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自张悦然小说《大乔小乔》,由赵德胤执导、赵丽颖和辛芷蕾领衔主演的电影《乔妍的心事》近日上映。原著小说《大乔小乔》也于近日再版,同时推出的还有张悦然最新长篇小说《天鹅旅馆》。
《大乔小乔》讲述了一对姐妹的故事。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因流产计划失败,乔家二女儿乔妍出生,这个家庭自此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乔琳乔妍两姐妹的命运也走上截然不同的方向……面对沉重而复杂的主题,张悦然通过平静而坚实的叙事、内敛而深沉的反讽,尖锐揭示生活的荒谬感和悲剧性。
《天鹅旅馆》同样以两位女性为主人公:于玲是保姆,女主人秦文是画家,她们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对彼此却有一种特殊的信任,产生一段复杂而深刻的友谊。《天鹅旅馆》情节曲折,以一起未遂的绑架案开始,各色人物纷纷登场,表达了不同身份的女性所面临的诱惑、困境与突围。
有意思的是,《天鹅旅馆》多年前曾在一个杂志上发表,篇幅也没有这么长。在最初的版本里没有女主人的角色,主要表达的是保姆于玲和孩子的关系,但是多年以后,张悦然几乎重写了这个故事,“我们往往需要有一个对照的人,我们往往会在离我们最远的人身上能看到自己。用荣格的理论来说就是阴影,这个女主人是于玲的阴影,于玲之所以一直不停地提到她、不停地想到她,就是因为她身上既有与于玲相似的部分,也有于玲厌恶的部分。按照荣格的理论来说,一个人必须要和她的阴影相遇和交锋,才是真正的成长。”
于是在这篇重写的小说里,张悦然尝试去建立这样一组镜像人物关系,“在她们之间,当然要有很多像屏风一样的东西,让她们的交流不那么顺畅,等到最后才会让她们见到,能坐在一起去谈话,去交心。当我找到这一幕的时候,我觉得小说可以合拢了,好像结尾有了一个镇纸一样的东西。”
张悦然说,“《天鹅旅馆》讲的是一个从恶到善的故事。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不太相信人会变好,也不相信有什么救赎。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也真的生出一种叫慈悲的东西,一种因为怯懦而产生的祝福。正因为几乎不可能,我们试图变好一点的努力,才成为一种对抗虚无和无意义的方式。”
真正“牺牲”的只有母亲而已
北青艺评:《大乔小乔》好像是2016年写的,很巧的是最近出版的《天鹅旅馆》最初发表于2017年,很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文本似乎都一直在生长。今天我们看到电影《乔妍的心事》,这是一个用影像重写的文本,《天鹅旅馆》则是你自己干脆重写了一遍小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两个一直在生长的文本,在2024年的秋天,迎来了不同的硕果。我很想把时间拨回到7年前,一起看看这段时间对于一个写作者到底意味着什么,哪些东西依然在疯狂生长。先来谈谈《大乔小乔》,当时是怎么想到写这么一部小说?是先想到这组人物关系,还是先有故事背景?
张悦然:最初令我感兴趣的是小乔这个超生的女孩的处境,我会想知道,她这样一个多余的人,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活下来并且获得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的。当我围绕小乔的需要展开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她固然想去更大的世界,却又始终盯着姐姐脚下的那一小块地方,那是她从童年开始,一直最想去的地方。即便是成年之后,姐姐一出现,就会引发她的焦虑。所以展现姐姐和她的紧张关系,成了小说的主体。我不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先后或者主次顺序,当我们谈论女性关系的时候,必须放在特定的环境和背景里谈。大乔小乔之间的复杂情感,和历史、时代密切相关。
北青艺评:从小说到剧本其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电影对小说原著的改编还是蛮大的,特别是加上缅甸的背景,形成了北京、缅甸这样一种“中心—边缘”叙事。
张悦然:小说的时间跨度很大,可以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来回穿梭,但是电影很难实现在时间上这样自由的切换。因此,过去的部分可能需要大幅削减,由现在人物的状态来展示他们的过去。此外,小说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妹妹的内心活动。可以说,小说真的是关于“心事”的。然而,电影需要将心事外化,让它变成一系列行动、一个个决定。的确,小说没有那么强的地域色彩,但是电影更物质,可以将小乔的过去和现在变成两种更大反差的环境。
北青艺评: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对于阶层这个议题的处理,电影似乎用了一种更极致的方式,这其中就涉及对乔琳男友这个角色的改编,在小说里不管是男性还是财富都有自己的伦理,哪怕是需要反思,也不全是罪恶。在费兰特的小说里,尼诺这个人物塑造得就很让人印象深刻,爱很真实,恨也很真实,那个顿悟时刻没有爱恨,而是对于人性的怜悯。在你的小说里,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可能对于电影剧本的写作,需要一种更极致的方式?那些缓慢的感受需要长篇小说或者剧集的方式来释放?
