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内蒙发现18岁契丹公主墓，公主头戴神秘面具，和舅舅合葬

“当当当……”

1986年，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的青龙山镇传出了一阵阵的敲击声，一块块象征着“墓砖”的青砖被人们小心翼翼地摆在空地上。

这里正在开采的正是陈国公主墓。

它地处于辽西山地区北部的丘陵地带，四处树林繁茂，泉水流淌，是一处上佳的风水宝地。

陈国公主墓发掘出土后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因为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贵族夫妻合葬墓，也是辽代中期极少未被盗挖的皇室墓葬，距今已有千年历史。

墓中的公主头戴神秘面具，颇为瑰丽，引人浮想。

经过考证发现，墓中埋葬的乃是契丹公主和公主的舅舅二人，墓中的公主去世时年仅18岁。

那么，陈国公主墓中有何珍宝？契丹公主为何会头戴神秘面具，又与舅舅合葬呢？

（金属面具）

一、奢华瑰丽的陈国公主墓

陈国公主墓是辽代中期大型的贵族夫妻合葬墓。墓中的公主舅舅也是她的丈夫。

墓室内由墓道、天井、前室等组成，全长16.4米，墓道呈斜梯状，墓葬前室呈长方形，墓室内还安装有门栏、门扇等设施。

墓门两侧及门以上是浮雕、倚柱、斗栱等仿木结构，这是仿造汉人的木结构建筑成的。

墓主室内有五层砖砌成的长方形尸床，石床上是公主与驸马。

公主与驸马全身着华丽，金银满身，头顶金冠，面部佩戴有神秘的金质面具，腰间佩戴腰带，脚底穿着金银靴子，身上佩戴很多珠宝饰品。

石床四周也散落很多珠宝饰品，墓室内壁上绘制写实风格的壁画，壁画色彩鲜艳。

（墓门）

整个墓葬随葬品品种丰富、数量巨大，主要有金、银、玛瑙、琥珀、珍珠、水晶等，其中黄金共1700克，琥珀饰品两千多件，非常华丽。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琥珀珍珠头饰放置于公主额头的上部，由两件龙型琥珀饰件、122个珍珠和42片金饰片以细金丝串联组成。

其中两件龙型琥珀饰品是整个头饰的中心，这两块琥珀成赤红色，颜色略有差异：

左边一块颜色偏橘黄色，白色纹饰明显；

右边一块颜色偏赤红色，纹饰不明显。

龙昂首翘尾，身体盘窝的前两只脚一前一后，表现出向前游动的动态，龙身下一云朵，龙的头部向上仰起，嘴微张，眼神凝视着远方。

（出土的饰品）

最早记载的龙造型源于中原，唐宋时期，龙的造型特点是面部表情严厉，张口，身体显瘦，四只飞舞，身上纹饰繁密，龙造型表现出盛气凌人的风格。

而这组龙型琥珀，面部表情和善，嘴微张，身体盘卧，尽显和平，这与唐宋时期的龙形形成鲜明的对比。

辽代头饰品有代表身份地位的功能特征，公主的头饰即彰显了公主身份的尊贵。

头饰上的两个琥珀块下面有三孔，一共六组，每个龙型琥珀下有三组，里面用金丝串联金片。

下垂的金片非常薄，由两个云型纹样的金片和五个叶型纹样的金片组成，这种造型叫做金步摇。

“金步摇最早来源于鲜卑族，最早的金步摇头饰出土于鲜卑族慕容部，是金摇叶饰件，底部为金片牌座，有透雕纹样，其上部呈花树状的枝干，上面垂挂桃形金叶与陈国公主出土的这组金步摇相似。”

（金步摇）

这种造型被风吹过时，金叶片和云造型随风飘动，表现出轻盈的美感。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琥珀珍珠耳坠则成“U”形，放置于公主驸马尸床的东侧，共两个。

