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四时期的宗教政策及胡格诺教徒移居英国的过程是怎样的？

文|青丘

编辑|海蓝宝

胡格诺教徒

大多数分布在

法国的南部、西部以及北部

部分地区，主要包括多菲内、朗格多克、吉耶纳、普瓦图、圣东日、诺曼底、皮卡迪等地区。

一、路易十四时期的宗教政策与《南特敕令》的颁布

1562年法国宗教战争爆发，一些不堪忍受

战乱之苦

的胡格诺教徒

逃往英国等其他国家

和地区避难。

1572年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选择外迁涌入他国避难的胡格诺教徒日益增多。

1598年4月13日，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

，结束了长达三十六年的宗教战争。

胡格诺教徒获得信仰自由、可担任公职等权利。《南特敕令》的颁布也让

胡格诺教徒外迁暂告一段落。

到了路易十三时期，宗教纷争的阴影又开始笼罩，路易十三和黎塞留虽认可《南特敕令》。

但仍然通过各种途径限制新教徒所享有的权利，导致

部分胡格诺教徒也选择离开法国

路易十四对《南特敕令》的态度几经反复，虽未明令废止，却通过各种敕令、宣言的出台逐步朝着

违背和破坏《南特敕令》的方向发展

根据1666年和1669年的宣言，胡格诺教徒仅能在1589年之前的法令所规定的地方进行

公开礼拜。

1669年，路易十四还撤销了亨利四世时期为调解天主教和新教争端在巴黎和鲁昂所设立的专门法院，同时地方当局也开始竭力

减少胡格诺教徒所享有的特权。

1677年，路易十四把由他管理的部分教产、俗产分发给愿意弃绝新教的人，然而此举成效不大。

1678年随着《尼姆维根和约》的签订

，法荷战争结束，法国获益颇丰，路易十四便可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宗教事务提上日程。

1679年，路易十四解散了位于朗格多克、吉耶纳、多菲内的调解法院。1680年路易十四下令

禁止天主教徒改信新教。

翌年，普瓦图监察官马里亚克开始派龙骑兵进驻新教徒家庭强迫他们皈依天主教,各地纷纷效仿，由此开始了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

《南特敕令》授予新教徒的特权不断地被侵蚀，最终1685年10月18日路易十四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废除了所谓“

永久的不可废除”的《南特敕令》。

自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到1685年《南特敕令》废除的二十多年间，路易十四政府共颁布了300多项对于胡格诺教徒不利的敕令、宣言和法令。

这些法令的出台和实施逐渐将《南特敕令》

授予胡格诺教徒的特权减少直至最终撤销

《南特敕令》的废除以及陆续出台的敕令规定禁止国人信仰新教,

拆除所有的新教教堂

新教牧师除非改宗天主教,否则须在15天内离开法国，但其子岁以上)必须留在法国。

他们的

新生儿必须在天主教堂受洗

，从新教徒手中带走他们的子女，交给他们信奉天主教的近亲抚养。

敕令颁布后，国家

禁止普通新教徒离境

，一经发现即没收全部物品和财产，施以严惩，身陷囹圄或充当苦役。

因此，面对这种情况，胡格诺教徒要么改信天主教，要么转入地下，更有大批的

胡格诺教徒选择逃离法国。

选择离开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出逃困难重重,边境和港口都重兵把守，但还是有胡格诺教徒铤而走险，通过水路或陆路逃离法国。