张悦然:电影的确是围绕两个女性角色的选择展开的。在电影的版本中,姐姐获得了更多选择的自由,她选择了爱情,并因此放弃了身份。是不是必须做出选择呢?我想是的。很多女性都面临过这样的选择,她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不可兼得,必须舍弃。然而最终,姐姐放弃一切所选择的那份爱情,带给她的是彻底的幻灭。最幻灭的地方,莫过于她成为丈夫和妹妹谈判的筹码。在这里面,唯一牺牲的人,其实是她,但是丈夫会将她的牺牲,描述为他们的牺牲,并试图用它博得同情,换取利益。可以说,丈夫在变卖她的“牺牲”,我认为这在男女关系里,是很常见的。在很多家庭里,父亲都会对孩子说,我们为你牺牲了那么多,但事实上如果仔细看,真正“牺牲”的只有母亲而已。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姐姐的丈夫,片中的于亮或许也是一个令很多女性产生共鸣的角色。
我对北京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
北青艺评:在核心的人物关系上,乔琳和乔妍也有一些变化,特别是乔琳的选择,在小说《大乔小乔》里是一个悲剧,乔琳选择了自己的生活,姐姐在抑郁中自杀。在电影中,乔琳似乎是一个更勇敢的人,最后一幕在缅甸的街头,两姐妹一起带着姐姐的孩子,沐浴在阳光下……我很好奇,这处改编是基于电影的需要,还是来自生活本身,就好像你重写《天鹅旅馆》?
张悦然:在我写《大乔小乔》的时候,似乎有一种先行的、固执的理念,就是一个枝子上开不了两枝花,太拥挤了,为了争夺养分,一个会“杀死”另一个。但是时隔几年,再去看待大乔的死亡时,似乎没有那么必要了。或者说,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更多希望:女性接纳彼此,获得一种共生。这也许很理想化,但我们又感觉那个理想是在不断变得切近的。电影的最后,姐妹两人一起抚养一个孩子,似乎在呼唤一种新型的家庭结构,或者说,它也在描述一种新的女性情谊的可能性。
北青艺评:你从这个世纪初开始就在北京这座城市定居了,然后这座城市就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你的创作,在《乔妍的心事》中也有大量关于这座城市的影像出现,两姐妹终于来到了小时候一直说要去的长城,地理空间在其中直接参与了叙事。你对北京这座城市是什么感觉?你觉得它怎么影响了你的创作?所谓的京派文学是不是在新的时代需要一些新的变化?