一个耳饰分别由一件金钩及4件琥珀饰品、6颗大珍珠、10颗小珍珠用细金丝排列串联组成。

纹饰上没有过多的修饰，珍珠光滑光亮，琥珀是温润的暖色调，于低调之中见奢华。

这般精妙的艺术设计，很难让人想象这竟然是来自于中原之外契丹人的创作。

那么，墓中的陈国公主究竟是何等身份？墓中的随葬品为何有着浓浓的中原气息呢？

为了解答这一疑惑，就不得不提及曾经盛极一时的大辽。

而论及辽代，我们不由地想到契丹，谈及契丹，我们又不得不追溯至东胡。

二、墓室主人与契丹婚俗

东胡，是周秦至南北朝时期活跃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之一，因在地理位置上居于匈奴之东，故谓之“东胡”。

（契丹人）

秦末，东胡族势力渐盛，后不断骚扰周邦，受其威胁，匈奴冒顿单于时大破东胡王，东胡分为两支：一支退居乌桓山，称乌桓；一支退居鲜卑山，称鲜卑。

后建立辽代的契丹实际上就属于东胡族系，源出鲜卑，属于鲜卑宇文部系的一支。

至东汉桓帝时，鲜卑已成为“东西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的泱泱大国。

晋时，鲜卑族内部分裂：

一部分成为前燕的俘虏，随慕容氏入中原后建北周；

剩下的一支逃窜于松漠之间，这就是后来的契丹。

由“逃窜”二字，我们可以推知，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代表——辽，其后来的社会生活与组织形式在刚刚从其原始部族分离之时就已奠定，而事实的确如此。

（耶律阿保机）

尽管后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励精图治及其子孙们的精工治国，辽代发展出了模仿中原帝王称制服民的所谓“五京、六府”制，但那种作为“流动”生活体验的原始形式却长久地在辽代君主的社会生活中保留了下来。

唐末，耶律阿保机统一八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建元称帝，定都临潢府，建国号“契丹”，先后与五代、北宋鼎立。

作为源自北方草原地区的民族实体，尽管经历了自建国以降，到不断与周边各民族深入交往，进而学习其先进文化这一过程，但就其本身来讲，属于自身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民族气质却不可能逃之夭夭。

（契丹人）

风俗习惯方面，契丹人作为“胡人”着实有不同于汉人的一套特殊规制。

着衣方面，契丹人“长袍左衽”与中原汉民族的“袍服右衽”形式相对应；

同时发展了圆领窄袖、裤脚置靴筒内的穿衣形制以适应其游牧渔猎式生活。

契丹女人亦善射猎，故也着长筒皮靴，腰间系蹀躞带，上挂琥珀、水晶等饰件，这些都无不反映出这一国家作为北方少数民族的本质民族特性；

而且契丹人发型怪异，无论男女皆留髡发，明显区别于汉人。

如果说风俗习惯应以尊重，而契丹人的婚俗习惯，则在汉人看来是最不能接受的——他们伦理道德观念较淡，嫁娶不论辈分、不分远近：

在辽代贵族婚嫁习俗上，耶律姓只能与萧姓结婚，以保证血统的纯正。

（陈国公主墓志铭）

陈国公主墓的墓志铭这样描述：

“公主姓耶律氏，先漆水人也。景宗皇帝之孙、秦晋国王皇太弟正妃萧氏之女，吴国公主之妹。本其姓氏之始，曾高之裔，乃六叶……”恰巧从太祖耶律阿保机到圣宗皇帝，历“六世帝王”。

由此可见，公主的太祖正是耶律阿保机，高祖是被誉为“人皇王”的“让国皇帝”耶律倍，而公主的父亲是景宗皇帝和萧太后之次子、圣宗皇帝之弟秦晋国王耶律隆庆。

基于以上对公主相关身世的层层梳理，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公主墓葬如此繁华奢靡的原因了。

驸马萧绍矩，出身名门，曾任节度使、太师之职，官运亨通。

（公主与驸马）

据墓志铭记载，驸马是圣宗仁德皇后的兄长，祖父是太宗皇帝的驸马萧思温，一生身居要职，姑母便是赫赫有名号称“北国武则天”的萧太后，萧绍矩家族的兴盛与萧太后有直接的关系。

