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军总司令壮烈殉国，老兵冒死抢回遗体：满是枪眼和炮弹痕迹

抗战期间，中国共有两位集团军总司令殉国，一位是张自忠上将，另一位就是李家钰上将。1944年，在豫中会战中，原本可以随大部队撤退的李家钰将军，却率领他的三十六集团军选择了留在阵地与日军周旋。他的选择，使中国七个集团军获得了宝贵的撤退时间与行动余地；他的选择，也让我们的殉国将领名录中又多了一位“出不入兮往不返，马革裹尸还”的烈士。

把家人从轿车上赶下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作者——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在1945年曾接到过一个订单。成都的一户人家希望他为四川一位阵亡将军作一座雕像。这位将军便是李家钰。当时成都城内已经有了刘湘、王铭章和饶国华的塑像。刘开渠后来回忆说，李家钰的家人出手很大方，于是他找了两个学生帮忙，在1945年底完成了《李家钰将军骑马铜像》。这座雕像矗立在当时的成都北门。

李家钰将军殉国时，其子李克林只有13岁。李克林说：“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是我父亲的遗体。遗体军装上面，血已经浸透，满是枪眼和炮弹的痕迹。甚至布鞋上都有很多枪眼，血淋淋的。”

抗战前，李家钰在四川就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四川蒲江人，1909年入四川陆军小学，未毕业即投入辛亥革命。四川军阀混战时期，李家钰拥兵自重，称“遂宁王”，是四川“军官系”的首领，为四川的主要军阀之一。虽然如此，他有些作为却超出了我们对军阀惯常的理解。

为了维持其庞大的军费开支，李家钰虽然自印货币，遍设关卡，横征暴敛，但他却从不花天酒地。他用横征所得改造遂州旧城，新建中学，创办聋哑学校，修公园、戏院、电影院，编县志，还出钱印书——这册《金刚经》便是李家钰出资刻印的。

李家钰在军阀时代的最大成就，便是为遂宁地区修建了5条公路，最长的一条达44公里。他筑路的初衷也很简单。1909年，他报考四川陆军小学的时候，沿三尺宽石板小路走了三天才走到成都，结果还是迟到了，险些被取消考试资格。

1930年，李家钰回乡探亲，发现家乡仍是羊肠古道，“天晴一炉香，天雨一缸酱”，运输全靠肩挑背扛，李便捐资修筑街面，全以砖石铺砌。此路面一直使用至1980年。修路的同时，他派人从上海购入三辆汽车。这也是蒲江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汽车。

当时，四川经济落后，汽车汽油一直为珍贵之物。家人想坐汽车去看电影，李家钰马上就制止了。他说不行，现在是抗战时期，汽油从国外买进来很贵的。前方打仗要汽油，你们去街上坐公共汽车去。说完就把大家都叫了下来。

20世纪30年代，交通方便后，遂宁地区的经济面貌为之一改。一时间，此地商贾云集，遂宁随后在四川也有了“小成都”之誉。

然而，李家钰到底还是个军阀，无论主动为之也好，身不由己也好，抗战前，四川军阀的大小内斗中都有其身影。

1932年，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互相倾轧，发生“二刘之战”。李家钰率部进攻刘文辉防区，突破其千里岷江防线，活捉其旅长石肇武。

石肇武系土匪出身，其驻防成都时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李家钰为百姓做了一件好事，将石肇武处死，将其首级运至成都少城公园示众三日。成都人心大快。

后来，李家钰又受调阻击红军。这一次，他却被戏耍了一次。怎么回事呢？

与红军的过节

1933年，张国焘率领疲惫不堪的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经过艰苦鏖战，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四川的土皇帝刘湘随即出兵六路，进攻红军。李家钰受命担任“剿匪”第三路总指挥，他的对手是徐向前。

