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子被诱骗拘禁强奸产女，“从2010年起，我被人关了将近5年”

闻到竹笋和椿树芽的味道，张玲知道，这是春天。而当窗外响起花炮声，意味着自己又挨过了漫长的一年。

终于拿到判决书了。37岁的张玲期待着，自己能就此远离那场噩梦。

在乡下的10年里，她每天都被农活包围，打油菜籽、喂鸡鸭、做饭、照顾6岁的儿子，生活平静庸常。只是偶尔，身体会不自觉地露出异样。

只要待在封闭的房间，她就头疼得厉害；有时会突然蹿出一股无名火，想摔东西；看见陌生男性，会下意识想躲开。村民发现，这个忽然出现的女人，10年来都没离开过村子，也没有人来看过她。

直到2024年4月15日，湖南常德的民警在比对“失踪人口”信息时发现，“张玲”这个名录在沉寂多年后出现了新动向。随即，她被民警找到，再次与外界连接。

“从2010年起，我被人关了将近5年。”在派出所里，这个小麦色皮肤、衣服洗到褪色的村妇告诉警察，自己曾是一名大学生，家在常德市区，接着讲出了自己“消失”的经历。那是第一次，她事无巨细地回忆自己如何被一名叫钟鹏的男人囚禁、侵犯，又是如何逃出来被人收留，并留在乡下，过上跟失踪前全然不同的生活。

10天后，4月25日，桃源县警方将此立为刑事案件。钟鹏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事拘留（因过追诉期未被起诉）。5月28日检察机关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钟鹏。10月15日，桃源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钟鹏犯强奸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案件之外，在桃源县公安局、妇联的组织下，张玲与父母分离14年后终于再次相见。桃源县妇联也计划为张玲现在的家庭提供资金补助，给张玲介绍工作机会，帮助她早日融入社会。

▲张玲（化名）被囚禁的地方。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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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

在母亲邓洁的记忆里，2010年1月22日原本是个普通的日子。

早上7点多，女儿张玲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临走前告诉妈妈，发了工资就给她买新衣服，语气透着欢喜。

女儿很懂事，邓洁和丈夫张忠凯都这样认为。夫妻俩在常德市区开了家早餐店，从早忙到晚，张玲打小就自己上下学、做饭，照顾自己也照顾弟弟。

张忠凯很骄傲，女儿长得漂亮，又乖巧听话，让邻居们艳羡——一定程度上，女儿是夫妻俩的一种体面，被他们一直精心维护着。为了让女儿变得更好，从她小时候起就尽可能安排好一切。

长大后，这些安排开始关乎人生道路的选择。大学读什么专业，家里人先拿主意。毕业后，张玲想多去一些地方，有意做导游，但家人担心她会晒黑、容易挨骂，就介绍她去做办公室文员。工作刚落定，家人就给她打扮，安排相亲。

“严点也是为她好，对女儿就是要多操心一些。”邓洁和张忠凯觉得，这些和带张玲单独去玩，在笔记本电脑刚兴起时舍得花几千块钱买给她一样，都是爱。

张玲感激父母的付出，也努力回报，但她从来都没告诉过父母，他们的爱有时也会变得沉重。

“从小到大，我想的都是怎么再变好一些，让父母满意，让他们更喜欢我、认可我。”逐渐地，这成为张玲的一种压力。

2010年大学毕业后，按照家人的安排，张玲回到常德工作。她在单位附近租了房，刻意保持着与家庭不近不远的距离。

但在父母眼里，女儿离他们近了，联系却没有变多。她不常回家，通话也少，有时候女儿的事问多了她还会不耐烦，“有些反常。”

很快，父母发现，张玲突然在单位做起卖日用品的小生意，还时不时提到，自己很羡慕在南方做生意的舅舅赚了钱、条件好。女儿突然表现出的野心让他们警惕起来，那是传销最猖獗的时候，老家有人因为传销人丢了、钱没了。

“我真怕她去搞传销。”邓洁说。

担心女儿出事，邓洁不再允许张玲独自在外住，然后在早餐店附近租了个房子，每天让张玲的弟弟接送姐姐上下班。

在张玲的解释里，做小买卖是她想赚些零花钱，但这无法说服父母，反而让他们更加怀疑。再往后，张玲发现，自己的房间总会被家人乱翻。

失踪前一个月，这种担心和怀疑达到了顶峰。那天，亲戚们把她堵在房间里，十几个人围住她，强迫她看反传销影片，逼她交出头目的电话，他们拆下了张玲的手机卡，查了一通，却什么都没发现。亲戚们七嘴八舌地教育她不该沾染上传销，张玲想解释，但没人听、没人信。

“他们都是长辈，我不能吵。”数落声中，张玲甚至感到一阵眩晕，委屈、压抑、烦躁积在胸口，让她难以呼吸。

紧接着，一个强烈的念头袭来——“我要离开这里。”

她找到了钟鹏——当时的男朋友介绍认识的“路子很广”的中年男人——对方告诉她，自己在长沙有人脉，可以给她介绍一份高薪工作，到时带齐所有证件，先到桃源县漆河镇会合。

2010年1月22日，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张玲搭上了去漆河镇的汽车。

如果漆河镇碌厂桥村的村民留意，或许会在那天看见，50岁的钟鹏带着一个年轻女孩回来，她皮肤白皙，脸上有一对酒窝。

那天是腊八，天气很冷，女孩穿了一件天蓝色羽绒服，紧身的绒裤塞进长靴。她跟着钟鹏上了二楼，再没出来。

▲张玲（化名）的父母还保存着她的照片，她失踪的那几年，母亲总会拿出来看看。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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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笼”

张玲就这样消失了。那天下午，邓洁没有等到女儿回家。家人查看监控，发现张玲进入单位，后来独自打车离开，手机信号最终停在桃源县陬市方向，之后便一直关机。

最初几天，邓洁和张忠凯还想象着女儿只是去朋友家小住，但直到春节都不见张玲踪影。他们拜托女儿的朋友一有消息就告诉自己，结果一通电话都没等来。这是从没出现过的情况，正月十五左右他们决定报警。

这时的张玲，已经被钟鹏锁在屋里30多天。

事发当天，钟鹏带张玲来到一处院子前。那是在村子的角落，院墙边上就是田地，四周几乎没有邻居。院子铁门紧锁，里面有栋二层小楼，张玲注意到，小楼的所有窗户外都用钢筋封着。小楼的大门和楼梯间也上了锁，钟鹏依次打开，带张玲上了二楼。

▲囚禁张玲（化名）的二层小楼。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刚走到一间小屋的门口，钟鹏立刻变了脸，往日和气的模样消失，肥胖的圆脸生出一种她从未见过的狰狞。张玲来不及反应就被钟鹏一把推了进去，然后抢走了她的包和手机，拔下电话卡。木门被猛地关上，接着是落锁的声音。

就像被扔进笼子的小鸟，她本能地砸门、大喊，手肿了，嗓子哑了，都没人回应。声音太大，钟鹏就威胁要弄死她，埋在后山，没人会知道。她忘不了钟鹏说这些话时的眼神，透着一种捕食野兽般的凶残。这让她瞬间失语，恐惧覆盖了一切感官，不敢也不能再发出声响，只剩下颤抖、哭泣。

困住她的房间刚能容下一张单人床，几乎没有走动空间。后来钟鹏见她病恹恹的，给她换到另一间屋，空间稍大些，可以来回走一走。墙把房间分成两部分，里面是双人床和一只排泄用的红色塑料桶，外面则是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台废弃的电脑和一个书柜。

第一晚，钟鹏就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他红了眼，胳膊使劲抵住我的脖子，像要掐死我。”粗暴的动作让张玲透不过气，大脑一片空白，过了许久才感受到疼痛。每隔一周，侵犯就会发生一次，她的羞耻和憎恨也会多一分。