这一显赫的家世，加之契丹自古以来对伦理观念的淡薄思想，使得这份基于甥舅关系的婚姻倒显得颇为得体。这就也不难理解为何两人合葬在一起了。

此外，驸马先于公主去世，公主去世时才年仅18岁，关于公主的死因，记载少之又少且模糊不清。

根据公主生前的记载，其爱好骑射活动并非常信仰佛教等，曾经多次参加佛教活动仪式。

所以，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琥珀饰品都是公主与驸马举行婚礼时朝廷御赐公主的嫁妆，规格非常高级。

但是，墓葬品的奢华与否并不单单取决于墓主人个人的喜爱，还必须和辽代的基本社会状况相关联。

辽代发展到景、圣宗时期达到了极盛，这一鼎盛的社会面貌势必会对其对应的社会物质及精神财富有所影响。

（大辽上京城）

陈国公主所处时代正值辽代圣宗统治时期，所以陈国公主墓中奢华的陪葬品，和当时繁华鼎盛的圣宗时期息息相关。

三、盛辽气象

“景宗中兴”之后，大辽帝国实力井喷，国力达到立国之巅峰，一度被誉为“北国小尧舜”。

中京大定府在圣宗时期的设立，进一步加深了帝国皇制的权威，更为重要的是中京较上京偏南，是北部草原与南部农耕区的交接地带。

大定府的确立可被看作是加速帝国封建化的手段之一，政治中心的南移为社会物质文化的丰富、转型提供了官方的保证，故墓葬文物中流露出种种中原特色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安定的政治大环境是国家平稳发展的大前提，自然，这时期帝国经济方面也得以全面发展，畜牧业和农业面积进一步扩大，手工业生产蒸蒸日上。

对一个“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而言，不论是在骨子里深深渗透的还是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畜牧业永远是第一，所以，畜牧在帝国的地位自始至终都是十分重要的，发展的途径除自身畜牧养殖外还依靠对周边战争中的掠夺和周边部族的进贡；

农业方面的成就在“中兴”过后的圣宗时期更得以进一步发展，政治中心的南移对“胡汉”文化的相互碰撞最明显时期之一即在圣宗时期。

同时主观方面，贤明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使农业生产有较好的收成。

于是，有了《辽史》对当时社会状况的记载：

“农谷充羡，赈饥恤难……旁及邻国，沛然有余”；

此外，手工业的发展更是快速，制瓷业、冶炼业兴盛。

圣宗时中京大定府附近的赤峰缸瓦窑瓷窑址，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窑址。主要生产粗白瓷，色釉陶器纹饰复杂，器形以生活用品较多。

（契丹陶瓷）

同时，辽三彩在帝国中期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一绚烂文化成为契丹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从而大大强化了手工业生产的进程……

以此观之，这一稳定的政治背景下，帝国政治经济又快又稳的发展是艺术品得以呈现野逸瑰丽却又奇趣异调特点的大前提，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墓葬中的陪葬品都颇具神秘色彩。

而所谓的神秘黄金面具，则不仅仅是和盛辽的繁华有关，还和契丹族作为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原始信仰和淳朴的生死观脉脉相连。

四、丧葬礼俗与金属面具

契丹人与全世界原始人类一样，崇尚所谓“灵魂不死”。

在这一淳朴生死观的指引下，契丹人的丧葬礼俗自联盟时期至建国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先前的天葬、“不树不坟”到吸纳汉唐时期的厚葬成风，从之前借鉴东北亚民族的“桦皮裹尸”之“和衣葬”到映射国之深厚经济基础的金属网络殓葬。

（契丹金缕衣）

古时，契丹没有墓葬的形式，主要以树葬为主。而所谓的“树葬”就是把尸体挂在树上。

据《北史契丹传》记载：

“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仍瘦其骨而焚之。”

