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犯到战友，黄维自述：当我拿到特赦通知书，禁不住失声痛哭

电视剧《特赦1959》讲述的是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黄维等人被俘后，在北京功德林接受思想改造，最终被感化，获得特赦的故事。2019年，随着电视剧的热播，黄维等人改造故事再一次呈现在人们眼前，其中黄维长达27年的关押改造生活，更是令人无比好奇。

一、淮海战役战败后，国民党名将黄维成为战俘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爆发。战役后期，黄维奉蒋介石之命，率领部队前去营救被围困的黄百韬兵团，不料兵行半路，黄百韬就已战死沙场。黄维自己也因此身陷囫囵，在双堆集被围困。

原本有望成功突围，但手下的110师师长廖运周却在此时起义，打了黄维一个措手不及。

黄维兵团被围困伊始，廖运周主动向黄维请战，前去突破解放军的封锁线，黄维面对廖运周的主动请缨十分高兴，多加派了三个师的兵力，协助廖运周的第110师一同发起突围。

但黄维不会知道，他的麾下爱将廖运周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潜伏已久的共产党员，主动请战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方便带领自己的部下起义。

廖运周带领第110师进行“突围”的过程中，解放军主动打开通道，待廖运周部队安全通过之后，立即封闭通道，对紧跟其后的三个师进行火力封锁。

廖运周的起义对本就深陷包围的黄维来说，是致命一击。里应外合之下，黄维的12兵团被我军一举歼灭，黄维本人也在此战中成为了战俘。

二、一代名将成为战俘之后依旧嚣张傲慢，导致改造工作举步维艰

一代名将成为了战俘，被捕后态度依旧十分嚣张恶劣，多次对解放军战士恶语相向。

开国大典之后，黄维被收押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也正是这个时候，毛主席开始考虑对在押的国民党战犯的处理方式。

综合多方意见之后，毛主席决定对战犯实施，不审判不杀戮，给予人道主义待遇，并组织其进行政治学习和参加劳动改造，待改造合格之后，再进行酌情提出处理办法的总体政策。

而黄维因为对战争的结果不服气，态度十分坚决且顽固的拒绝了改造，激进的他甚至试图用自杀来终结这一切，被工作人员救回来之后，对他给予了特别关注。因为黄维自杀事件，北京功德林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为了防止其他战犯的思想受到波动，再次发生极端事件，功德林实行了晚上不关灯的政策，此举的本意是为了更好的观察大家是否有过激行为，黄维却因此大怒，义愤填膺地指着工作人员的鼻子破口大骂。

一起学习时，黄维经常突然站起来发表煽动性言论：“我要坚持文天祥的民族气节，决不向自己的敌人投降。”然而煽动并无成效，慢慢地他自己也对此丧失了兴趣。但他依然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小动作，来扰乱功德林的秩序。

这让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十分头疼。工作人员也曾多次试图通过谈话交流来对黄维进行开导，均以失败而告终。

根据与他同期关押的战犯的回忆：当时八十五军的参谋长陈振威写好了劝降信，同为战俘的杜聿明、邱清泉等人都签好了名，只有黄维拒不签名，问其缘由，他满脸愤慨的怒拍桌子大吼到：“只有战死和战败的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三、峰回路转，改造态度悄然发生转变

黄维的态度从被俘以来，一直非常坚决，从未改变。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在黄海战役中惨败，是因为解放军凭借运气取胜，如果有机会可以再再次交锋，结局一定会被改写。

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时，黄维就认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对阵强大的美军，无异于以卵击石，是一场必败的支援。

可当他从功德林的宣传喇叭中得知前线的战报后，却发现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强大的美军，依旧毫不畏惧，一鼓作气，越过三八线，攻破汉城。

当战果传回国内的时候，黄维第一次感受到了震撼。

面对志愿军接二连三的胜利，黄维也不得不承认，这不是侥幸，而是真正的实力。也就是在这一刻，他极其顽固的态度开始松动，有了瓦解的迹象。

这个时期的黄维已经开始愿意去发现志愿军和中国共产党的优点；开始去认真地完成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所长王英光布置下来的任务，去分析、去归纳，写出自己对美军的认识，一改之前敷衍的态度。

1952年4月，黄维由于先前被俘的事，一直心浮气躁，对于改造生活也无法从思想上想通接受，负面情绪郁结于心得不到纾解，导致黄维结核病、肺结核、淋巴结核等多种结核同时发病，腹部、腿部也都开始出现肿胀现象，就连走路都成了问题，严重的时候甚至无法离开床铺。

面对如此凶险的病情，管理所并没有因为他是战俘就置之不理，反而在第一时间为他安排好了医院，什么都不用自己发愁，由工作人员为他全部安排妥当。一入院就立即对他展开了相应的治疗。

这类病的治疗需要大量的链霉素，而当时的我国没有能力生产这类抗生素，只能完全依靠苏联进口，但苏联生产的链霉素药效不尽如人意。

为了让黄维得到更好的治疗，向上级报告之后，专程从香港、澳门等地区购买美国生产的链霉素，才控制住了黄维的病情，情况也逐渐好转。

在此期间，黄维还发现，在国民党战犯之中，除了他自己以外，杜聿明、文强，以及杜建时、徐远举等人，都先后患有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十分严重的疾病，但共产党却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人，让大家都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

长达四年的治疗时间里，黄维的生活一直无法自理，大小便都需要别人施以援手，但他还是得到了共产党很好的照料，黄维深深地被感动到了，这让他不禁感叹：“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血浓于水的亲人尚且如此，何况我还是个战犯。”

1956年，黄维基本康复，已经恢复了行动能力，期间，他的态度更是发生了180度转变。从以前的顽固形象，但现在开始主动地参与管理所的劳动，认真地学习我党的先进思想，参与集体活动等等。

四、从战犯到战友，黄维用了二十七年

除此之外，黄维还参与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组织的战犯到新中国各地参观的活动，通过参观，他切身地感受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黄维曾经和工作人员老江谈过自己对新中国种种变化的看法：“老实说，政府组织我们到全国各地进行的几次参观，对我思想触动是最大的，以前的旧社会不讲生产，也不搞建设……但在共产党执政之后，他们始终把老百姓的穿衣吃饭问题当成头等大事，发展的国民经济而不是官僚经济，社会的巨变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我一个人也不可能睁眼说瞎话呀！”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黄维已经开始从心里认可了中国共产党。

彼时，同期的战俘基本都已经完成了思想改造，得到了特赦，只有黄维还被关押着，直到1975年，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最后一次特赦，黄维才幸运地赶上了末班车，恢复了自由身。

根据他的自述记载：当我拿着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通知书时，忍不住失声痛哭。还为此下了一首诗，来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党恩浩荡给再生，宽大改造换我魂。恩上加恩新生后，誓献余生为人民。”

黄维在战犯管理所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我党的宽容，当他偶然得知有心之人恶意编造战犯在管理所的改造经历，以此来抹黑中国共产党时，黄维还特地根据自己在管理所的经历，编撰了《功德林改造纪实》，来为中国共产党正名。

得到特赦之后的黄维，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他不仅可以决定自己的去留，甚至如果想要去台湾，政府还会为他提供路费，给予方便。

考虑之后，他选择了留下，政府也考虑到黄维本身的实际情况，便任命他为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主要从事研究国民党历史的工作。1978年，黄维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直到1989年在北京病逝。

从战犯到同志的这条路，他走了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