所有的折磨都汇集成一个念头，逃离这场突然的囚禁。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只要恐惧稍微消退，她就会拼命挣扎，撞门、大喊。换来的是身上的淤血和伤痕，这都是钟鹏对她的惩罚。最严重的一次，她被推到墙上，额头撞出了血。

她也尝试过绝食，但最后败给了求生的本能。最后，她只能幻想有人来救自己，期待着有一天那扇门打开后，走进来的不再是钟鹏，而是带她出去的人。

她不知道，没有人能听到她的声音。屋子唯一的窗户被封得严严实实，在屋里张玲只能听见下大雨的声音，有时也会透过缝隙传来稀疏的奏乐声，张玲猜那是村里正在办红白事。

据判决书，警方的现场勘验笔录和照片显示，“张玲被拘禁的地方位于二楼，楼梯中间可见带锁的木门，居住房间狭窄、门窗封闭。”

钟鹏的女儿在证言里提到，钟鹏不准张玲下楼，张玲若不听话就会遭到他的辱骂。钟鹏交代她和母亲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二楼住了个女人，“张玲从来没有下楼。家里来外人时，钟鹏会让张玲躲在房间不要出来，也不要发出声音。”后来，钟鹏又把二楼的走廊用红砖砌了面墙，只留出缝隙透气。

那座小楼与外界最近的联系，是楼后一条安静的小路，偶尔才会有一辆三轮或摩托车突突驶过去。外人不会知道，墙的另一侧，一个不属于这里的女人正在求救。

▲村里通往囚禁张玲（化名）小楼的路，平时鲜少有车经过。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在更广阔的视角里，这本就是一个偏僻冷寂的山村。从县城出发沿着省道行驶1个小时，再沿一处不起眼的岔路下去，驶过一段被茂密树木掩盖着的狭窄山路后，才能抵达这个名叫碌厂桥村的地方。

村里人也很少来这个整天锁着门的院子，就连钟鹏的大哥，哪怕离自己的幺弟只有100米，也鲜有来往。

这个幺弟从小就好吃懒做，起初跟着父亲学做铁匠，但不愿吃苦。桃源县是道教圣地，民间有“养庙”风俗，2005年钟鹏回村后在老屋旁建了两座庙，以收香火钱营生。但他还是常找兄弟们借钱，借了也不还，再后来，连逢年过节也都不打招呼了。

“仇人。”大哥在手掌上写下两个字，形容自己的幺弟。

钟鹏从不让大哥走进自己的院子。“他平时关门闭户的，过年打了豆腐给他也不让进，都是从大门底下递过去。”大哥说，自己把二层小楼留给钟鹏时，窗户又大又亮，结果被钟鹏改得“像个牢房”。

在这间“牢房”里，一天被分解成86400秒，张玲从未感受过时间如此漫长。她的希望被消磨殆尽，常常感到呼吸困难，总是迷糊着睡过去，一觉醒来，分不出是清晨还是夜晚。房间弥漫着排泄物的异味，和昏暗的空间一起，压得人睁不开眼。她的视力也越来越差，每天“云里雾里”，甚至出现了幻觉，在一成不变的白饭里，闻到了鸡肉和猪肉的香气。

有时，压抑也会让她变得狂躁，特别是天气晴朗的时候，但大部分时候她已经没有力气发泄。偶尔雨下得猛烈，她才会获得在门外的走廊放风的机会——只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刚喘上两口气，甚至还没看清屋外的环境就又被关了回去。

房间成了张玲最熟悉、也最厌恶的地方，和她相伴的只有米黄色地砖和白墙，偶尔会有蜈蚣和老鼠钻出来抓她一下。办公桌上的电脑是坏的，打不开，黑色的皮椅上落的全是灰。

柜子也被锁住，柜门是透明玻璃，就着微弱的光亮，张玲常常盯着里面的书脊看字，有时也会在玻璃上看到自己。日复一日，她发现镜中的少女变得憔悴、苍老，神采消失。

最后，她几乎认不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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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女儿失踪后，邓洁不止一次梦见她，不停说着“妈妈你救我”，一觉醒来，眼睛又哭肿了。就像个预言，她和所有人说“我的玲玲还在等我。”每次梦醒后，她就打电话给派出所，问挂着失踪人口的女儿有没有消息，答案无一例外都是否定。

张玲失踪的前三年，她和张忠凯哪有线索就去哪。女儿的手机信号消失在桃源县，她就在当地买了份保险，让熟悉每个村子的销售帮忙一起找。县辖的各个镇，最热闹的车站、集市，她也全都去过。

此时的张玲，连记忆中家人的样子都开始模糊。她不再激烈反抗，只是麻木地等待着一个机会。

起初，她还有意识地多走走，“为以后逃跑做准备。”后来，她逐渐变得“像只没有想法的动物”，活着只是本能。

每天，她只是趿拉着拖鞋在屋里晃荡，缺乏必要的锻炼让她的肌肉松弛，困了倒头就睡，饿了就躺在床上等饭吃。

在这间屋子里，她失去了一切，自由、尊严、人格，就连阳光和新鲜的空气都成了奢求……时间尺度也变得混乱，她无法准确计算自己被关了多久。

光点透过窗子的缝隙打在墙上，张玲盯着它从一边挪到另一边，一天也就过去了。开始她还能记着日子，三天后就再也数不清了。

到了最热的时节，墙烫得靠不住，晚上一次次被热醒后，张玲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这也是她为数不多感知时间的方式——热起来，就是过了农历五月初五，转凉，八月十五就到了。

钟鹏一家在楼下厨房做菜，气味直往张玲鼻子里钻。闻到竹笋和椿树芽的味道，张玲知道，这是春天。而当窗外响起花炮声，意味着自己又挨过了漫长的一年。也只有这时，她才会从混沌中惊醒——她想家了，想妈妈。

与家人所有的不悦都不再重要，她想起自己去长沙读书，第一次出远门，妈妈带着行李一路坐公共汽车送她，隔三岔五给她送肉送饭。

她也想爸爸，但也怕他。爸爸脾气暴躁，张玲遇到事情不敢和他讲。她那时还不知道，父亲急得头发都白了大半。重逢之时，他特意请假回家，早早准备一桌菜，提前两个路口等着她。

每到过年，办团圆饭的时候，邓洁也格外挂念女儿。

“我是个最快活、最热心的人，但张玲失踪之后，我从没高兴起来过。”邓洁说，只要看见二三十岁的孩子她就会掉眼泪，把眼睛都哭花了。怕邓洁伤心，张忠凯收起了女儿的照片，但她还是会时不时掏出来再看一看。

“在我有生之年能把她找回来是最大的幸福，死了也不会带着遗憾。”邓洁说。

寻找之外，他们也小心维护着自己和女儿的体面。

女儿刚失踪的时候，他们向单位请假说她脸伤了不方便上班。后来再有人问起，就说女儿赌气跑了。他们没印寻人启事，只想着万一女儿回来还能继续之前的生活。

亲人都没有放弃寻找，张玲的幺舅常开车在常德市到处打听，后来他在漆河镇做生意，跟张玲相隔不到6公里，那是张玲距离家人最近的时刻。钟鹏有时也会出现在漆河街道上，但张玲的幺舅从没注意过这个身高一米六的矮胖男人——在人来人往的集市，他太普通了。

▲张玲（化名）的菜园。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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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

张玲意外发现自己也成了母亲。

怀孕时钟鹏告诉她，如果生下一个男孩就放她走。钟鹏当时只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儿，他曾向张玲透露“把你搞来就是为了要个儿子”。判决书显示，张玲怀孕后，钟鹏的妻子曾问起丈夫那是谁的孩子，钟鹏回答这是“借母生子”。

张玲猜测，这或许是一个重要原因，让钟鹏的妻子和女儿成为了囚禁自己的帮凶。她们明知自己的遭遇，却从未表现出半点同情，反而参与看管。后来，这对母女也被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刑事拘留，但因为已过追诉期，两人未被起诉。

