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散国会的代价，迎接张勋入京，黎元洪如何中了段祺瑞"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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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军团会议在徐州再次开始后，原依附于皖系力量的在国会和内阁中的研究系、交通系人物纷纷离开北京，前赴天津，重新集结到了段祺瑞的身边，成为反对黎元洪和国会中旧国民党人的重要势力。

留京人物中，原议会议长、研究系领袖之一汤化龙向国会提交了辞呈，为了使国会陷于瘫痪状态，其他的研究系议员则约定不再出席国会，或者直接向议院提出辞职书。

1、张勋入京的背景

至1917年6月上旬，继任的旧国民党籍议长吴景濂虽反复重申，这个由旧国民党组成的议会将绝不休会，绝不辞职。但终因研究系的拆台，议会无法举行正常会议，而实际处于休会状态直至6月12日，为了调动张勋入京，黎元洪终于被迫下令，解散了国会。

5月下旬，黎元洪曾发表过一封义正辞严的通电，斥责各省的独立和军人们的干政行为。但是，这种笔墨上的攻击对于他所面临的一大帮气势汹汹武装到牙齿的军人们来说，显然只能算是对牛弹琴，无济于大局的招数了。

来自西南方面的声援同样也是远水不解近渴。国会瘫痪后，总统事实上已成了强龙环伺下的孤家寡人，阮忠枢、张镇芳则不失时机地向黎进言，诱黎邀张勋率军进京，“为之保护”。

至此，黎元洪不得不于6月1日，向远在徐州的督军团代表之一张勋发出了请求入京护驾的电令：

大总统据安徽督军张勋来电，沥陈时局，情词恳挚。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诚信未孚，致为国家御侮之官，竟有藩镇联兵之祸。事与心左，慨款交深。安徽督军张勋，功高望重，至诚爱国，盼即迅速来京，共商国事，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践予望之。

调动张勋入京护驾显然是黎元洪迫不得已、病急乱投医之举。

事实上，在邀请张勋入京之前，已经有人向黎发出警告，称张勋此次入京，“恐加上复辟文章，不要上当”。但事态的发展已容不得黎元洪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了。

黎元洪调张勋入京是由于他看中了张勋主盟“十三省区联合会”之后与段祺瑞逐步形成的矛盾趋势。而且，黎元洪也同时认定，既然张勋有着北洋盟主的名分，因此只要加紧对于张勋的笼络，便可止息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于是，在几经权衡之后，黎元洪遂不惜以解散国会为代价，不计张勋攻击的前嫌，发出了邀请张勋入京的命令——张勋受命入京调停前，曾经明确地向黎元洪表示，除非解散国会，否则其将不负调停之责。

就这样，黎元洪为了自保，不得不徇张勋的要挟，下令将已处于瘫痪状态的国会解散。惟解散国会令下当日，以外交总长替代国务总理的伍廷芳和已经受职但尚未莅任的国务总理李经羲均不愿副署，黎元洪不得已，只好下令免去伍廷芳代国务总理一职，改由步军统领江朝宗暂署，方才草草地完成了这道解散国会的命令。

其时，本已屯兵天津的张勋对于黎元洪这种不厌其烦的解散国会的方式，却表现了相当的讨厌和不解，谓“这种命令，要副署何用？只管从速发布”。

2、各怀鬼胎的反黎元洪势力

就在黎元洪邀请张勋入京护卫的次日，由徐州重新集结到了天津的北洋督军团的代表们，已正式在天津河北大马路中州会馆挂起了独立各省“总参谋处”的招牌。该处分军事、军机、军需等部，已俨然成为北洋政府之外的另一政府。

