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性暴力有多变态，完全突破人类道德底线

南京大屠杀这五个字，最最直观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屠杀”二字，由于这两个字的存在，所以我们大多数人都容易忽略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所犯的另一个罪行，那就是强奸。

据不完全统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强奸案高达两万余起，平均每天都有一千多次强奸案的发生。之所以是不完全统计，是因为这两万起强奸案是有迹可循的，要么是目击者讲述的、要么是当事人讲述的、又或者是当年曾经参与过强奸案的日本老兵所亲口承认的。而没有被统计进去的包括强奸之后被杀害的且没有目击者的妇女，或者是被强奸妇女有意隐瞒的。所以，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强奸案，实际上远远要比两万起多。本文将通过大量史料记载为大家揭露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强奸罪行。

现存于美国档案馆的一张照片，在南京北强奸的中国妇女

强奸的普遍性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所犯下的强奸罪，超越了时间、空间和对象的限制，面广量大，不受任何约束，使数以万计的妇女遭到侵害和蹂躏。

夜晚无疑是日军犯下强奸罪的重点时间。据当时报纸报道：“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到了晚上就偷偷有日本兵翻墙进入，里面没有电灯，他们在楼上楼下搜寻，看着哪个就对其进行强奸。”

事实上，日军的强奸行为，不只发生在夜间，白天也经常会有强奸案发生，白天的强奸案约占晚上的三分之一。贝德士教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无论白天黑夜都有为数众多的不同士兵，通常15人至20人一群，全城乱窜，闯进房屋搜寻妇女。我曾亲眼目睹17个日本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个妇女”。

美国《Ken》杂志载有《南京的大悲剧》一文称：“中国人家里的所有女人都被奸淫了，稍有反抗，就会被杀死。她们包括七十多岁的老人，也包括几岁的儿童，无一幸免。这些女人，都在南京十二月阳光下，被剥得赤裸裸地公开的强奸。有的四肢被割断了。远听门户洞开的屋里传来的女人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安全区档案》第58号记载：“12月20日下午7时30分，有怀孕九个月的十七岁少妇被日军二人轮奸，当晚9时小腹惨痛，午夜即流产，翌日至金大医院治疗；女尼姑松泉在五福里25号，被中岛部士兵轮奸而死。”

日军的强奸，不分地点，不分安全区内外。除了在老百姓的住宅，还有集体宿舍、图书馆、外侨住宅，甚至地洞路边都发生了大量强奸妇女的事件。

这些受害的妇女当中，有着各不相同的身份，教师、尼姑，甚至是老人和儿童。这些人为了躲避日军的强奸，不得不女扮男装，或者把脸涂黑，甚至是剃成光头。她们一旦被日本兵发现是女人，基本都难逃魔爪。

强奸的野蛮性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暴行中的性暴力事件，甚至是超越人类底线，完全有违人伦道德的。具体表现为粗暴的轮奸、罪恶的乱伦和先奸后杀等残暴行为。

在日军残暴奸淫中国妇女的事件中，最为常见的即为轮奸。据《安全区档案》记载：“12月16日,有16岁至21岁女子7人，被日军分别由各人家中抓捕至军官学校内实行奸污，平均每人每日被轮奸六七次之多；12月18日,日军多人侵入金陵大学农场，将4名妇女通宵轮奸；12日，一茶馆老板之17岁女儿，被7名日军轮奸后毙命”。

更有甚者，日军还常在轮奸后，采用种种残忍手段，恣意凌辱被奸妇女。崇善堂堂长周一渔 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作证说：“我亲见在内桥菜市斗姆宫有一卖鸡的女人，约有五十余岁光景，被日军三人轮奸后，用破布等物品塞入其下体致该女腹胀而死。”

日军往往在强奸、轮奸妇女之后，又逼迫南京同胞互奸，公公强奸儿媳、父亲强奸女儿、儿子强奸母亲、僧人强奸妇女等等，以此取乐，可谓灭绝人性。

李克痕先生在《沦京五月记》中记载：“城外沙洲圩有朱姓儿媳，遭4个日军轮奸，其公公、丈夫、儿子都被逼迫在旁边观看，轮奸完后又命70岁的公公去强奸儿媳，17岁的儿子强奸其母亲。”

郭岐先生在其《陷都血泪录》中写到：“日军在轮奸一名十八九岁女子后，逼令一名路过的和尚与之成奸，和尚不从，日军遂割去其下体，致和尚当场死亡”。

先奸后杀或拒奸被杀，是日军对南京妇女犯下的又一暴行。

有目击者讲述：“街道上有非常多的女性尸体，衣服全部被扒光，有的乳房被割下了、有的小腹被刺很多洞、有的下体塞有棍子、刺刀等等，很明显是被强奸后杀害的。”

崇善堂掩埋队共埋尸11万具，其中有女尸2000具。该队在其记录中有如下描述：“妇女蓬头垢面，割乳刺胸，无小衣者，此生前受辱也；又有妇女昂头怒目，张口露齿，手足撑持，小衣破碎者，此生前拒奸也。惨哉！惨哉！”

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士兵大川护男亲身经历了为中队长、班长去找女人的丑行。他说：“当时我是个新兵，长官给我下命令让我去寻找女人。大多数女人都隐藏起来了，有的在地洞中，有的在草垛里，非常难找。我和另外几个新兵找了大半天的时间才找到两个女人。带回来后给了中队长一个，剩下的一个我们先从班长开始，10个人给她轮奸了，完事之后就把人给杀掉了。”