被关在房间里，张玲无法预测后来的事，钟鹏的“承诺”和一天天变大的肚子让她又有了希望。她不再嫌弃饭菜，给什么就吃什么，“总得先活下去。”

2010年10月的一天夜里，钟鹏把就要临盆的她塞进了一辆面包车。

“如果他带我到医院，我就能求救。”张玲肚子痛得要命，心里却在盘算。车子在漆黑的山路上不知道行驶了多久，车门打开后，张玲发现四面都是大山。她被拖进了一间四面漏风的木板房，钟鹏找来一个接生的老太太。

张玲只觉得下体肿了、裂了，就快晕过去了，才听见婴儿的哭声。她搂了一下小猫似的女儿，就再也没了力气。

钟鹏没放走她。往后的日子，张玲也没做过一天“母亲”。女儿头发长了吗？会说话了吗？穿什么衣服？隔着那扇紧锁的门，她只能猜想女儿的样子。

直到有一天，天色暗下来，她正在昏昏沉沉的时候，女儿忽然欢叫着跑过门外。张玲惊醒，贴在门上贪婪地聆听，“听她的声音过来又过去，心里舒服多了。”张玲说，女儿只发出零星几声，但已足以让她继续活下去。

后来的每晚，她都会早早守在门口。有时听见女儿被骂哭，她也趴在门上跟着流泪。她想拍拍门得到女儿的回应，但钟鹏威胁她，只要敢这样做就再也看不到女儿。

一次，钟鹏的妻子送饭时女儿也跟进来了，脸圆圆的，穿着粉红色的棉衣，留着齐耳短发，一看到张玲就开始哭。这是她被囚禁的4年多里唯一一次见到女儿。往后的日子，她只能靠声音来想象女儿的成长。楼梯上急促的脚步声更重了，那是女儿在长高；门外的咿呀学语变成了清晰的字词，那是女儿会说话了。

她听到女儿喊妈妈，只不过对象不是她——在村里，钟鹏声称这个女儿是被人遗弃在庙门口，他和妻子收养的，女孩叫妻子妈妈。

对另一个母亲邓洁来说，她还不知道能不能再听到女儿的声音。

邻居总来打听，“他们一见面就问，张玲去哪儿了。我们说她结婚生子，过得很幸福。”

找女儿花费了大量心力，生意也跟着断断续续，她和丈夫张忠凯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她没下落，我们还要活。”2013年，夫妻俩不再承租早餐店，儿子结婚了，他们搬到新家，跟过去断了联系。临走时，邓洁嘱咐新住户，如果有女孩找过来就立刻联系她。

“我要离开那个伤心的地方。”说着，邓洁又哭了。

▲家里的相册还留着张玲（化名）儿时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再收到女儿的消息是2014年。来电是陌生号码，但邓洁一下就听出来，对面是消失了近5年的女儿。

“玲玲还活着。”长期的思念、担心在这一刻决堤，从心中翻涌出来，她泣不成声，不断问着女儿的状况。“你在哪，过得好吗？是不是有人控制你？”

电话那头没有回答，只是提出需要1万块钱，嘱咐她千万不要报警。张玲没办法，钟鹏就在旁边，讲错一个字电话就会被立刻按掉，她不想再失去一次逃跑的机会——几天前，她听钟鹏说起缺钱，想到可以借口要钱向妈妈求助。

挂断电话，邓洁和家人商量，为了女儿安全暂时先不报警。况且当时儿子正在筹备婚礼，这时让人知道了自己还有个失踪的女儿，“不光彩。”

约好交钱的那晚，邓洁拎着一兜现金等在公园门口。她叫上了两三个妯娌陪自己，家里的男人们则在远处等候，“等张玲一露面我们就能带走她。”

等了半个多小时，张玲最终也没出现。邓洁不知道，女儿就在不远处的车里，因为没戴眼镜只能瞥见妈妈的轮廓。本打算取钱的钟鹏非常谨慎，刚一探头就缩回来，见对面人多他让司机赶快走。第二次的出逃机会，又在张玲眼前溜走了。

从那以后，在张玲被囚禁的最后一两年，钟鹏表现得越来越紧张了。不准张玲晚上开灯，认为她在故意报信；安静坐着，他也跑上来骂一通，怪她砸门。

转机发生在2014年的一个下午，钟鹏的大女儿罕见地放她下楼打扫院子。她又想逃，可长期的封闭让她连路都不会走，双腿不受控制地颤抖，要扶墙才能下去。没几分钟，就被钟鹏的女婿鲁宁撞见。他问妻子这是谁，然后责怪道：“关人是犯法的。”

这是钟鹏处心积虑隐藏的秘密，第一次被“外人”知晓。判决书里，钟鹏也在证词里提到，鲁宁 “发现张玲的存在后”，他便开始转移张玲。

大概一周后，张玲突然被叫醒，钟鹏把身份证还给她，让她立刻跟自己走。张玲记得清楚，院门口的橘子树上青果正在转黄，人们穿上了小薄棉衣，还要加条秋裤，自己身上却只有一条单裤。

“他要放我走？”她无法确信，只觉得心跳得厉害。那晚月光很亮，晃得眼前一片朦胧，张玲跟着钟鹏走在田间小路，不小心踏进沟里踩了一脚泥。她累得喘不上气，不知走了多久，总算到了镇里的公共汽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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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梦

2014年10月，在桃源县热市镇一座村庄，63岁的“庙主”薛丹等来了一位新香客。

这是个很瘦的女孩，不算高，皮肤有种病态的白皙，吃不进饭，眼神也直愣愣的。

“你是哪里来的？今年多少岁？在哪里读书？”连续问了几个问题，对面的人张嘴却发不出声。邻居围过来聊天，她直往屋里躲；不敢一个人出门，在村里散步也要人陪。

女孩正是张玲，是钟鹏带过来的。薛丹此前就认识钟鹏，在当地，“庙主”间互相介绍香客到庙里小住“撑门面”，并以此赚取“中介费”是常事。

薛丹记得，三天后钟鹏再来，要把张玲带走时她看到了反常的一幕：女孩拼命摇头，满眼都是恐惧，她边哭边给薛丹作揖，求她帮忙。薛丹不知道女孩究竟遭遇了什么，但不忍心看着她这样离开。与钟鹏交涉后，对方提出如果“借钱”给自己，就可以让张玲多留几日。那一次，她拿出了700元。

此后，钟鹏又来过几次，每一次张玲都东躲西藏。薛丹觉得这很反常，她本能地不想让女孩陷入到危险中。其中一次，钟鹏想强行带走她，薛丹和老伴儿拿着锄头挡在门前拦了下来。

“我家没有‘狠人’，保护不了她太多。”薛丹说，自己虽然有两个儿子，但大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小儿子不管自己，她和老伴年纪大了，平时只靠给村里人帮工过活。她让张玲报警、找家人，张玲却直摇头。

她联系过妈妈，但接电话的却是个陌生的声音——邓洁换了手机号码，那次交钱未遂后，邓洁几乎确信女儿入了传销，“我担心她把坏人引到家里。”张玲也去过之前的早餐店，打听家人的下落，但也了无音讯。

至于报警，“那时候我天天脑壳疼，哪有力气去做别的？况且钟鹏也威胁过报警就伤害家人。”过去的1730多天就像个噩梦，从未离开，在身上游走，让张玲难受得起不来身，即便站在冬日温和的阳光下也会晕眩；她变得敏感多疑，总觉得有人盯着自己、议论自己；她不敢公开自己的经历，怕讨人嫌、被抛弃。

她重获了自由，却难以适应自由。就像条尾巴，张玲总是跟在这位婆婆身后，对周遭的一切保持警惕。

接近5年的经历让她很难再去信任别人。一开始，薛丹不知道女孩的身世，怕她再受刺激，就让家人与她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但关心并没有减少，见张玲唯一一件外套的拉链坏了，常常双手环胸，薛丹让老伴儿把外套拿到镇上，换了拉头回来。薛丹的儿子每次去镇上给女儿买零食，都会带回两份，把其中一份留给张玲。