1934年8月初，徐向前命红四方面军展开反攻。期间，红军的话务员将电话线搭到了川军的线路上，他们正好听到李家钰在请示刘湘是否撤退。红军政委陈昌浩灵机一动，便模仿刘湘的口吻在电话中插话。他命令李家钰师坚守住阵地，不得撤退。电话中噪音巨大，李家钰听到伪命后，居然毫不怀疑，改变了撤退计划。结果，黄猫垭一战，其部被红军歼灭了四个团。李家钰心痛不已。

1940年，在山西抗日前线，升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的李家钰曾与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有过一次对话。

当时，朱德部途经其驻地，李部设宴接待。席间，朱德问李家钰：“其相兄，若他日你奉命与我军重又兵戎相见，你当如何？”李家钰回答：“我将效晋文公，让君三舍，再战。”言毕，二人开怀大笑。

实际上，内战期间，李家钰内心并不轻松。兄弟阅墙，自戕手足，外辱趁机而入，让他深感不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已升任四十七军军长的李家钰，曾致电国民政府请缨杀敌。蒋介石给李家钰回电说，为保留实力，建议只带一个师出川。李家钰说：“我以前的部队，都在打内战。现在为国效命的时候到了，我不留家底！”

那么，李家钰是如何走上抗日前线的？又是如何以身殉国的呢？

和朱德化敌为友

“二十三年内乱打造出一支川军，刀兵二十二年多，蜀乱从头数岂谁。”此为民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在抗战前对川军的总结。抗战前，虽然川军因打内战、吸大烟，在国人中的印象极差，但抗战一开始，他们就喊出了“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誓不返乡”的口号。川军吃苦耐劳，抗日战争期间，四川人砸锅卖铁，以一个省份，承担了全国30%的供应和10%的兵源。

1937年9月，李家钰之四十七军被列入邓锡侯部二十二集团军序列，分配至山西第二战区。因为在西昌，他们完全靠两条腿，一直走到宝鸡，才坐上火车。李家钰部出发之际，正值农历中秋，李家钰率其四十七军，自西昌沿川陕公路前往山西，徒步一路北上，长途跋涉40余日，行程4000公里。

他们穿小草鞋，大绑腿，短裤，背一把大刀，一个长枪，两个手榴弹。装备就是这样子。山西天气很寒冷，已经下雪了，人马都冻得不能动，冻僵了。

1937年12月，李家钰率领川军弟兄经过艰苦跋涉抵达山西前线。此时，抗战已经半年，山西虽已被日军占领交通干线，但广大内陆仍处在中国军队实际控制中。

这日，冬夜寒冷，李家钰和衣而睡。卫士怕他冻到，将自己的被子悄悄加在他身上。李家钰醒来后，发现了身上的被子，他大发雷霆，骂卫士是“笨蛋”。

日军开始进攻长治后，为鼓舞士气，李家钰每战必亲临前线。敌以飞机大炮轮番轰城，但是没有人退却，日军最后从被炸开的缺口涌入。守城官兵以血肉之躯，与装备精良之敌进行惨烈肉搏巷战，要死守，牺牲很大。

就在全国一心抗日之时，山西的国共军队之间却又出现分歧。李家钰又被卷入其中。

1939年，山西发生了“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进攻日军。第二纵队认为此举将使该部处于日军两面夹击的境地，因此拒绝执行命令。阎随即宣布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李家钰的川军受令，在晋城摧毁晋城抗日县政府和晋城牺盟会，对驻在土岭的共产党晋沁阳三县联合办事处进行了袭击，制造了“土岭事件”。

事变发生后，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在《新华日报》上说：“阳城等数县所发生之同室操戈反进步事件，本人认为系抗战中之莫大不幸事件。如继续扩大，是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之障碍。”

此时，李家钰的心态是，山西国军与八路军唇亡齿寒，同在一个战壕，虽然因历史原因互相多有误解，但一定要推心握手，才有最后战胜强敌的可能。特别是李家钰在四川吃过红军游击战之亏，他希望学到这种战法，以弱胜强，与敌周旋。

