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部落中的刘家庄
巍峨的万里长城蜿蜒在崇山峻岭中,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它是中国人的骄傲,更是生活在它脚下的刘家庄人的骄傲。村里的孩子们从小就爱爬到长城上玩耍,他们虽然还没见识过大山外面的世界,但他们知道,沿着长城往东走,一直能走到大海边上的山海关;要是往西走,一直能到戈壁沙漠里的嘉峪关。
刘家庄在这一带算是个比较大的山村,说是刘家庄,但村子里姓许的人口要比姓刘的多。
据村里老人们说,大概二百多年前,有一个姓刘的汉子带着全家来到这儿,看中了这儿守着长城,能借老祖宗的庇护保佑平安,就在这儿定居下来。后来迁来的人慢慢多了,就形成了现在的刘家庄。
1941年夏末,大批的日军和伪军气势汹汹地开进了这一带山区,沿着长城两侧进行大扫荡。他们为了彻底切断老百姓跟八路军、游击队的联系,沿着长城两侧制造了一条宽几十公里、长达几百公里的“无人区”地带,将原本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们全部迁走。长城脚下的刘家庄自然在劫难逃,陷入了一场灾难。
早几年前,日本人占据了东三省,接着又打下了山海关,从那之后刘家庄的村民们心里没有一天是踏实的。谁都知道日本鬼子专门祸害老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比关外的土匪还要凶狠百倍。
好在这里是深山区,村子四周的大山上全是茂密的树林,往里面一藏,人生地不熟的日本兵想抓人也没那么容易。
可让刘家庄的村民们没想到的是,日本兵这一次的大扫荡与以往不同,鬼子兵来得多,一住下就不走了,天天进行拉网式搜山。最可怕的是,日本兵每包围一座山, 就放火烧树林。熊熊大火从山根一直往上蔓延,让躲藏在山里的人无处可躲。村民们都是男女老幼拖家带口的,哪里跑得过日本兵和伪军的追捕,不出三四天,全村的人几乎都被抓了回来。
全村人被集合在一片空地上,四周全是端着刺刀的日本兵。翻译官扯着嗓子对大家宣布说,这一带已经被日军划为“无人区”,所有的人都必须马上搬迁到“集团部落”去居住,违抗者通通杀头!
村民们谁也没见过什么“集团部落”,但本能地知道那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谁也不愿意去。可是在刺刀的逼迫下,根本就没有选择。村民们只被允许随身携带少量的衣服、粮食和生活用品,含泪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子和土地。
人还没走远,日本兵已经在村子里开始放火了。转眼的工夫,刘家庄变成了一片火海。为了断绝人们再回来的念头,日本兵不放过任何一间房屋,连茅厕都点着了,还填死了所有的水井,地里丰收在望的庄稼能点着的就烧了,烧不着的全都砸毁。
全村人在日本兵和伪军们的打骂中,一步一回头地踏上了搬迁的路程,眼里流着泪,心里流着血,谁也不知道这一走,以后还能不能再回到这里了。
刘家庄全村迁往的“集团部落”位于县城西南约十里远,紧挨着公路。这一带有好几个这样的部落, 里面全是从山里迁来的村民,几个村子合并成一个部落。
“集团部落”的叫法是日本人在告示上写的名称,平日里那些日本兵和伪军们都叫它“人圈”,意思就是关人的“圈”,跟“猪圈”、“羊圈”的意思差不多。
这里外面是深沟环绕,沟沿上架着铁丝网,唯一能通行的路口竖着岗楼,有日本兵和伪军把守,就像一个没有高墙的大监狱。
给刘家庄村民的位置已经划好了,是一片空荡荡的地皮,上面除了荒草什么也没有。而且对于全村几百口人来说,这块地皮也实在太小了,按人口每家一分开,最多也只够搭个窝棚。
迁来的时候,日伪军们把村民身上值点钱的东西都搜刮得差不多了,哪还有钱来盖新房,也只能就近去找点木棍、树枝、烂草,凑合着搭个窝棚式的简易房,让全家老少挤在一起住。 今后,窝棚就是他们的家了。
当时,日军把整个华北地区划分成三类区域:他们已牢固占领的区域划为“治安区”,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将抗日根据地划为“未治安区”,一律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把有八路军、游击队活动的区域划为“准治安区”,这种区域内日军既可实行“三光”政策,也有可能推行强化治安,全凭当地日军指挥官个人的意愿来决定。
刚搬进部落的那段日子,让人感觉最难受的还不光是住的草窝棚不能遮风挡雨,还有吃的东西也太难下咽。带来的粮食都被日本人没收了,在这里只能吃配给的“混合面”。
这种用变质的玉米和高粱磨成的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怪味道,人吃下去很容易生病闹肚子,可是不吃这个,就没有别的东西能允许中国人吃了。
在“集团部落”的管理条例中有这样一条规定: 中国人不得吃配给以外的其他粮食,例如大米和白面是绝对不能吃的,违者要按“经济犯”处罚,“经济犯”要么被送到东北当苦力,更严重的会被杀头!
