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庸男人遭嫌弃，她离婚写作成名，晚年却穷困潦倒，只盼早点死

苏青这个名字，像一阵轻风，既陌生又熟悉地拂过我们的心头。她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被占时期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然而，在大众眼中，她或许仅是一位寻常女性。那么，这位传奇女子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张爱玲曾如此评价她：“古代的女作家中，我最欣赏的是李清照，而近代则唯有苏青。在苏青之前，冰心的清婉常流于做作，丁玲初期作品虽佳，但后期略显乏力。而苏青，以‘伟大的单纯’著称，她能以俊洁的表现手法，将平凡化为动人，因为她对人类共性了然于心。”

苏青如我们一般，生活在这真实却简单的世界里，经受着生活的磨砺，而她最宝贵的，是那份不加修饰的单纯。

出生于书香门第，苏青自小浸润在浓郁书香中，知识的力量自幼滋养着她。六岁前，她如不羁的小鹿，自由自在地奔跑在童年的原野上。有外婆无尽宠溺，又被祖父母满满关爱包围，她的生活本该无拘无束。

然而，即便家庭给予她关怀，却也难掩父母婚姻的不和谐。这段婚姻并非因两情相悦，而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促成。父亲纵情声色，而母亲委曲求全，如此关系在幼年的苏青耳畔留下深刻印记。

十一岁那年，父亲去世。对于家庭而言，这是解脱还是开始？某些变化总是潜移默化地发生。

十二岁时，她入读鄞县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后进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就读师范。在那里，她邂逅了后来成为丈夫的李钦后。

两人在高中时感情深厚，共同步入大学。他们携手走向属于自己的时代，对未来充满热爱与向往。

这段关系像极了我们所说“陪伴是最长情告白”的模版，从相识到相知，两人惺惺相惜。然而，这完美开端却迎来意料之外残酷结局。

丈夫出轨、抛家弃子，这重男轻女观念成为家庭破碎主因，也是女性不愿承受之痛。作为四个女儿之母，以及自己母亲的女儿，她深受老一辈语言折磨，那些传统重男轻女观念压得她喘不过气。

在《生男与育女》中，她揭露社会对女子的不公。每位母亲都曾是女儿，为何要忍受时代考验？难道真的只有男子才可自强？

最终，她向现实妥协，为家庭生下男孩，但这未改变其地位。孙子的到来让老一辈欢欣鼓舞，而作为孩子母亲的苏青，却即将迎来无法预料痛苦。

真正使苏青崩溃的是丈夫一句话：“你嫌我穷就给我滚蛋！我是人，你也是人，你问我要钱？”这话语激怒了她内心积压已久愤懑——凭什么女人如此卑微？

于是，在这个裸露且无情社会面前，女人一直被视为弱者。但女性亦有梦想，有追求。正因为这种觉醒，促使苏青做出惊人决定——离婚。

在那个年代，爱情绝非随意拥有或舍弃。同样意味着愿望难回头，因此离婚不仅是结束，更是女性对自我的背叛。但这个决定，她毅然执行。

在一篇杂文中，她直言不讳：

“男人即使有外遇也不会轻易离婚，可以养外室、喝花酒，却从不提及离婚，因为妻子毕竟服侍过自己，即便糟糠，也能管家带孩子。而妻子尚沉浸于三从四德、三妻四妾理念中，只能隐忍。因此敢提离婚者，多为受过教育之女子。”

胡兰成评价道：“她离婚包含几种心理，一是少女负气；二是成人明达。不像娜拉无奈出走，而是从容决断。”

既然缘尽，我们就放彼此自由。面对风雨前程，则靠自己书写。相信谁都比不上相信自己——这是苏青对生命最真切领悟。

早在离婚前夕，苏青已做好准备，不再只沉浸天真烂漫。当意识到嫁错人时，就开始为人生布局：阅读法律和社会科学书籍，与文化圈建立联系，并积极投稿，为未来铺路。

重拾笔墨，《结婚十年》成为时代佳话，其打破出版纪录，也许正因内心最单纯而动人。

张爱玲称赞她乃乱世中的盛世人。在中国烽火硝烟间，她于孤岛上海书写传奇。然而，如流星划空般迅速陨落，也同样迅速消逝于历史长河中。

六七十年代氛围紧张动荡。遭辞退后的她被迫下放改造，身体状况恶化，无力医治，仅凭坚韧意志继续生活。

晚年境况堪忧，与小女儿及外孙挤居十平方米小屋。《生男与育女》中对社会低估女性价值有所反映——“赔钱货。”半生拼搏旨在证明自身及女性存在价值。

疾病缠身晚年虽艰辛，但内心仍抱持信念，相信总有人站出来捍卫女性魅力。然而正如萧红所言：“女性天空低垂羽翼稀薄。”

1982年12月7日，这颗星辰悄然陨落于上海，被时间遗忘。在生命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成天卧床，只求早死。”现实已令其不再抱有幻想，无奈而终只是大时代浪潮中的泡沫罢了。

至此，她静静地走了，与所有平凡人一样，被世界遗忘。带着伟大的单纯离去，相信爱依旧美好，相信自己能扭转命运，相信女性值得敬仰。这种单纯，让苏青人生与众不同，使得这一切犹如梦幻般绚丽辉煌，为后世留下坚韧倩影与非凡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