张玲也开始观察着这个陌生的老婆婆，从发出第一声“切（吃）”开始，教自己重新说话，半年后，她终于能勉强和对方交流。这半年，她发现薛丹会走一两小时山路去给自己买合身的厚棉裤，也没有限制她去任何地方。

她洗了近5年来第一个热水澡，白天劳动，晚上睡觉，没人再打骂自己。再到后来，她拥有了被囚禁以来的第一部手机，是薛丹的儿子送的，她可以自由地和任何人联系。

一天晚上，她终于向薛丹开了口，告诉了对方自己曾经的非人遭遇。两人“眼泪哗哗流”，后来薛丹借了五六千元陆续送给钟鹏，算是留住了这位“香客”，对方也很少再来过。

▲山下是张玲（化名）现在居住的地方，重获自由后，她常常走在这条小路上。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日子一天天过去，薛丹发现，张玲说话时开始带着笑容直视对方。她也终于有精力仔细打量这个“家”——一幢贴着粉色瓷砖的三层小楼，瓷砖脱落了几块，露出灰色的水泥墙；屋里空荡荡的，没有彩电，家具只有几张简单的桌椅；屋外有个鸡棚，还有一块菜园和一个小花坛，现在都归她打理。她种上了辣椒、毛豆这些常吃的菜，还种了两棵盛放的玫红色月季。

但有些伤痛仍会时不时地冒出头来。

厕所有异味，她就不想上。大风把门吹得“砰砰”响，她会害怕。做笔录时警察要关门，她感觉头晕想吐，立刻大叫着把门打开。陌生的男人来家里收废品，她铁着脸赶他走，怕又遇到坏人。

2018年，她和薛丹的大儿子成为夫妻，有了儿子。即使面对丈夫，张玲也无法完全放下戒备。性是痛苦的，平时他们分房睡，丈夫一凑过来她就条件反射地打他。

她牵挂和钟鹏生下的女儿，现在没人能阻止她们相见了，但因为陌生，女儿不想与自己生活，只在周末才来一天。她珍惜这短暂的相处时光，只是有时候，看到女儿那张跟钟鹏相像的面容，头就开始疼，就像只要靠近那座院子就想呕吐。

她不知道，这场噩梦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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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人生

如果没被囚禁，人生会怎样？37岁的张玲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

过去她称得上要强，考上的是专科，却同时修完了本科项目，最后拿到了自考的本科学历。同宿舍的朋友都谈恋爱，只有她在一刻不停地学习，拿到了导游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水平证书。她筹划着，将来有时间她还要考驾驶证。学校办的体育比赛，每次她都使劲跑、使劲跳，要得个第一。

“没她搞不好的事。”邓洁说。

14年后再见面，邓洁觉得一切都变了。

今年4月，“失踪人口”张玲镇上派出所给儿子办户口，录入了自己的信息。几天后，4月15日，她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警察确认她的身份后，这个离家14年的女孩终于被找到了。

第二天，在桃源县公安局和桃源县妇联的组织下，张玲家人赶到派出所“认亲”。张玲第一眼就认到了妈妈，瘦了，也老了，原先好好的一双眼，哭得遇风就流泪。“这都怪我。”两个人抱着大哭，哭到外面的大雨声都听不见。36年来，她第一次听见妈妈喊自己“宝贝”。

邓洁发现，曾经体面的女儿胖了、黑了，头发绾在脑后，额前散着细碎的刘海，架个眼镜。旧衣旧鞋一身土气，走路低着头，连方向都分不清，完全没了当初的风采。就连口音都变成了桃源话，只有叫“爸爸”“妈妈”时才有些从前的爽快。

越是这样邓洁越心疼。她悄悄给办案的警官发消息，让他狠狠去问，不能潦草结案。张忠凯却接受不了，合照时，非让张玲把那身透着土气的外套脱掉。背着张玲，他难过得大哭：“这还是我的宝贝女儿吗？”

▲张玲（化名）最爱颜色鲜艳的花，在家门前的花坛里她种了几株。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妈妈把她带回家，但在干净整洁的房间里张玲显得格格不入。

房子是2003年之后买的，有100多平方米。厕所没有一块水渍，浅色的地板亮得反光，一个脚印都没有。客厅墙上贴着壁纸，暗金色的花纹衬得屋里更加亮堂，电视上盖着防尘的白布，果盘摆得整齐。

邓洁还保留着女儿的一套碎花睡衣、一件上衣、几张照片和那台笔记本电脑作为念想。她把电脑拿给女儿，张玲却早就忘了怎么开机打字。

现在，张玲最拿手的是播种、收割、洗衣和做饭。邓洁给她买了几套风衣和毛衣，整齐地叠好，她想弥补女儿，让她重新光鲜起来。张玲一件没要，这些浅色的、柔软的新衣穿上干活不方便。如今，她更习惯挽起袖子走在乡下的小路上，随手摘一些野果搓两下就放进嘴里尝。

邓洁觉得女儿变化太大了。两人还没聊多久，张玲就要进屋自己待着，晚上她们睡在一张床上，背对背各躺一边。妇科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张玲就急着要走。一天凌晨，她坐在客厅把起夜的张忠凯吓了一跳。

“你怎么不睡觉啊？”张忠凯问。“我想回去。”张玲很坚持。临走前，她还拎了好几兜鱼和肉带回去给婆婆一家吃，这让邓洁难过：“她觉得那里才是她的家。”

更让她难过和不甘的是女儿没有了一丝锐气，而是和一个贫穷的家庭绑在一起，躲在乡下，不社交，也不去赚钱。“我都60岁了还在工作，不指望她出人头地，但她还那么年轻，怎么能跟社会脱轨呢？”

▲家里还保留着2009年左右给张玲（化名）买的电脑。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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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开始

邓洁说她愿意退一步，接纳女儿的新家庭，承诺帮她带孩子，也可以联系一切能联系的人介绍工作。她反复告诉女婿，一定要把张玲带出去，走出那个封闭的地方，回到属于她的轨道。

但只有张玲清楚，走出来根本没那么简单。光是重新面对家人，就已经很难了。

某种程度上，是她主动选择了封闭。在农村的家里，她不用担心遇到陌生人，那会让她感到紧张。偶尔她还是会被噩梦惊醒，至今依然不敢独自散步，但只要身处家中，她就能获得宁静，还有她曾经渴求的安全感。

她把自己的生活半径缩小，重获自由的10年间，她甚至没有去过县城，连镇上的集市也鲜有到达。这10年，她更熟悉泥泞的小路，山间的羊群，以及自己的新家人。连她自己都没注意到，面对两种生活，她下意识的说法已变成了“我们”农村和“你们”城市。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被尊重和话语权。薛丹一家都觉得张玲聪明能干，不管是烧火做饭还是家里的存折密码，大事小情都由她掌管。她规划着这个家庭的未来，让丈夫去考电工证，53岁的丈夫照做，每天趴在桌前学习。

她觉得，丈夫年纪大，人却老实贴心，下雨了没带伞，会把衣服脱下来给张玲披上。“他干什么都听我的。”

但在父亲眼里，他始终无法认可这场婚姻。在家的五六天，张玲哭了好几场，父亲总是强调，别人家的孩子出国、拿奖学金，自己的孩子却嫁了一个“又老又穷”的男人。

“都是她自己造成的，一步错、步步错，她自己毁了自己。”张忠凯替她着急。后来，就连邓洁也加入进来，让张玲离开现在的家庭。

还有那些亲戚，再一次，他们团团围住张玲，劝她减肥，劝她再想想未来。就像14年前她失踪前的那场数落一样，吵得她头都大了。

▲家中还保存着张玲（化名）曾经的睡衣。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让她烦恼的还有眼下现实且粗粝的清苦生活。今年72岁的薛丹视力退化，右手骨折过，干不了体力活。丈夫身体也在变差，不再外出务工，家里没有收入，全靠几万元存款过活。丈夫的大女儿在外读书，每月需要2000元生活费，不久前，他们的小儿子生病，掏空了家里的积蓄。