“土岭事件”后，朱德派统战干部找到李家钰，要求他释放被俘之八路军干部。

李家钰这才表白自己也是不得已，并表态：“今后，不论到什么地方，打日本鬼子，我们可以为国捐躯。打自己人，不干了！”然后他将所俘人员全部释放。

正好当月朱德应卫立煌之邀，赴洛阳开会，途经李家钰驻地。两人便促膝长谈，于是有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次相逢一笑泯恩仇。为防止军中的特务监视，他们二人还特意散步到山坡上避开众目。

八路军总部特务骑兵排一位叫王环琦的士兵日后还回忆起，他1940年春天在山西第一次见到李家钰时的情景。当时，李家钰给他留下的第一个印象，竟然是脚上穿的鞋。

“他的一双布鞋后跟穿坏了，为了走路的时候不掉下来，用一根绳子将鞋子拴在脚上。我多次送首长到四十七军军部去，都看见他穿着这双鞋子。那时再困难，作为一个军长，他也没有必要这样节俭。但是他总是将分配给自己的物品送给部下。”

王环琦说，李家钰的部队作风不像国民党部队，反而最像八路军。这固然是李家钰治军严格，但也是与受八路军领导人影响分不开的。

血战豫湘桂

日军大本营为打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掌握一条陆上交通线以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调集51万军队，发动了中日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豫湘桂战役。

在豫中会战撤退途中，李家钰作出了一个决定，他表示愿意顾全大局，为各撤离部队殿后，承担牺牲。李家钰掌握的也就是他三十六集团军的一个四十七军，实际上能参加战斗的只有四个团。他要以四个团，掩护七个集团军。

西撤途中，掩护大部队的李家钰部一直走的是路况最差的路线。此时，天上下起了阵雨，路途泥泞，行进困难。差不多走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人很疲惫，边撤边打，又遇到雨，最后走到秦家坡旗杆岭。

旗杆岭地势险峻，布满坳地。部队刚上坡，数名当地人在北侧一山头高呼：“山上有日军，不得前往。”李家钰回答：“纵有日本人，我亦应前往！”登山后，就地修筑掩护阵地。

李家钰行军时没和大部队在一起，只带了总部的文职官员，少量的警卫人员。一时，枪炮声密如急雨，他身边的部队只带了轻武器，马上组织还击。但是敌人居高临下，又有炮又有机枪，少数官兵跟随李家钰向右侧撤退。

三年前，四川省各界抗战前线慰劳团去灵宝县李部驻地劳军，在慰劳会上，李家钰心潮澎湃，为乡亲父老亲书“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14字，以明其为国报效之心志。

三年后，陕县秦家坡旗杆岭，李家钰一语成谶。

1944年5月21日上午7时，于旗杆岭，李家钰身着高级将领之黄呢军服，脚蹬长筒军靴，成为敌军攻击的主要目标。一个士兵后来回忆道，他一直跟着李总司令，看到李挨了敌人两枪及一个榴弹碎片，鲜血四溅。然而李将军还奋力挣扎着跑了几步，直至头部左额又中敌一枪，终于倒在了旗杆岭上。

1944年，距抗战胜利仅剩一年，继张自忠将军后，又一位中国的集团军总司令殉国了。一代名将李家钰，血溅疆场，壮烈殉国，终年53岁。

跟在总部后的四十七军一0四师闻讯赶到，悬赏招募来的五名士兵，冲到旗杆岭上，在一个死角里将李家钰的遗体抢回——李家钰的遗体旋即被运回四川。

李家钰殉国噩耗传出，举国悲悼。将军灵枢经宝鸡运回成都，过川陕公路时，沿途百姓纷纷鞠躬祭奠。

李家钰，字其相，他殉国后，其家乡蒲江县拟以其字改名为其相县，但被将军夫人谦词婉谢。

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在《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记载：抗战8年中，四川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的20%还多！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20%，即阵亡2633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