据估计，《南特敕令》废除时，法国有70万到100万胡格诺教徒，占了总人口的4%-5%。

“大约5万个家庭“成功出逃,

这些外逃的胡格诺教徒，

最大的群体为工匠。

如钟表匠、珠宝匠、造船工、雕刻师、玻璃工匠、钟表匠、造纸工、丝织工、印刷工；

帮工等各种工匠，还有医生、律师、教师、公证人、商人、银行家、艺术家、作家、诗人等市民阶层和水手、军人等群体。

《南特敕令》废除后来自法国南部和东南省份如朗格多克地区的

胡格诺教徒大多逃到瑞士

瑞士是最重要的中转国，

经由此胡格诺教徒可以去往勃兰登堡-普鲁士和其他德国州、尼德兰、不列颠群岛和爱尔兰。

而来自法国北部和西部沿海省份的则大多直接迁移到

英国、爱尔兰、美洲

好望角，

有的甚至远达

莫斯科和南美

(如苏里南)。

二、胡格诺教徒移居英国

1685年《南特敕令》废除时便有部分胡格诺教徒尤其是胡格诺牧师到达英国。

不过胡格诺教徒大量移居英国并不是在敕令废除时的1685年，而是在1687年。

即英国国王

詹姆斯二世颁布《信仰自由宣言》

后,

胡格诺教徒移居英国达到顶峰。

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在路易十四要求

难民遣返

时，有小部分胡格诺教徒被说服回到了法国，还有部分经英国前往爱尔兰以及美洲。

总的来说，移居英国的胡格诺教徒大多来自

法国的西部和北部。

其中来自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尤其是迪耶普和巴约之间的法国北部海岸的新教徒”占很大比例，这些胡格诺教徒主要是通过水路乘船逃离的。

逃亡到英国的胡格诺教徒分布在英格兰的南部、东南部。

除了爱丁堡和切斯特这两个相对分散的定居点外，绝大多数胡格诺教徒主要定居在从塞文河到沃什河一线的南部地区”，以

伦敦为主

胡格诺教徒多分布多在近海城市地区,如伦敦及其市郊，乡村往往只是他们短期的居留地，这一现象与交通便利程度、生活成本以及他们自身的

职业都有关系。

据估计，1685年约4万个法国难民逃到英格兰,其中绝大多数去了伦敦”,1686年有15500名

法国加尔文教徒来到英格兰。

由于统计的困难以及移民的流动性，对《南特敕令》废除后移居英国的胡格诺教徒做精确的估计比较困难。

17世纪80年代尤其是《南特敕令》废除后，

英国成为胡格诺教徒的重要移居地。

究其原因，则是英国社会让胡格诺教徒看到了移居的希望与可能性。

一方面，胡格诺先辈在英国移居奠定的基础、胡格诺教徒的新教身份、自身技能等优势，让他们觉得

移居英国有教堂可拜

，有“技”可施。

另一方面，信仰新教的英国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和相对

宽松的宗教氛围

也让他们看到了移居英国的希望。

这些内外因素激励着胡格诺教徒漂洋过海、历经艰险来到英国。

已经移居英国的胡格诺教徒所奠定的基础、胡格诺教徒本身的技能特长和新教信仰让这一时期的胡格诺移居者看到了移居英国的希望与可能性。

首先，已经移居英国多年的胡格诺教徒们为这一时期的

胡格诺教徒的移居奠定了基础

创造了移居的条件。

早在16世纪中期英国就已有胡格诺教徒、瓦隆人和荷兰人移居，并建立了新教教会。

1550年，伦敦的针线街建立了

第一个法国和荷兰人的教堂

,这是根据英国国王爱德华六世于1550年7月24日授予“

德国人和其他外国人

”特许权而建立的。

及至1573年，英格兰新教教堂成员已超过1万人。

16世纪末，英国南部和东南部的一些城镇，如诺里奇、伦敦、坎特伯雷、拉伊、温切尔西、南安普顿等地均建立了法国新教教会。

1650年时，英格兰已有7个胡格诺宗教社团，在17世纪80年代新的移民潮到来之时，

英国伦敦的两座法国人教堂。

即伦敦针线街的教堂和威斯敏斯特的萨沃伊教堂为

胡格诺教徒提供了庇护和援助。

因宗教原因而出逃的胡格诺教徒,便可以在新的生存地方找到能够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