她不得不考虑重新回到城市谋一份生计，尽管她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扎进人群，告别恐惧。

有关部门正在提供帮助。桃源县妇联的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桃源县县政府组织民政、教育、妇联、公安一起开会研究过张玲的事情。妇联正在帮助张玲寻找工作机会，教育局则安排了张玲的女儿转学到热市镇，并和妇联一起给女孩做了心理疏导，让她慢慢接受真相，回到母亲身边生活。

父母还在迫切地等待着女儿的回归，为她准备好了一切，来填补那4年多受到的伤害。女儿本就属于城市，现在为什么非要过另一种生活呢？

张玲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女儿转学后不再寄宿，每日回家与自己朝夕相处，张玲喜欢这样的时光。收到判决书的当天，她带女儿去派出所改名字，不再姓“钟”，随了丈夫的姓——她相信，这会是个新的开始。

她说女儿很懂事，也很适应新学校的环境，月考全班第一。这让她想起自己在大学时不停考证的日子，偶尔她还会想起大学毕业时做导游、到处走一走的计划，久违的冲动随即生起，又一瞬而过——院前的菜园还等着她打理，天色不早了，她生起火，为一家人准备晚饭。

一样。这时候他可以摸出一支烟抽起来，借点儿暖气。黄昏来了，屋子里的东西只剩些轮廓，暂时懒得开灯，也可以点上一支烟，看烟头上的火一闪一闪的，像亲密的低语，只有自己听得出。要是生气，也不妨迁怒一下，使劲儿吸他十来口。客来了，若你倦了说不得话，或者找不出可说的，干坐着岂不着急？这时候最好拈起一支烟将嘴堵上等你对面的人。若是他也这么办，便尽时间在烟子里爬过去。各人抓着一个新伴儿，大可以盘桓一会的。

从前抽水烟旱烟，不过一种不伤大雅的嗜好，现在抽烟却成了派头。抽烟卷儿指头黄了，由它去。用烟嘴不独麻烦，也小气，又跟烟隔得那么老远的。今儿大褂上一个窟窿，明儿坎肩上一个，由他去。一支烟里的尼古丁可以毒死一个小麻雀，也由它去。总之，蹩蹩扭扭的，其实也还是个“满不在乎”罢了。烟有好有坏，味有浓有淡，能够辨味的是内行，不择烟而抽的是大方之家。

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

在别处说过，我的“忆的路”是“平如砥”“直如矢”的；我永远不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生活，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记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么时候都“了了玲玲地”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

但是为什么还会写出诗文呢？--虽然都是些废话。这是时代为之！十年前正是五四运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也说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我是个懒人，平心而论，又不曾遭过怎样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力索，又未亲自体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处也只是廉价的，新瓶里装旧酒的感伤。当时芝麻黄豆大的事，都不惜郑重地写出来，现在看看，苦笑而已。

先驱者告诉我们说自己的话。不幸这些自己往往是简单的，说来说去是那一套；终于说的听的都腻了。--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话，只是说些中外贤哲说过的和并世少年将说的话。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是不多的几个人；因为真正一面生活一面吟味那生活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一般人只是生活，按着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

这点简单的意思也还是到中年才觉出的；少年时多少有些热气，想不到这里。中年人无论怎样不好，但看事看得清楚，看得开，却是可取的。这时候眼前没有雾，顶上没有云彩，有的只是自己的路。他负着经验的担子，一步步踏上这条无尽的然而实在的路。他回看少年人那些情感的玩意，觉得一种轻松的意味。他乐意分析他背上的经验，不止是少年时的那些；他不愿远远地捉摸，而愿剥开来细细地看。也知道剥开后便没了那跳跃着的力量，但他不在乎这个，他明白在冷静中有他所需要的。这时候他若偶然说话，决不会是感伤的或印象的，他要告诉你怎样走着他的路，不然就是，所剥开的是些什么玩意。但中年人是很胆小的；他听别人的话渐渐多了，说了的他不说，说得好的他不说。所以终于往往无话可说--特别是一个寻常的人像我。但沉默又是寻常的人所难堪的，我说苦在话外，以此。

中年人若还打着少年人的调子，--姑不论调子的好坏--原也未尝不可，只总觉“像煞有介事”。他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写出那冒着热气或流着眼泪的话；一个神经敏锐的人对于这个是不容易忍耐的，无论在自己在别人。这好比上了年纪的太太小姐们还涂脂抹粉地到大庭广众里去卖弄一般，是殊可不必的了。

其实这些都可以说是废话，只要想一想咱们这年头。这年头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将一切说话的都看作“代言人”；压根儿就无所谓自己的话。这样一来，如我辈者，倒可以将从前狂妄之罪减轻，而现在是更无话可说了。

但近来在戴译《唯物史观的文学论》里看到，法国俗语“无话可说”竟与“一切皆好”同意。呜呼，这是多么损的一句话，对于我，对于我的时代！　罗马（Ｒｏｍｅ）是历史上大帝国的都城，想象起来，总是气象万千似的。现在它的光荣虽然早过去了，但是从七零八落的废墟里，后人还可仿佛于百一。这些废墟，旧有的加上新发掘的，几乎随处可见，像特意点缀这座古城的一般。这边几根石柱子，那边几段破墙，带着当年的尘土，寂寞地陷在大坑里；虽然在夏天中午的太阳，照上去也黯黯淡淡，没有多少劲儿。就中罗马市场（fｏｒｕｍ　Ｒｏｍａｎｕｍ）规模最大。这里是古罗马城的中心，有法庭，神庙，与住宅的残迹。卡司多和波鲁斯庙的三根哥林斯式的柱子，顶上还有片石相连着；在全场中最为秀拔，像三个丰姿飘洒的少年用手横遮着额角，正在眺望这一片古市场。想当年这里终日挤挤闹闹的也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手法；现在只剩三两起游客指手画脚地在死一般的寂静里。犄角上有一所住宅，情形还好；一面是三间住屋，有壁画，已模糊了，地是嵌石铺成的；旁厢是饭厅，壁画极讲究，画的都是正大的题目，他们是很看重饭厅的。市场上面便是巴拉丁山，是饱历兴衰的地方。最早是一个村落，只有些茅草屋子；罗马共和末期，一姓贵族聚居在这里；帝国时代，更是繁华。游人走上山去，两旁宏壮的住屋还留下完整的黄土坯子，可以见出当时阔人家的气局。屋顶一片平场，原是许多花园，总名法内塞园子，也是四百年前的旧迹；现在点缀些花木，一角上还有一座小喷泉。在这园子里看脚底下的古市场，全景都在望中了。

市场东边是斗狮场，还可以看见大概的规模；在许多宏壮的废墟里，这个算是情形最好的。外墙是一个大圆圈儿，分四层，要仰起头才能看到顶上。下三层都是一色的圆拱门和柱子，上一层只有小长方窗户和楞子，这种单纯的对照教人觉得这座建筑是整整的一块，好像直上云霄的松柏，老干亭亭，没有一些繁枝细节。里面中间原是大平场；中古时在这儿筑起堡垒，现在满是一道道颓毁的墙基，倒成了四不像。这场子便是斗狮场；环绕着的是观众的坐位。下两层是包厢，皇帝与外宾的在最下层，上层是贵族的；第三层公务员坐；最上层平民坐：共可容四五万人。狮子洞还在下一层，有口直通场中。斗狮是一种刑罚，也可以说是一种裁判：罪囚放在狮子面前，让狮子去搏他；他若居然制死了狮子，便是直道在他一边，他就可自由了。但自然是让狮子吃掉的多；这些人大约就算活该。想到临场的罪囚和他亲族的悲苦与恐怖，他的仇人的痛快，皇帝的威风，与一般观众好奇的紧张的面目，真好比一场恶梦。这个场子建筑在一世纪，原是戏园子，后来才改作斗狮之用。