可是总吃这种连牲口都不爱吃的“混合面”,时间长了身体受不了。刘家庄一位名叫许春旺的村民,孩子得了重病,他想方设法到外面去搞了一点小米,藏在怀里想偷偷带回来给孩子熬点粥喝。可是过岗楼的时候被汉奸警察搜出来,一顿毒打之后又给关了起来,还放出话要按“经济犯”论处。
许春旺是许氏家族的人,他出了事族人不能不管。几十户许姓人家东拼西凑,总算搞了点钱给汉奸警察送了份礼,这才把人保了出来。
自从迁进了部落,所有的村民都失去了土地,要生活就得租地来种。在这里只有日本人、伪警察掌握着出租土地的权力。
你要是想租地,就得付高额的租金,还得缴纳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达27项之多。村民们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庄稼,打下的粮食交完税本来就所剩无几,自己还不能吃,得交上去换“混合面”。如果有人私自留下粮食,就要按“经济犯”论处。
村民们的穿衣用布也要受到严格控制,不允许自己用棉花纺线织布,只能使用配给的“更生布”。这种布又稀又薄,其实就是用回收的破布烂棉花织出来的再生布,下水一揉就成了浆糊状,洗不了两三次就糟得不能用了。像这样的布,每个人一年也只配给几尺,连做一身衣服都不够。为了节省用布,只有出门下地干活的男人才在腰上围块破布遮羞,女人和孩子们只能光着身子躲在家里不出门。
冬天来了,天寒地冻。西北风像刀子一样穿透了四处漏风的窝棚,缺吃少喝的人们哪里还扛得住。
随着气温越来越低,死人的事接二连三,大多数人都是在睡梦中冻死的。后来大家对这种事渐渐麻木了,听说谁家的老人或孩子冻死了,也就是摇摇头叹口气而已。每天早晨出了自家的窝棚,见了邻居都这样打招呼:“还活着啊?”人人都盼着冬天快点过去,天暖和了起码冻不死人吧。
想不到天热了还是不好过。部落里环境恶劣,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垃圾、粪便、污水遍地,蚊虫肆虐。这年的夏天,四周几个部落村同时爆发大面积的瘟疫。
不光体质差的老人和孩子们成批地死亡,许多青壮年也因生病得不到救治而丧生。这一冬夏, 将近200口人的许氏家族,因冻饿疾病而死亡的就将近一半。
强迫去东北做苦力
好容易又熬过了一个多灾多难的冬天,1943年的春天刚刚到来的时候,人们就像闯过了一道鬼门关似的松了一口气。可就在这时候,一场更大的灾难又降临了——日本人开始在部落里大规模征召劳工。
那些汉奸警察们把部落里的村民集合起来,花言巧语欺骗大家说:“凡是应征到东北和日本国当劳工的,皇军一律优待,可以带家属一块儿走,到了那边的配给粮是大米和白面,干活还可以按月领到薪水等等。”
不少人动心了,部落里的日子实在不是人过的,到那边当劳工说不定能好过一些。为了慎重起见,许氏各家主事的男人们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下。
这是自刘家庄迁进部落之后,许氏家族的男人们第一次坐在一起商量事。大家互相一照面,不禁百感交集,许多熟悉的面孔都不见了,尤其是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们,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几乎全都去世了。曾经红红火火、威风凛凛的一个大家族,人口锐减了近一半,真不知道下次大家再坐到一起时,又会有多少张面孔见不着了。
老族长已经去世了,大家临时选出的新族长许文善主持会议。许文善50岁出头,年轻时曾闯过关东,见多识广,在村里很受尊敬。
对于举家搬迁去当劳工,他是持反对态度的。一来他知道矿山的活儿太危险, 二来他对日本人说的话信不过,不相信当劳工的会有大米、白面吃。他说,既然大家选他来当这个族长,他就要对许氏家族一百多口人负责,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有人往火坑里跳。
最后大家都同意了族长的意见,谁也不去报名当劳工。留在这里熬日子是苦了点,但有家族的人相互照应,好歹一家子还能平安地活着吧。
许氏家族没有一个人应征,这让负责征召劳工的汉奸警察十分恼怒。这天傍黑,许文善下地回家,在部落道口被站岗的汉奸警察拦住了。汉奸警察不由分说打了他一顿耳光,打得他口鼻淌血,然后又把他五花大绑,关进了禁闭室。
许文善挣扎着跟他们讲道理:“我违反哪一条规定,你们关我?”