总参谋处的各督军及其代表们一致议定：

以徐世昌为大元帅，以雷震春为总参谋长。

总参谋处成立当日，即由雷震春领衔，向全国发出通电，声言出师各省组成该组织的目的是：

“意在巩固共和政体，另订根本大法，设立议会，另行组织政府”云云。

其矛头直接指向了刚刚恢复不久的国会和《临时约法》。其政治派别包括了北洋系、交通系、研究系及复辟派政客等。

天津于是成了继徐州之后的新的动乱策源地。

在6月3日召开的“总参谋处”联席会议上，纠集在天津的反黎、反国会各政治派系很快地便就以下各方面达成了一致的决议：

(一)总统黎元洪退位后仍居北京；(二)拥徐世昌为大元帅；(三)组织临时政府，以段祺瑞为总理，外交曹汝霖、陆军段芝贵、海军汤芗铭、财政梁启超、内务钱能训、教育范源濂、交通叶恭绰，并以江朝宗为北京监察使；(四)召集研究会及帝制系议员，并嘱各省加派两人，组织临时议会。

不难发现，这个“总参谋处”决议的直接目标，就是要彻底清除黎元洪势力以及在京的旧国会，建立一个以段祺瑞皖系集团为核心的中央政权。也就是说，帝制的复辟和国体的变更也并不是段祺瑞发动此次动乱的初衷。

但是，尽管如此，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派系的加盟，在当时的天津总参谋处中仍呈现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复辟势力。在当时的这个名噪一时的反黎大同盟各种派系中，有相当一部分派系或个人的加盟目的，就是希望能借助于因反黎而引起的政局混乱，煽动段祺瑞复辟帝制，其中如雷震春、杨度，及交通系之曹汝霖、陆宗舆等人都是这一势力的中坚分子。

但各种不同目的的反黎元洪和反国会政治派系对于国体问题一开始便存在着激烈的分歧和矛盾，以至在6月6日的另一次密议中，以雷震春为首的一伙复辟势力与对帝制持反对态度的交通系、研究系人物，当场发生争执，以至互相揪打斗殴，演出了一场极为严重的流血冲突事件。

3、张勋其人

张勋的到来使盘踞在天津的复辟派势力得到了最为有力的声援和支持。1917年6月8日，张勋率所部徐州定武军马、炮、步兵，计10营5000余人抵达天津。14日，张令所部次第入京，自己则留在天津，并向黎元洪发出通电，责成其从速解散国会，否则将不负调停之责。

一位《中华新报》的记者记述其当日所见到的张勋部队路过天津的情形：

…车将出永定门，逢蓝衣赤帽之军士，拥大车至，问之路人，知为定武军之先锋也。然予热视之，见其浒发长垂，颇有古风，及至车站，有马队约二百左右，下车驻扎站之附近，竖有军帜二，其帜之样工，与予见于某戏园者略相似。外有长枪数杆，曾于三国志之绘图中见之。大刀数口，我国数千年之宝物也。予睹此军容，不禁叹曰：如今文质国民，举凡文事武备，无不皮学欧美，而张大帅之军，毅然独步，保存我国古来之精华，此不唐我国军队中之至宝也…火车至丰台站，又见一列车载步队六百余名，就而观之，军装不一。有军帽，或洋鞋，或布鞋，无奇不有。但辫发长拖，整然不乱，此为他军所不及者。

在北洋系人物中，张勋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余孽。张本人在北洋系中属小站派人物，新建陆军组建时以工兵营管带起家。1899年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时，张勋以屠杀义和团功勋卓著，被擢为总兵。后调入北京，充宫廷禁卫军统领，多次扈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升至云南提督、甘肃提督。清末，充江苏巡抚。辛亥革命前夕，张复任江南提督，江防大臣，是民军在江浙地区的死敌。

1911年8月，民军进攻南京时，张曾助两江总督张人骏死守南京，对江浙革命军进行过激烈的抵抗。南京失守后，复退守徐州，仍被清政府任为江苏巡抚兼两江总督、长江巡阅使、南洋大臣等差。此后，徐、兖地区一直是张勋的巢穴。

和袁世凯不同的是，张勋表现出来的是对于清室特别的忠诚和对于革命党人的极端仇视。清室退位后，他和他的军队一直保留着表明对清室效忠的发辫。因此，他的这支军队亦被称为“辫子军”。