斗狮场南面不远是卡拉卡拉浴场。古罗马人颇讲究洗澡，浴场都造得好，这一所更其华丽。全场用大理石砌成，用嵌石铺地；有壁画，有雕像，用具也不寻常。房子高大，分两层，都用圆拱门，走进去觉得稳稳的；里面金碧辉煌，与壁画雕像相得益彰。居中是大健身房，有喷泉两座。场子占地六英亩，可容一千六百人洗浴。洗浴分冷热水蒸气三种，各占一所屋子。古罗马人上浴场来，不单是为洗澡；他们可以在这儿商量买卖，和解讼事等等，正和我们上茶店上饭店一般作用。这儿还有好些游艺，他们公余或倦后来洗一个澡，找几个朋友到游艺室去消遣一回，要不然，到客厅去谈谈话，都是很“写意”的。现在却只剩下一大堆遗迹。大理石本来还有不少，早给搬去造圣彼得等教堂去了；零星的物件陈列在博物院里。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些巍巍峨峨参参差差的黄土骨子，站在太阳里，还有学者们精心研究出来的《卡拉卡拉浴场图》的照片，都只是所谓过屠门大嚼而已。

罗马从中古以来便以教堂著名。康南海《罗马游纪》中引杜牧的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光景大约有些相像的；只可惜初夏去的人无从领略那烟雨罢了。圣彼得堂最精妙，在城北尼罗圆场的旧址上。尼罗在此地杀了许多基督教徒。据说圣彼得上十字架后也便葬在这里。这教堂几经兴废，现在的房屋是十六世纪初年动工，经了许多建筑师的手。密凯安杰罗七十二岁时，受保罗第三的命，在这儿工作了十七年。后人以为天使保罗第三假手于这一个大艺术家，给这座大建筑定下了规模；以后虽有增改，但大体总是依着他的。教堂内部参照卡拉卡拉浴场的式样，许多高大的圆拱门稳稳地支着那座穹隆顶。教堂长六百九十六英尺，宽四百五十英尺，穹隆顶高四百○三英尺，可是乍看不觉得是这么大。因为平常看屋子大小，总以屋内饰物等为标准，饰物等的尺寸无形中是有谱子的。圣彼得堂里的却大得离了谱子，“天使像巨人，鸽子像老鹰”；所以教堂真正的大小，一下倒不容易看出了。但是你若看里面走动着的人，便渐渐觉得不同。教堂用彩色大理石砌墙，加上好些嵌石的大幅的名画，大都是亮蓝与朱红二色；鲜明丰丽，不像普通教堂一味阴沉沉的。密凯安杰罗雕的彼得像，温和光洁，别是一格，在教堂的犄角上。

圣彼得堂两边的列柱回廊像两只胳膊拥抱着圣彼得圆场；留下一个口子，却又像个玦。场中央是一座埃及的纪功方尖柱，左右各有大喷泉。那两道回廊是十七世纪时亚历山大第三所造，成于倍里尼（Ｐｅｒｎｉｎｉ）之手。廊子里有四排多力克式石柱，共二百八十四根；顶上前后都有栏干，前面栏干上并有许多小雕像。场左右地上有两块圆石头，站在上面看同一边的廊子，觉得只有一排柱子，气魄更雄伟了。这个圆场外有一道弯弯的白石线，便是梵蒂冈与意大利的分界。教皇每年复活节站在圣彼得堂的露台上为人民祝福，这个场子内外据说是拥挤不堪的。

圣保罗堂在南城外，相传是圣保罗葬地的遗址，也是柱子好。门前一个方院子，四面廊子里都是些整块石头凿出来的大柱子，比圣彼得的两道廊子却质朴得多。教堂里面也简单空廓，没有什么东西。但中间那八十根花岗石的柱子，和尽头处那六根蜡石的柱子，纵横地排着，看上去仿佛到了人迹罕至的远古的森林里。柱子上头墙上，周围安着嵌石的历代教皇像，一律圆框子。教堂旁边另有一个小柱廊，是十二世纪造的。这座廊子围着一所方院子，在低低的墙基上排着两层各色各样的细柱子——有些还嵌着金色玻璃块儿。这座廊子精工可以说像湘绣，秀美却又像王羲之的书法。

在城中心的威尼斯方场上巍然蹯踞着的，是也马奴儿第二的纪功廊。这是近代意大利的建筑，不缺少力量。一道弯弯的长廊，在高大的石基上。前面三层石级：第一层在中间，第二三层分开左右两道，通到廊子两头。这座廊子左右上下都匀称，中间又有那一弯，便兼有动静之美了。从廊前列柱间看到暮色中的罗马全城，觉得幽远无穷。

罗马艺术的宝藏自然在梵蒂冈宫；卡辟多林博物院中也有一些，但比起梵蒂冈来就太少了。梵蒂冈有好几个雕刻院，收藏约有四千件，著名的《拉奥孔》（Ｌａｏｃｏｏeｎ）便在这里。画院藏画五十幅，都是精品，拉飞尔的《基督现身图》是其中之一，现在却因修理关着。梵蒂冈的壁画极精彩，多是拉飞尔和他门徒的手笔，为别处所不及。有四间拉飞尔室和一些廊子，里面满是他们的东西。拉飞尔由此得名。他是乌尔比奴人，父亲是诗人兼画家。他到罗马后，极为人所爱重，大家都要教他画；他忙不过来，只好收些门徒作助手。他的特长在画人体。这是实在的人，肢体圆满而结实，有肉有骨头。这自然受了些佛罗伦司派的影响，但大半还是他的天才。他对于气韵，远近，大小与颜色也都有敏锐的感觉，所以成为大家。他在罗马住的屋子还在，坟在国葬院里。歇司丁堂与拉飞尔室齐名，也在宫内。这个神堂是十五世纪时歇司土司第四造的，第一百三十三英尺，宽四十五英尺。两旁墙的上部，都由佛罗伦司派画家装饰，有波铁乞利在内。屋顶的画满都是密凯安杰罗的，歇司丁堂著名在此。密凯安杰罗是佛罗伦司派的极峰。他不多作画，一生精华都在这里。他画这屋顶时候，以深沉肃穆的心情渗入画中。他的构图里气韵流动着，形体的勾勒也自然灵妙，还有那雄伟出尘的风度，都是他独具的好处。堂中祭坛的墙上也是他的大画，叫做《最后的审判》。这幅壁画是以后多年画的，费了他七年工夫。

罗马城外有好几处隧道，是一世纪到五世纪时候基督教徒挖下来做墓穴的，但也用作敬神的地方。尼罗搜杀基督教徒，他们往往避难于此。最值得看的是圣卡里斯多隧道。那儿还有一种热诚花，十二瓣，据说是代表十二使徒的。我们看的是圣赛巴司提亚堂底下的那一处，大家点了小蜡烛下去。曲曲折折的狭路，两旁是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墓穴；现在自然是空的，可是有时还看见些零星的白骨。有一处据说圣彼得住过，成了龛堂，壁上画得很好。另处也还有些壁画的残迹。这个隧道似乎有四层，占的地方也不小。圣赛巴司提亚堂里保存着一块石头，上有大脚印两个；他们说是耶稣基督的，现在供养在神龛里。另一个教堂也供着这么一块石头，据说是仿本。

缧绁堂建于第五世纪，专为供养拴过圣彼得的一条铁链子。现在这条链子还好好的在一个精美的龛子里。堂中周理乌司第二纪念碑上有密凯安杰罗雕的几座像；摩西像尤为著名。那种原始的坚定的精神和勇猛的力量从眉目上，胡须上，胳膊上，手上，腿上，处处透露出来，教你觉得见着了一个伟大的人。又有个阿拉古里堂，中有圣婴像。这个圣婴自然便是耶稣基督；是十五世纪耶路撒冷一个教徒用橄榄木雕的。他带它到罗马，供养在这个堂里。四方来许愿的很多，据说非常灵验；它身上密层层地挂着许多金银饰器都是人家还愿的。还有好些信写给它，表示敬慕的意思。

