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4”召开。本届论坛以“新型城镇化新篇章与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主题,以“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为契机,围绕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解读新发展,共话新征程。
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胡祖才出席并在发言中指出,我国已进入城乡全面融合的发展阶段,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城乡融合发展既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也是构建强大市场、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重大战略举措。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在于打通城乡循环的堵点卡点,核心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资源平等交换、自由流动。在推进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农村的主体功能和价值,也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生态本底和农耕文化不破坏的底线红线。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增加有效消费需求,要理解现阶段消费需求的新特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以及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其中,服务消费较多地依赖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刘世锦认为,现阶段扩大消费需求要找准重点或痛点,一是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三是以人为中心、发展权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应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此外,还应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我国未来城镇化率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预期至2035年可达到78%。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大城市(群)为依托实现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大城市在控制污染、人均耕地占用、吸纳就业、经济效率、人均GDP提升、推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冯奎提出,除了作为城市群的动力极核,都市圈还可能出现在非城市群地区,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去发现和培育一些中小型都市圈,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这是“十五五”时期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他认为,改革往往面临激励不足、无力实施、方案难做三个问题,而都市圈韧性很足,在较长时间内能保持人口和经济总量的稳定增长,能够带来更多的激励效应,减少改革风险成本;同时,都市圈的行政机构服务半径更大,通过引进智慧化、数字化治理技术能达到机构减量而效能不减的服务,减少财政支出成本;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存在较强的社会信任度,使得各类合作分歧、利益分配具有较大的包容度,减少制度设计成本。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毅仁就“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行主题发言。针对人、地、钱、质、融五大挑战,他提出具体政策建议:一是应当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将重大生产力布局作为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将都市圈内沿轨道交通进行“集聚式疏解”作为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的核心抓手。二是健全同宏观政策和区域发展高效衔接的土地管理制度,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将减量规划作为优化人口流出地土地利用的重要指引。三是适当提高城镇化重点领域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加强资金多元投入保障。四是推动形成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五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以县城为基本单元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合理配置。
记者郑新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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