1681年法国开始龙骑兵迫害时，英国的伊普斯维奇和拉伊

建立了新的胡格诺定居点。

总之，1685年《南特敕令》废除时，英国已有大量的胡格诺教徒，且早已存在已建立的法国新教教会和胡格诺定居点。

因此，在17世纪80年代法国宗教迫害加剧时，胡格诺教徒能在英格兰找到大量已经建立的的

胡格诺团体。

法国新教教会让受宗教迫害的胡格诺教徒有了礼拜的地方，信仰新教的场地以及定居的地方。

己移居英国的胡格诺教徒，也给新来的

胡格诺教徒提供工作机会

比如胡格诺教徒创立的棉纺织业既给刚来英国的胡格诺劳动者提供了工作机会，又能让那些在棉纺职业有专门技术的工匠发挥技能。

另外，已定居英格兰的胡格诺教徒还通过媒介，如报纸、小册子等来宣传胡格诺教徒受苦受迫害的贫穷的难民形象。

法国新教徒建立的教会尤其强化了这种印象。他们宣扬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是贫穷的新教徒，

受到国内宗教敌人的迫害。

以此鼓励公众为新来的胡格诺教徒捐款集资，提供工作机会，并

促进政府采取救助措施。

此类做法不仅缓解了胡格诺教徒来英后所遭遇的本地人的敌意，获得公共舆论对胡格诺教徒的同情和支持。

而且也帮助胡格诺教徒，获得了包括

经济资助在内的各种援助。

总之，在《南特敕令》废除前，法国新教教会和说法语的团体已经在英国存在了一百多年。

早期新教徒移居英国所开拓的定居点、创办的工场以及建立的教堂都使得《南特敕令》废除后的许多胡格诺教徒有地可去，

有教堂可拜，有地可居，有工作可做。

已在英国生活了多年的胡格诺教徒团体为新来的胡格诺教徒集资捐款,给他们提供了移居英国的经验和各项支持，

为他们移居英国奠定了基础。

其次,胡格诺教徒的新教身份让他们看到了移居英国的同时还能保持新教信仰的可能性。

此时的英国为信仰新教国家，大部分英国人都是新教徒。

英国人信仰的虽然是安立甘教，在一些仪式上保留了天主教的传统，但教义方面却是

“加尔文教内核”,两者同为新教。

这对于逃避宗教迫害、保持新教信仰的胡格诺教徒来说无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再者，胡格诺教徒的技能特长使其

外迁可谋得生计，维持生活。

胡格诺教徒大多都是一技之长的工匠或手工业者。

他们掌握经商秘密、手工业技术等专业知识和技能，使他们可以谋得出路，获得生计。

另外，

会法语的胡格诺教徒在英国也颇受欢迎。

法语深受欧洲宫廷青睐,查理二世的宫廷就有着许多法国的来访者，他们将法国的时尚带到英国。

上流社会尤其如此，会法语的优势，再加上外逃的胡格诺教徒大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这便于

他们较快的适应当地生活。

英国相对宽松的环境对胡格诺教徒也具有很强的驱动力。

英国相对宽容和宽松的宗教环境，英国南部、东南城市所具有的良好经济、地理条件等也是吸引胡格诺教徒移居于此的重要原因。

首先，英国相对

宽容的宗教政策

吸引着胡格诺教徒。

英国从伊丽莎白时期开始，就实施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鼓励法国胡格诺教徒移民英国，并承认他们在法国新教教堂的信仰自由甲。

伊丽莎白虽提倡新教，但不过分迫害天主教,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胡格诺教徒因圣巴托罗缪大屠杀逃难至此时，女王慷慨相助。

詹姆斯二世也基本继承了伊丽莎白女王的

相对宽容的政策

查理一世继位时承诺保护伦敦法国新教教堂每个成员。

克伦威尔援助过来自波兰的难民”，也声明

不会放弃援助胡格诺教徒。

查理二世虽然是天主教徒”，但还是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胡格诺教徒的措施。

比如1666年,查理二世宣布要保护法国人和他们的财产,尤其是那些希望定居在英国的新教人士。

17世纪70年代,查理二世还雇用一些富有的

胡格诺商人作为经济顾问

1681年7月28日，查理二世发布了支持受迫害的新教徒的声明，并许诺为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提供庇护所，且