还有例如24岁的女子丁振清，对五六个欲实施轮奸的日军宁死不从，日军将她衣服撕破，但最后仍未达到目的，愤怒之余，将她开枪击毙。

而其中最为出名的一位名叫李秀英的女子，当年只有18岁，拒绝日本兵强奸之后与日本兵发生激烈搏斗，身中37刀，最后奇迹生还，也成为了南京大屠杀重要的见证人之一。

李秀英

为何会发生如此多的强奸案

大量事实证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暴行中的强奸行为，并不仅仅是由于军纪松弛，相反，它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带有明显的官方性。

日军的强奸行为，是和日本当局军官的纵容分不开的。许多奸淫事件是由军官亲自施行或者由其率领士兵施行的。日军将领企图以满足士兵的兽欲，来刺激他们的情绪，避免其思乡或反战的心理。

据有关资料记载：“日军官1人率士兵2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下关复兴街居民朱氏及其13岁幼女强奸；12月14日，官兵3人，在湖北路强奸一位名叫陈代弟的妇女，并连开三枪将前来救助的陈徐氏打死；12月16日，日军官2人率士兵2人，闯入乾河沿18号民宅，将男人逐出，轮奸室内妇女；12月25日，一名日本军官带领士兵乘车闯入金陵大学,缚住国际委员会派去的看门人，当场强奸3名女子，其中1名只有12岁。”

证人佟衡供述：“时任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旅团长、南京西部警备司令官的佐佐木到一，不仅指使部下屠杀大批中国同胞，而且他本人更无人性的每日奸污中国少女”。

当年南京安全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在其日记中也有如下记载：“天黑之后，几个日本兵偷偷潜入院内，企图强奸一名妇女，该妇女在拉响了我事先设计好的警报装置之后，我赶到现场，将日本兵从该妇女身上拉开，并将此事告知给他们的长官，而其长官也只是象征性地打了他们一巴掌，并没有做出其他处理。”

以上这些资料足以说明，正是由于日本军队高层的默许、长官的纵容才会导致日本士兵肆无忌惮、无所顾忌地去实施强奸。

设立慰安所强迫妇女卖淫

日军除了强奸妇女外，还开设慰安所，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以满足其官兵发泄兽欲的需要。从1937年12月中旬起，日军即在下关煤炭港附近建立慰安营。这里用木板搭成简易房子，被强掳来的妇女均一丝不挂，躺在地板上遭受日军奸淫。

被解救出来的慰安妇

原日军第9师团步兵第36联队士兵和田笃夫在离开南京返回上海时，也见到了这种临时用木板搭起来的慰安所。他说：“从南京往回走的时候，看见了慰安所的临时木板房排成了一大排。临时木板房搭起来很快。慰安所里的管理是由地方的日本人干的，我们当兵的不管。慰安所里的妇女有朝鲜人、中国人、也有日本人。一个房间里一个。价格没有比较过,所以不知道。我们士兵使用的时间是，早上到中午去，下午两三点回来。因为士兵们要做晚饭，所以必须在晚饭之前回来。下级军官是晚上去的。”

在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上等兵东史郎的日记中，如实地记录了士兵在南京去慰安所的情况：“ 田中一等兵带上军票，冒着寒冷，兴致勃勃地去了。傍晚，他得意洋洋地回来了，把毛毯往身上一裹， 就像记录什么值得纪念的重大经历一样，把自己去过的女人房间用铅笔画在笔记本上。田中绘声绘色地对我说：女人呆的房子是一所支那人跑得空荡荡的房子，屋子被木板隔开，很多人在那排队等着！所以，既没有时间脱光衣服，动作也不能从容，但还是蛮过瘾的！我买的年轻女人挺不错，美中不足的是，每个房间都不严密，从外面看得清清楚楚，不过谁都不在乎”。

南京安全委员会成员魏特琳也在日记中写道：“12月14日，我被叫到办公室与一名日本高级军官和年龄较大的中国翻译会面，他们提出要从我们难民营中的一万难民中挑选出妓女，他们觉得如果能够为士兵开设一个正规、有执照的慰安所，那么这些士兵就不会去骚扰那些无辜的良家妇女了。”

慰安妇

事实证明，开设慰安所一举，更是日本军方所允许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日本在战后极力为自己在南京大屠杀的行为进行辩解，无论是从屠杀中国同胞的数量上还是是发生屠杀的原因上。他们把搜寻脱掉军装的军人作为屠杀男人的借口，显然这个借口是在进行无耻的狡辩。我们退一步来讲，即使他们的狡辩成立，但他们在南京城内所犯下的强奸罪行又该如何辩解呢？妇女、老人和儿童，她们显然不可能是脱掉军装混入难民中的军人，她们是无辜的，但是同样没能逃脱日军的暴行。

正因为这种强奸暴行，连当年日本的盟友德国官方，都将日军称为兽类集团。

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犯下的强奸罪行，侧面揭示了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极端野蛮和残忍，它完全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暴行。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和丑恶面貌，在此被暴露无遗。而这些强奸的罪行，也成为了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绝对不能被我们忽视和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