罗马城西南角上，挨着古城墙，是英国坟场或叫做新教坟场。这里边葬的大都是艺术家与诗人，所以来参谒来凭吊的意大利人和别国的人终日不绝。就中最有名的自然是十九世纪英国浪漫诗人雪莱与济兹的墓。雪莱的心葬在英国，他的遗灰在这儿。墓在古城墙下斜坡上，盖有一块长方的白石；第一行刻着“心中心”，下面两行是生卒年月，再下三行是莎士比亚《风暴》中的仙歌。

彼无毫毛损，

海涛变化之，

从此更神奇。

好在恰恰关合雪莱的死和他的为人。济兹墓相去不远，有墓碑，上面刻着道：

这座坟里是

英国一位少年诗人的遗体；

他临死时候，

想着他仇人们的恶势力，

痛心极了，叫将下面这一句话

刻在他的墓碑上：

“这儿躺着一个人，

他的名字是用水写的。”

末一行是速朽的意思；但他的名字正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又岂是当时人所料得到的。后来有人别作新解，根据这一行话做了一首诗，连济兹的小像一块儿刻铜嵌在他墓旁墙上。这首诗的原文是很有风趣的。

济兹名字好，

说是水写成；

一点一滴水，

后人的泪痕——

英雄枯万骨，

难如此感人。

安睡吧，

陈词虽挂漏，

高风自峥嵘。

这座坟场是罗马富有诗意的一角；有些爱罗马的人虽不死在意大利，也会遗嘱葬在这座“永远的城”的永远的一角里。

的电灯光下，谈到Ｗ的小说。

“他还在河南吧？Ｃ大学那边很好吧？”我随便问着。

“不，他上美国去了。”

“美国？做什么去？”

“你觉得很奇怪吧？——波定谟约翰郝勃金医院打电报约他做助手去。”

“哦！就是他研究心理学的地方！他在那边成绩总很好？——这回去他很愿意吧？”

“不见得愿意。他动身前到北京来过，我请他在启新吃饭；

他很不高兴的样子。”

“这又为什么呢？”

“他觉得中国没有他做事的地方。”

“他回来才一年呢。Ｃ大学那边没有钱吧？”

“不但没有钱，他们说他是疯子！”

“疯子！”

我们默然相对，暂时无话可说。

我想起第一回认识Ｗ的名字，是在《新生》杂志上。那时我在Ｐ大学读书，Ｗ也在那里。我在《新生》上看见的是他的小说；但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心理学的书读得真多；Ｐ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他都读了。文学书他也读得不少。他说他是无一刻不读书的。我第一次见他的面，是在Ｐ大学宿舍的走道上；他正和朋友走着。有人告诉我，这就是Ｗ了。微曲的背，小而黑的脸，长头发和近视眼，这就是Ｗ了。以后我常常看他的文字，记起他这样一个人。有一回我拿一篇心理学的译文，托一个朋友请他看看。他逐一给我改正了好几十条，不曾放松一个字。永远的惭愧和感谢留在我心里。

我又想到杭州那一晚上。他突然来看我了。他说和Ｐ游了三日，明早就要到上海去。他原是山东人；这回来上海，是要上美国去的。我问起哥仑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杂志，我知道那是有名的杂志。但他说里面往往一年没有一篇好文章，没有什么意思。他说近来各心理学家在英国开了一个会，有几个人的话有味。他又用铅笔随便的在桌上一本簿子的后面，写了《哲学的科学》一个书名与其出版处，说是新书，可以看看。他说要走了。我送他到旅馆里。见他床上摊着一本《人生与地理》，随便拿过来翻着。他说这本小书很著名，很好的。我们在晕黄的电灯光下，默然相对了一会，又问答了几句简单的话；我就走了。直到现在，还不曾见过他。

他到美国去后，初时还写了些文字，后来就没有了。他的名字，在一般人心里，已如远处的云烟了。我倒还记着他。两三年以后，才又在《文学日报》上见到他一篇诗，是写一种清趣的。我只念过他这一篇诗。他的小说我却念过不少；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那篇《雨夜》，是写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的。Ｗ是学科学的人，应该很冷静，但他的小说却又很热很热的。

这就是Ｗ了。

ｐ也上美国去，但不久就回来了。他在波定谟住了些日子，Ｗ是常常见着的。他回国后，有一个热天，和我在南京清凉山上谈起Ｗ的事。他说Ｗ在研究行为派的心理学。他几乎终日在实验室里；他解剖过许多老鼠，研究它们的行为。ｐ说自己本来也愿意学心理学的；但看了老鼠临终的颤动，他执刀的手便战战的放不下去了。因此只好改行。而Ｗ是“奏刀駋然”，“踌躇满志”，ｐ觉得那是不可及的。ｐ又说Ｗ研究动物行为既久，看明它们所有的生活，只是那几种生理的欲望，如食欲，性欲，所玩的把戏，毫无什么大道理存乎其间。因而推想人的生活，也未必别有何种高贵的动机；我们第一要承认我们是动物，这便是真人。Ｗ的确是如此做人的。Ｐ说他也相信Ｗ的话；真的，Ｐ回国后的态度是大大的不同了。Ｗ只管做他自己的人，却得着Ｐ这样一个信徒，他自己也未必料得着的。

Ｐ又告诉我Ｗ恋爱的故事。是的，恋爱的故事！Ｐ说这是一个日本人，和Ｗ一同研究的，但后来走了，这件事也就完了。Ｐ说得如此冷淡，毫不像我们所想的恋爱的故事！Ｐ又曾指出《来日》上Ｗ的一篇《月光》给我看。这是一篇小说，叙述一对男女趁着月光在河边一只空船里密谈。那女的是个有夫之妇。这时四无人迹，他俩谈得亲热极了。但Ｐ说Ｗ的胆子太小了，所以这一回密谈之后，便撒了手。这篇文字是Ｗ自己写的，虽没有如火如荼的热闹，但却别有一种意思。科学与文学，科学与恋爱，这就是Ｗ了。

“‘疯子’！”我这时忽然似乎彻悟了说，“也许是的吧？我想。一个人冷而又热，是会变疯子的。”

“唔，”ｐ点头。

“他其实大可以不必管什么中国不中国了；偏偏又恋恋不舍的！”

“是啰。Ｗ这回真不高兴。Ｋ在美国借了他的钱。这回他到北京，特地老远的跑去和Ｋ要钱。Ｋ的没钱，他也知道；他也并不指望这笔钱用。只想借此去骂他一顿罢了，据说拍了桌子大骂呢！”

“这与他的写小说一样的道理呀！唉，这就是Ｗ了。”

Ｐ无语，我却想起一件事：

“Ｗ到美国后有信来么？”

“长远了，没有信。”

我们于是都又默然。

１９２６年７月２０日，白马湖。

（原载１９２６年８月１日《文学周报》第２３６期）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汩——汩，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甡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谓“七板子”。大船舱口阔大，可容二三十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干，空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顶，两边用疏疏的栏干支着。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这个，便在小船上更觉清隽罢了。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钩人的东西。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的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我们坐在舱前，因了那隆起的顶棚，仿佛总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看着那些自在的湾泊着的船，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远了，又像在雾里看花，尽朦朦胧胧的。这时我们已过了利涉桥，望见东关头了。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来的，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我们明知那些歌声，只是些因袭的言词，从生涩的歌喉里机械的发出来的；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娜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她们的歌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从东关头转湾，不久就到大中桥。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阔大，俨然是三座门儿；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但都完好无缺，令人太息于古昔工程的坚美。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间应该有街路？这些房子都破旧了，多年烟熏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我想象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盖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但是桥上造着房子，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这也慰情聊胜无了。过了大中桥，便到了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秦淮河；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

