

阿拉伯逊尼派和库尔德逊尼派本在宗教上就与奥斯曼帝国保持一致，阿拉伯什叶派部落出于对伊斯兰的忠诚，也愿意支持素丹的泛伊斯兰主义。

部落的宗教领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哈米德重用这些宗教领袖作为政府和部落的调解人与联络人，他们在部落中的影响力通常也不会让素丹失望。

由于库尔德斯坦的重要战略位置，数世纪以来，波斯和奥斯曼帝国在边境库尔德斯坦地区纠纷不断。在18和19世纪，库尔德部落为对抗奥斯曼土耳其人常常向波斯求助。素丹的泛伊斯兰主义政策受到库尔德部落的欢迎，大多数逊尼派库尔德人支持素丹，并愿意在边境地带维持和平。素丹通过鼓励库尔德斯坦的苏菲派，获得他们的支持，苏菲派也呼吁穆斯林应团结在奥斯曼帝国哈里发的主权之下。

结果，政府在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地位得到加强，大多数部落仍然忠于政府。

素丹通过利用泛伊斯兰团结的概念，获得两个帝国边境地区阿拉伯部落和库尔德部落的伊斯兰忠诚，实现了边境地区的相对稳定，并维持和波斯的和平态势。但另一方面，这一政策也给非穆斯林臣民如亚兹迪人带来极大困扰。库尔德人以伊斯兰的名义攻击、抢劫、杀害“异教徒”。

1907年左右，约有100个雅兹迪人的村庄被摧毁，这些雅兹迪人有些被部落军队杀害，有些从村庄里逃离到其他地方。

素丹哈米德二世政策评析

在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的整个时期，素丹通过操纵土地政策和宗教政治，加强了素丹个人对伊拉克省级部落的权力。与奥斯曼帝国早期的干预相比，哈米德的部落政策实际上增加了素丹个人的影响力。素丹利用部落谢赫和宗教领袖，试图压制和控制伊拉克部落。尽管如此，伊拉克部落的许多穆斯林领导者仍认为哈米德二世是一个忠诚的穆斯林，致力于伊斯兰的团结，帮助帝国摆脱外国势力的侵入。

哈米德二世废止了米德哈特帕夏就职巴格达总督时执行的塔普土地政策，为强化素丹集权统治，而采用新的桑尼亚土地政策，将大片优质土地整合成为素丹的私人财产，并在部落土地问题上大做文章，挑起部落间和部落内部的冲突，造成了部落地区动荡不安的状态。

素丹政府依靠先进的武器镇压部落叛乱，打散部落凝聚力，包括沙马尔部落、蒙塔菲克部落等大型部落联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强盛风采。

面对伊拉克逊尼派部落向什叶派部落转变的趋势，素丹采取泛伊斯兰主义的政策，一方面缓和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另一方面，藉此素丹想要成为统管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

总的来说，素丹的这一政策得到了阿拉伯部落和库尔德部落的支持，伊拉克部落中的宗教领袖在部落问题上扮演者很重要的角色，部落成员也更倾向于选择信任这些宗教领袖。哈米德二世通过积极发展与这些宗教领袖的关系，在财政方面支持他们，因此中部和南部地区部落的宗教领袖也常常作为政府和部落之间的调解人，缓解部落与政府的冲突斗争，从而为帝国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军费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