在袁世凯的纵容下，“辫子军”在北洋政府成立后不断地得到扩充和壮大。直至袁世凯死后，这支稀奇古怪的军队已经从最初的1000余人扩展到近20000人，60个营，包括步、骑、马、炮各军在内的野战部队。靠着这支军队，张勋本人也在洪宪前后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袁世凯死后的北洋系多次徐州会议，均由张勋召集，其直接目标便是要夺取北洋盟主的地位，以便谋求清室的复辟。

黎元洪邀张勋入京调停终于给了张勋一个良好的机会。与此同时，张勋的这次入京得到了德、日帝国主义的一致支持。

为了煽动中国的内乱，以防止中国加入协约国的一致对德行动，德国方面一再向张勋表示：愿以德华银行资本来协助中国复辟。为了帮助张勋复辟，德国向其提供了大批的军火。

和德国相反，由于担心中国的内乱将扰及其暂时在远东地区确立起来的优势，日本并不支持中国的帝制复辟。但是，在唆使张勋支持段祺瑞，以合作之名驱逐黎元洪的问题上，日本又从各方扶助了张氏，和德国有着相当的一致。因此，当府院之争处于激化时期时，日本帝国主义便积极地插足其间，公开地声明，将支持张勋，以推动张勋和段祺瑞的合作。

正是靠着德、日帝国主义的支持，张勋一入京便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复辟筹备活动。

4、张勋何以成为“枪手”？

后来的材料表明，段祺瑞也并不是在张勋到达天津之后，才真正洞悉其帝制复辟阴谋的。事实上，自徐州会议开始，在5月中旬的十四省督军代表召开的第四次督军团会议时期，张勋便毫不掩饰自己复辟帝制的主张，并且得到了包括段祺瑞、冯国璋等主要北洋势力的一致同意。

为了达到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然后再以讨伐复辟的名义，驱逐张勋，重掌北洋政权的目的，直至张勋入京之后，就复辟一事函示尚在天津的段祺瑞时，段仍然手舞足蹈地向张承诺：

“唯于解散国会，推倒总统后，复辟一事自可商量。”

对于段祺瑞早先参与密谋并怂恿张勋驱黎复辟一事，张勋在其事后的公开通电中有着较为可靠的揭露：

变更国体，事关重大，非勋所能独主持…去岁徐州历次会议，冯（国璋）、段（祺瑞）、梁（敦彦）诸公及各督军，无不有代表在场。即勋此次入津，徐（东海）、朱省长（直隶省长朱家宝）均极赞助，其余各督军亦无违言。芝老（段祺瑞，字芝泉）虽未面表示，亦未拒绝，此次到京，复派代表来商，谓只须推翻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此等鬼域行为，不可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除将历次会议记录并往还函电，集刊印分送外，先此电达。

值得注意的是，张勋在此次通电中，还提到了另一位参与此次复辟并在事后因旗帜鲜明地反对复辟而谋得了正式总统宝座的重要人物，即直系首脑、民国副总统冯国璋。

在此次入京之前，张勋自知难以应付复辟后的复杂政治局势而特电冯氏，请求冯以武力为奥援，支持张勋入京“调停”，并体谅其“入京调停之苦衷”，同时请其向北洋众督疏通关系。

很明显，尽管在对待黎元洪、国会和参战等问题上，冯国璋与段祺瑞有着根本不同的态度，但是，民国副总统的特殊地位却使冯相信，倘张勋可以将黎元洪逐出北京，那么，根据《临时约法》，他将是民国总统的唯一的合法继承者，只要黎元洪一垮台，他就可以由副总统名正言顺地“代行总统职权”。

在此次复辟事件失败之后，另一位曾经参与复辟的骨干人物、保皇派代表康有为在《不忍》杂志上公开一封与徐世昌的通信，其中同样记录着冯、段二人在事前参与谋乱，而在事后对张勋反戈一击的策划。