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异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蓝蔚的天，颇像荒江野渡光景；那边呢，郁丛丛的，阴森森的，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纵横着的画舫，悠扬着的笛韵，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茵陈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觉夜来的独迟些；从清清的水影里，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复成桥，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尽处，或也是秦淮河繁华的尽处了。我的脚曾踏过复成桥的脊，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但是两次游秦淮河，却都不曾见着复成桥的面；明知总在前途的，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我想，不见倒也好。这时正是盛夏。我们下船后，借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暑气已渐渐销散；到了此地，豁然开朗，身子顿然轻了——习习的清风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没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地绿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声的扰扰，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幂似的；它尽是这样静静的，冷冷的绿着。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停了桨由它宕着。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再过去就是荒凉了；所以让我们多多赏鉴一会儿。他自己却静静的蹲着。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这无可无不可，无论是升的沉的，总之，都比我们高了。

那时河里闹热极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边，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因为这边略略的挤，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们的心上；这显着是空，且显着是静了。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确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涩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况且多少隔开些儿听着，因为想象与渴慕的做美，总觉更有滋味；而竞发的喧嚣，抑扬的不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枯涩久了，变为脆弱；故偶然润泽一下，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确也腻人。即如船里的人面，无论是和我们一堆儿泊着的，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总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张圆了眼睛，揩净了眦垢，也是枉然。这真够人想呢。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的晕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浑沌的灯光里，渗入了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的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然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的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这时却遇着了难解的纠纷。秦淮河上原有一种歌妓，是以歌为业的。从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类。每日午后一时起；什么时候止，却忘记了。晚上照样也有一回。也在黄晕的灯光里。我从前过南京时，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因为茶舫里的人脸太多了，觉得不大适意，终于听不出所以然。前年听说歌妓被取缔了，不知怎的，颇涉想了几次——却想不出什么。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了。不料她们却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不料她们竟会纠缠到我们，我于是很张皇了。她们也乘着“七板子”，她们总是坐在舱前的。舱前点着石油汽灯，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纤毫毕见了——引诱客人们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舱里躲着乐工等人，映着汽灯的余辉蠕动着；他们是永远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约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们的船就在大中桥外往来不息的兜生意。无论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来兜揽的。这都是我后来推想出来的。那晚不知怎样，忽然轮着我们的船了。我们的船好好的停着，一只歌舫划向我们来的；渐渐和我们的船并着了。铄铄的灯光逼得我们皱起了眉头；我们的风尘色全给它托出来了，这使我踧踖不安了。那时一个伙计跨过船来，拿着摊开的歌折，就近塞向我的手里，说，“点几出吧”！他跨过来的时候，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跟着。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的向我们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装出大方的样子，向歌妓们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强将那歌折翻了一翻，却不曾看清了几个字；便赶紧递还那伙计，一面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他便塞给平伯。平伯掉转头去，摇手说，“不要！”那人还腻着不走。平伯又回过脸来，摇着头道，“不要！”于是那人重到我处。我窘着再拒绝了他。他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我们就开始自白了。

我说我受了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她们；心里似乎很抱歉的。这所谓抱歉，一面对于她们，一面对于我自己。她们于我们虽然没有很奢的希望；但总有些希望的。我们拒绝了她们，无论理由如何充足，却使她们的希望受了伤；这总有几分不做美了。这是我觉得很怅怅的。至于我自己，更有一种不足之感。我这时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降服了；但是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我于是憧憬着贴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来时，我的憧憬，变为盼望；我固执的盼望着，有如饥渴。虽然从浅薄的经验里，也能够推知，那贴耳的歌声，将剥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我宁愿自己骗着了。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它的威严了。我这时一面盼望，一面却感到了两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义上，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二，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她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她们的歌。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两种思想在我心里最为旺盛。她们暂时压倒了我的听歌的盼望，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绝。那时的心实在异常状态中，觉得颇是昏乱。歌舫去了，暂时宁靖之后，我的思绪又如潮涌了。两个相反的意思在我心头往复：卖歌和卖淫不同，听歌和狎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但是，但是，她们既被逼的以歌为业，她们的歌必无艺术味的；况她们的身世，我们究竟该同情的。所以拒绝倒也是正办。但这些意思终于不曾撇开我的听歌的盼望。它力量异常坚强；它总想将别的思绪踏在脚下。从这重重的争斗里，我感到了浓厚的不足之感。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盘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宁了。唉！我承认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平伯呢，却与我不同。他引周启明先生的诗，“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的女人，因为我有子女，所以我爱一切的孩子。”①

①原诗是，“我为了自己的儿女才爱小孩子，为了自己的妻才爱女人”，见《雪朝》第４８页。

他的意思可以见了。他因为推及的同情，爱着那些歌妓，并且尊重着她们，所以拒绝了她们。在这种情形下，他自然以为听歌是对于她们的一种侮辱。但他也是想听歌的，虽然不和我一样，所以在他的心中，当然也有一番小小的争斗；争斗的结果，是同情胜了。至于道德律，在他是没有什么的；因为他很有蔑视一切的倾向，民众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觉着的。这时他的心意的活动比较简单，又比较松弱，故事后还怡然自若；我却不能了。这里平伯又比我高了。

在我们谈话中间，又来了两只歌舫。伙计照前一样的请我们点戏，我们照前一样的拒绝了。我受了三次窘，心里的不安更甚了。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船夫大约因为要赶第二趟生意，催着我们回去；我们无可无不可的答应了。我们渐渐和那些晕黄的灯光远了，只有些月色冷清清的随着我们的归舟。我们的船竟没个伴儿，秦淮河的夜正长哩！到大中桥近处，才遇着一只来船。这是一只载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光。船头上坐着一个妓女；暗里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里拉着胡琴，口里唱着青衫的调子。她唱得响亮而圆转；当她的船箭一般驶过去时，余音还袅袅的在我们耳际，使我们倾听而向往。想不到在弩末的游踪里，还能领略到这样的清歌！这时船过大中桥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张着巨口，要将我们的船吞了下去，我们回顾那渺渺的黄光，不胜依恋之情；我们感到了寂寞了！这一段地方夜色甚浓，又有两头的灯火招邀着；桥外的灯火不用说了，过了桥另有东关头疏疏的灯火。我们忽然仰头看见依人的素月，不觉深悔归来之早了！走过东关头，有一两只大船湾泊着，又有几只船向我们来着。嚣嚣的一阵歌声人语，仿佛笑我们无伴的孤舟哩。东关头转湾，河上的夜色更浓了；临水的妓楼上，时时从帘缝里射出一线一线的灯光；仿佛黑暗从酣睡里眨了一眨眼。我们默然的对着，静听那汩——汩的桨声，几乎要入睡了；朦胧里却温寻着适才的繁华的余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静里愈显活跃了！这时我们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浓厚。我们却只不愿回去，于是只能由懊悔而怅惘了。船里便满载着怅惘了。直到利涉桥下，微微嘈杂的人声，才使我豁然一惊；那光景却又不同。右岸的河房里，都大开了窗户，里面亮着晃晃的电灯，电灯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我们的船已在她的臂膊里了；如睡在摇篮里一样，倦了的我们便又入梦了。那电灯下的人物，只觉像蚂蚁一般，更不去萦念。这是最后的梦；可惜是最短的梦！黑暗重复落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傍岸的空船上一星两星的，枯燥无力又摇摇不定的灯光。我们的梦醒了，我们知道就要上岸了；我们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

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１日作完，于温州。

（原载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５日《东方杂志》第２１卷第２号２０周年纪念号）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欋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１９２７年７月，北京清华园。

（原载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０日《小说月报》第１８卷第７期）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甪直去；他很爱他的家。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我们的办法天然是失败了，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张，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见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这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

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教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的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待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

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