张悦然:我对北京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由于它的大,它的复杂和多元,我始终没有一种了解它,对其产生归属感的体验。但也因为如此,我也从未厌倦。在北京生活是很辛劳的,这种辛劳,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转移或者化解了生活带来的虚无感。我不太知道什么是新京派写作。但是我一直对于以地域来区隔和定义写作风格,不是很感兴趣。或许我们需要一些比地域更切近、更深彻的对于文学的观察和探讨。
北青艺评:赵德胤导演说起他为什么喜欢这个小说,某种程度上因为这个小说呈现了一个“多余人”的状态,不太只是“姐妹”的主题,更多还牵涉中国人的牵绊,我们很注重关系、群体以及以此产生的情感,同时我们又很孤独,要独自面对很多事情,因此也有了“心事”。你觉得这是不是导演对于小说的一种重新解读,你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张悦然:在小说里,每个人也都是很孤独的。有个小男孩,是沈皓明的弟弟,尽管出身富贵,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他也还是个多余的人。他会一个人在空房间里哭,这证明孤独与阶层无关,是某种共同的体验。阶层、性别、身份,所有的边界,在当代都变成更高的墙,将一个人隔绝在他的小方格里。我很喜欢电影名字里的“心事”二字,很少有电影以“心事”为题目,一来因为心事是很难用电影这种现实的、物质的媒介来表现,二来人们总是会倾向于认为“心事”不是什么大事,不是生计问题、生存问题,因此不值得拿出来探讨。然而事实上,心事是可以很大的,就像在这个电影里展现的那样,它是囚禁着每个人的牢笼,看起来我们每个人生活在大而无边的城市,实则是生活在狭促的一方心事之中。
北青艺评:第一次自己当编剧有什么感受?你提到毕竟是不同的介质,其实让你意识到了什么才是小说最本质的东西?
张悦然:编剧需要与他人配合,需要妥协和体谅,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编剧可以得到很多即时的反馈,让他知道自己写得怎么样。这又是让我羡慕的。写长篇小说的漫长过程里,作家难免会自我怀疑,那些时候,只能凭靠自己的直觉。作为不同的介质,小说和电影的确各有所长。小说所能展示出的人物心灵的纵深,是其他介质很难企及的。它既坦率,又神秘,读者在阅读中所获得的深刻的生命经验,是不可能在其他媒介获得的。
作家要写他相信的事物
北青艺评:再来谈谈《天鹅旅馆》。为什么我觉得把时间拉长来看很有意思,如果说《茧》是代表了你那个阶段所最感兴趣的议题,《大乔小乔》就好像一个过渡,《天鹅旅馆》则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在今天结出果实,其中显而易见与女性主义的兴起有关。毛尖老师也很敏锐,她在活动上也说了,2017年,当这个小说还是中篇的时候,这种情况还没有产生,过了七八年来到现在,恰好水到渠成了,所以这个小说才有了最后的结尾。
张悦然:是的。作家要写他相信的事物。我必须首先看见它,才能向读者描述它。《天鹅旅馆》试图在一种男性缺席的情况下,探测女性之间谅解的达成、情谊的缔结。前提是,我看到了这么一个男性缺席的场景。然而在早些年,我根本无法做这个“男性清场”,我无法设想这种可能。
北青艺评:你在视频节目《看理想》里还开了一档女作家的课程,她们的创作是不是也影响了你的创作?讲这门课是不是也是自我思考的一个过程?
张悦然:我在大学里开设的课程,就有一门是“西方当代女作家作品研读”。我认为,在以往很多经典鉴赏类的课程中,女性作家占的比例很低,而且反反复复就是那么几个人。所以我们需要专门关于女作家的讨论,这是一种必要的美学补偿。
北青艺评:我很喜欢你之前说的一句话,“理解也许不是永恒的,是一瞬间的,之后她们还是会继续斗争,但那一瞬间的理解和体谅是很珍贵的。”女性友谊这些年被不断地以各种文艺创作的形式出现,这其中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女性创作者警惕或者注意?
张悦然: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作为创作者,我们能设想出的女性友谊的表现形式和复杂程度是有限的。这是因为现实还不够丰饶,女性友谊的可能性,仍旧在探索之中。
北青艺评:感觉你的创作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特别期待下一部小说,未来还有什么创作计划?
张悦然:是的,我在写一个新的小说,但是我每次在创作中,都对自己毫无把握,不知道应该如何描述正在写的东西。也许我还在等待,等待某种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东西,注入我手头正在写的东西中来。
文/本报记者罗皓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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