丁巳复辟失败后，张勋躲进了荷兰公使馆，面对着全国一片的反复辟浪潮和段祺瑞、冯国章等人的讨逆声势，他曾言之凿凿地向来访的美英记者表示：

“徐州会议上，各省督军均盟誓赞勋复辟。…多数督军赞襄复辟的往来函电，拟于近期发表在报刊上，以明曲直。”

张勋在这里所说的“各省督军”，当然也包括冯国璋在内。

撇开康有为本人的政治派别、态度以及他在这里为张勋复辟所进行的掩饰和开脱不谈，康有为对于段、冯等人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先酝酿复辟，后卸磨杀驴的政治阴谋的抨击并非空穴来风，只是由于事变后避难于外国公使馆的张勋和康有为等人无论怎样的言之凿凿，“往来函电”云云，却终于没能拿出一个可以证明段、冯二人是其复辟同党的东西来。而段、冯二人在事后一概不认账的态度，就使得张勋等人只好哑巴吃黄连白白地充当了一回枪手了。

张勋抵达天津后，麇集在天津的各省督军以及张勋本人，借着兵威接二连三地催促黎元洪下达解散国会的命令。此时的黎元洪外因督军团的叛变而束手无策，内因国会停止开会而备受责难。

内外交攻之下，不得已，乃徇张勋之请，下达了解散国会的命令。

5、黎元洪的驱狼引虎

而按《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根本就不具有解散国会的权力。

自护国运动后被重新召集起来的旧国会就此遭到了第二次被解散的厄运。盘踞在天津的张勋亦在接到该项命令后于次日率一营人马，威风凛凛地开入了北京。其余原先因要求解散国会等事而先后宣告与中央脱离关系的各省督军，亦于此时纷纷发表以国会既已解散，取消脱离中央的通电。

由段祺瑞和各省督军团代表及其他反国会势力组成的“天津军务总参谋处”亦于此时宣告解散，各省所派出的军队，也次第调回各防区。

国会解散后，随着张勋的入京和各省督军宣布取消独立，自府院之争再起之后一直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黎元洪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并命李经羲从速就任总理，组织内阁，恢复政府秩序。

6月24日，在黎元洪的主持下，躲在天津租界中的李经羲正式开始组阁。该内阁中除原段内阁的留任各部阁员外，另任王士珍为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萨镇冰为海军总长，特任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任江庸为司法总长、李盛铎为农商总长、龙建章为交通总长，李经羲自兼财政总长。

因有美国支持黎氏的国际背景，日本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艰难诞生的李经羲内阁持极端的反对态度、并决心帮助段祺瑞彻底摧毁黎元洪势力。

西元龟三和林权助认为：

“以李经羲为中心，并得到黎元洪支持的亲美、亲德联合派，想多方妥协，维持现状。当此之时，日必须助段一派，使其达到目的，建立起巩固的统一政权，然后与这个政权合作。”

不难发现，在李经羲的这个新内阁中，绝大多数阁员均为前清的立宪党和旧官僚。在此次组阁中，黎元洪并没有迁就段祺瑞的皖系及其他的北洋势力。很显然，随着张勋的入京和独立各省宣布重新归附中央，黎元洪自以为在这一轮的府院之争中已经彻底地挫败了段祺瑞。靠着张勋的支持，从此就可以“相安无事矣”。

李经羲举步艰难的组阁并没有遭到张勋的干涉和反对。此后的事实却表明，张勋入京后的北洋政府形势却和黎元洪最初的估计完全相反。张勋率部进驻北京后，一面招募新兵，一面进谒前清废帝溥仪，并召集大批前清遗老，日夜密商。

直至6月下旬时，终于正式派出梁鼎芬、王士珍、江朝宗等人，当面向黎元洪声明了复辟帝制和拥清室重起的必要性，令其从速“归政”。

张勋的这个要求虽然遭到了黎元洪的严正拒绝，但黎至此已经意识到此次招张勋入京是引狼入室，且驱之已晚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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