授予胡格诺教徒永久居住权

，同时为难民筹集资金。

他还写信给伦敦主教康普顿，建议伦敦主教辖区内的所有教区都要竭力帮助法国新教徒集资。

詹姆斯二世对新教徒的态度一直存在争议，但他的一些政策也让胡格诺教徒看到了

移居英国的希望。

他刚执政就承诺,伦敦的法国新教教会继续享有他们从查理二世那里接收的保护和支持;他发布了为难民募捐的声明，并

继续授予难民永久居住权”;

1687年他还发布《信仰自由宜言》

，这也是1687年胡格诺教徒大规模移居英国的重要原因。

因此詹姆斯二世整个执政时期，作为一位天主教徒，他没有制造大的迫害，更没有像法国那样为使新教徒改信天主教而实施暴力迫害。

当然不可否认，《南特敕令》废除之前英国历史上也存在玛丽一世和劳德大主教的不宽容时期。

但是

整个大环境总体是相对宽容的

，这对受宗教迫害而被迫出逃的胡格诺难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还使得一些迁居北美殖民地的英国移民的回流。

英国相对宽容的环境也使得难民相信，因遭受路易十四的宗教迫害移居英国，英国人也会像对待他们的先辈一样对他们慷慨相助，抚危救困，抱有这种希望成为他们

去英国的重要原因。

其次，英国城市尤其是伦敦等英格兰东南和南部城市的经济发展、区位优势契合了胡格诺教徒对经济、地理条件的需求。

伦敦的经济发展对有

一技之长

的胡格诺教徒来说很有吸引力。

伦敦等大城市先前就已存在的法国新教教会组织和胡格诺团体为新的胡格诺移居者

提供了宗教信仰的组织和场所。

伦敦作为大都市,它有长期的移民传统，可以为胡格诺教徒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和平的就业环境。”

此外，在胡格诺教徒看来，“由于最直接的离开路线是最安全的，来自法国东北部和西部的法国新教徒

要么去荷兰要么去英国。

法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如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与英国东南、南部地区隔海相望，这些地区的胡格诺教徒通过水路乘船能直接到达英国东南沿海地区。

基于英格兰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两个地区的历史渊源，胡格诺教徒认为移居英国进而

较快地适应并融入当地社会是有可能的。

除此之外,欧洲广泛的新

教联系网络的建立

也是

胡格诺教徒外逃至英国的原因之一。

法国的宗教迫害导致外逃的胡格诺教徒几乎遍及西欧，如荷兰、德国、瑞士、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荷兰尤甚。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胡格诺教徒与英国的胡格诺教徒虽然有地理上的距离。

但共同的宗教背景、家族联系、贸易往来，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新教徒之间均有频繁的联系。

英国的胡格诺教徒与荷兰新教徒的联系尤为频繁,他们共同的宗教情感以及遭受迫害的困境强化了这种团结。

在宗教迫害和《南特敕令》废除之前，这种联系网络已经通过贸易联系和加尔文教徒之间的

通信交流在尼德兰、瑞士和苏格兰建立起来

日内瓦、拉罗谢尔、伦敦、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教徒互相联系。

这种超越国家和地区的联系网络不仅引导难民的行动，给他们带来精神引领，也让难民对流亡地有了更多选择，外逃至各个地区的

难民联接成了一个新教难民共同体。

这种新教网络首先满足了胡格诺教徒的宗教需求，其次新教团体通过宣传等减少了接受国对难民的敌意。

当然，上述这些利于胡格诺教徒移居英国的优势有时也往往成为他们

融入英国社会障碍。

例如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有时会引起本地人的不满，认为他们抢了本地人的饭碗。而且逃往英国并融入

英国社会也会遇到很多阻碍。

从法国外逃的艰辛不言而喻，成功出逃到达英国后，语言、习俗的差异以及

本地人对外来者的敌视也会成为移居的阻碍。

不过总的来说，《南特敕令》废除后，胡格诺的自身优势、英国社会相对有利的环境、新教联系网络的建立让他们看到了移居英国的可能性和希望。

尤其是满足了他们漂洋过海来到英国的初衷，即保持新教信仰，促使他们愿意逃往英国并有望定居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