汉奸警察冷笑道:“你煽动你们整个许氏家族抗拒皇军征召劳工,这可是杀头的罪!”
许文善分辨道:“你们说应不应召是自愿,我们都不想去,谁也没煽动谁。”
汉奸警察啐了一口:“让你们自愿,你小子还当真了!告诉你,皇军要用劳工,你们想去就乖乖走人,省得我们费劲。要是不想去,你以为就能跑得了?”
当天夜里,一大队日本兵、伪军和汉奸警察来到部落,封锁了所有的街道和路口,然后开始挨家挨户地往外赶人。那些报名当劳工的,允许带上自己的东西全家一块走。那些没报名的,就把男人抓走,下到十五六岁,上到五十来岁一个不留。
对于许氏家族,那是一个撕心裂肺的夜晚, 所有的家庭顷刻之间都支离破碎了,老人失去了儿子,女人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父亲。一时间悲痛欲绝的哭声、喊声惊天动地,在漫无边际的夜空中传出很远。
经过这一场大劫难, 许氏家族沦落成为名副其实的“寡妇家族”。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家庭就像塌了架的房屋,再也撑不起来了。可是冬天照样是那么的寒冷,夏天照样疾病流行,吃的东西越来越差,能遮风挡寒的衣物越来越少,人死得越来越多。
1944年的冬天,许氏家族最后两名成员双双冻死在窝棚里,她们是一对母女。直到第三天邻居才发现了她们早已经僵硬的尸体,母女俩紧紧地抱在一块儿,往外抬尸的时候分都分不开,只好用一张破席子卷在一起拉到野外埋了。
“集团部落”带来的巨大危害
早在1939年,日本关东军为了把中国东北三省变成巩固的战略基地,就开始了在华北与东北接壤处的兴隆、青龙、宽城、承德、滦平等十余个县境内,沿着长城两侧烧杀抢掠,强迫百姓迁离,制造了长达数百公里“的“无人区”。
1942年之后,日军华北方面军和伪蒙疆方面军也开始行动,东起卢龙、迁安、遵化、蓟县、平谷、密云等县,直至赤城、陀山区,制造了一片总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的“无人区”。
日军在强迫这一地区所有的村落迁入“集团部落”的过程中,不仅烧毁所有的房屋,还砸烂所有的生活用品,一锅一碗都不放过,磨盘、石碾子也都用炸药炸成碎块,地里的庄稼苗也全部铲掉,一棵不留 ,彻底断绝那些侥幸逃出去躲藏的村民的生活来源。
为了摧毁逃跑村民的藏身之处,日军便将沿长城一带的大片森林全部纵火烧毁。昔日的青山绿水变成一片火海,滚滚浓烟直冲天际,一连几个月余火不尽。大片的原始森林成了荒山秃岭,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都无法完全恢复。
据当时热河省一地的统计,短短三年间,就有17000多座自然村被彻底毁掉,刘家庄只是其中之一。那些地处根据地及游击区的自然村,处境则更为悲惨,约有10万百姓被屠杀。
而那些被迁进了“集团部落”的村民,因饥寒交迫与疾病而死亡的数字更为惊人,战后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仅平泉、兴隆、建昌三个县的几十个“集团部落”里,光是死于瘟疫的村民就达到3万多人。华北北部的十几个县,“集团部落”多达上千,每一个都是地地道道的杀人集中营,造成这一地区总人口锐减一半,其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天灾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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