《旧唐书北狄传》又记载：

“死者不得作墓，以马驾车送入大山，置之树上。”

此后，契丹的墓葬形式逐渐地从“桦皮裹尸”演变为金属网络罩衣。

这一形制在辽代墓葬，尤其是贵族墓葬中非常常见，它据死者身份的高低和生前建功的多寡，分银丝、铜丝等多种材质。

单这一点就可窥得汉文化的渗入对契丹文化的冲击，因为早在早于辽代近千年的西汉中期，汉民族即已有“玉衣”之制，即汉朝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玉衣的现象。

至东汉时，玉衣已明确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礼仪。

辽，这个勇于吸纳与创新的民族在对汉这一先进文化的态度上是不能不受其影响乃至对其发扬光大的。

（金属面具）

而公主头戴的金属面具，则是映射着属于契丹葬俗的游牧民族特质。

关于面具的起源，专门研究民族面具文化的故顾朴光先生在其《面具起源刍议》一文中，从狩猎活动、图腾崇拜、部落战争和巫术仪式四个方面展开了精辟的讲述。

然而具体到辽代墓葬中的金属面具，刘冰先生认为它是：

“与商末至战国中叶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的非金属覆面和青铜人面牌饰得合二为一”，并认为最终创造出完善的金属面具的，正是辽代的契丹族。

通过刘冰先生的深刻分析，我们亦可窥见特殊的社会规制在文物上的深深烙印。

鎏金银冠、錾花银靴及银枕和上述的网络葬衣、面具共同构成了属于辽代的金属殡葬服饰，这一完整的形制恰恰在陈国公主墓葬中都得以完美的展示。

关于契丹之“冠”，可以在汉民族的冠服制度和流行于鲜卑族的步摇冠中找到雏形。

我国号称礼仪之邦，冠服之制在礼制森严的周代已得以完善，后历代不断将其发扬光大，如始于周代的成年男子加冠礼即标示着“冠”之作用的强大；

同时流行于古代北方的步摇冠亦可视作辽之冠的雏形。

众所周知，辽出自东胡的鲜卑族系，而步摇冠着实在鲜卑贵族中已非常流行，因为顶戴金冠之俗是中国北方民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而且，辽之契丹建国前礼制未备，建国后，“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国……北班国治，南班汉制”，这一有意义的“一国两制”对文化交流的承载作用是有帮助的。

这两源头在契丹族建国后被巧妙地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契丹之冠；

（陈国公主墓）

同时，在视死如生、厚葬兴盛的丧葬观念指引下，契丹把这一形制引入其丧葬制度中，有了像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那两顶精美华丽的鎏金银冠和神秘面具。

结语：

契丹族建立的辽代的确是一开放的朝代，以至于在文化上，我们大可用“大放光彩”来形容。

这一点是与辽代所处的纵向历史背景与地理位置息息相关的。

整合来看，十至十二世纪的整个世界是“流动”的。这个时期是西方“黑暗中世纪”的中晚期。

从历史角度看，此前从4世纪始源自亚欧大陆的一波波民族大迁徙浪潮，不仅使世界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化、艺术方面也同样因这一“迁徙——融合”之态而进入了发展的盛期，正如“乱世出佳人”的生动比喻一样。

处于十至十二世纪发展中的辽代同样遵循着这一规律，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即为典型！

墓葬文物可以用“剽悍雄奇、沉雄博大、新奇瑰丽”来描述。

（狩猎归来的契丹人）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

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代的艺术设计风貌“传统犹具、多元并存”。

今日来看，也恰恰正是这一点适应着今天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标示着现今世界呈现的五彩斑斓面貌！

参考资料：

《草原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陈国公主墓葬饰和随葬物的文殊像探究》 李婧杰 赤峰学院美术学院

《辽代金属面具考》 张佳琦 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出土黄金面具鉴赏》 任华利 收藏家

《辽代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首饰及其文化内涵》 张倩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辽陈国公主家世考释》 刘珊 中国人民大学

《内蒙古陈国公主墓大探秘》 振中 时代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