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通道”到“会理”，看新旧“三人团”更替，聊大遵义会议始末

写在前面：

最近更新太少，给自己的一个借口就是事务太多。恰好近期受组织安排，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必选动作和规定动作要求我为支部上一堂党课。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决定围绕遵义会议进行讲述，于是连夜突击完成了PPT演示文稿，并利用一上午时间手写了14页党课讲述文稿。今天在我的《由“通道会议”到“会理会议”，聊一聊大遵义会议的始末》党课基础上，重新整理一下党课讲述文稿分享给大家……

遵义会议的概念厘清

关于遵义会议，我们大多数人很熟悉，并不陌生。因为我们在中学阶段通过历史和政治的学习都有所了解和认知，但我们大多数人所了解和认知仅仅是遵义会议的本身，即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至17日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及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一遵义会议的概念仅仅是会议本身，也可称之为狭义的遵义会议。

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红军长征史等相关史实进行深入学习、认真研究之后就会发现，与狭义的遵义会议相对的还有个广义的遵义会议。即从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开始，直至1935年5月12日“会理会议”结束，历时5个多月，先后转战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前后共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和“会理会议”等7次会议组成的大遵义会议，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大遵义会议。

大遵义会议的历史背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三次起义的失败促使中国革命道路由“城市武装暴动”转向“农村包围城市”。

遵义会议的历史背景可以回溯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以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在武汉公然发动“7.15”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和工农群众遭到屠杀。由于蒋汪反革命合流，使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也由此破裂。

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应对蒋汪反革命合流，在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也就是“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国共合作破裂的经验教训，也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

“八七会议”以后，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部署，先后组织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1.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了南昌起义，由此也正式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由此拉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立革命军队的大幕。
2.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鄂边领导了秋收起义。
3. 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最终均遭失败，但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也开启了探索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篇章。特别是毛泽东在面临秋收起义失败的情况，第一时间调整作出了由进攻城市转向农村的决定，由此开辟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为其后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后来又有我们熟知的朱毛井冈山会师，直至后来发展建立了包括28个县境、拥有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千米、人口多达250万的中央苏区。中央红军也得到了发展壮大。

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获胜，纠集国民党和军阀对中央苏区进行五次围剿，前四次是折戟而归，第五次终有所获。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形势一片大好之际，这样的形势绝对不是蒋介石所乐见的。在1930年冬，蒋介石在蒋、阎、冯等军阀混战中获胜，使得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开始纠集国民党反动派和有关军阀对中央苏区进行封锁和“围剿”。

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四年间蒋介石先后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面对前蒋介石前三次军事围剿，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在第四次的“反围剿”中，由朱德、周恩来负责领导指挥中央红军，也使得蒋介石铩羽而归。

粉碎蒋介石的四次“围剿”

不甘失败的蒋介石妄图彻底消灭中央红军，在1933年9月又纠集了100万兵力，采取了“堡垒主义”的阵地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央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此时的中央红军指挥权已经在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上，交由博古和李德负责。而博古和李德二人，采用了“短促突击”和“堡垒对堡垒”的军事冒险主义，使得中央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

指挥不力，错失良机，湘江一战中央红军损失5万余人。

中央红军在开始战略大转移之时，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三人团”，来制定转移路线、转移计划以及决定人员的去留。

早期的军事“三人团”

对于到底什么人跟随转移，什么人留守苏区，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由中央“三人团”来确定的，而“三人团”中其主导作用的是博古。如我们在电影《血战湘江》中看到的“毛毛”被留在苏区，就是博古“家长”做派的真实写照，被留在苏区的还有瞿秋白、何叔衡等人。毛泽东作为“毛毛”的父亲，瞿秋白和何叔衡两人的挚友，万般无奈，无能为力。

血战湘江剧照

如果说博古和李德两人在人员去留方面的独裁还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二人对于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的计划更是本本主义、纸上谈兵。博古和李德两人，采取“搬家式”的转移，将中央苏区的所有能带的都带上了，小到坛坛罐罐，大到印钞机、印刷机等等，使得红军行动缓慢，错过了渡过湘江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最佳时机。

直至1934年11月25日，博古、李德才下令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面对前有敌军堵截、后有大量追兵，头顶还有狂轰乱炸的飞机，在如此危机的情况下，红一、红三军团等围绕湘江周边与来势汹汹的敌军在脚山铺、光华铺、新圩、后卫开展了阻击战，与湘江对面的敌军围绕湘江渡场开展了突击战，经过7天7夜的血战，最终中央红军用鲜血和生命为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在湘江铺就了生命通道。

血战湘江剧照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经过英勇奋战、殊死拼搏，突破了国民党军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也击碎了蒋介石妄图在湘江以东歼灭红军的美梦。但经湘江一战，中央红连军连同前三次突破封锁线， 由长征之初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多人，有5万多人牺牲在湘江战役中。也正因此，湘江战役后，当地流传：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鱼。

湘江战役之后，“三人团”中博古和李德两人仍旧坚持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在湘西重新创建根据地的计划，而此时蒋介石由重新纠集10倍余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实施围追堵截，此时的中央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大遵义会议的全部过程

中央红军生命攸关的紧急时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促使中央政治局接续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和“会理会议”等7次会议，其中“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可以视为“大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而“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则可视为“大遵义会议”的后续会。这先后召开的7次会议，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缜密地制定了中央红军行动计划，也明确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央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最终北上建立陕甘宁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大遵义会议”预备会议之——“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进入湖南占领通道县城后，博古与李德二人不仅没有吸取和接受湘江战役失败的教训，而且还是执意孤行，准备继续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如果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无异于自投罗网、自寻死路、自断经脉。在此背景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或“中华军委”）决定在1934年12月12日，召开紧急会议，共同商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

会上，博古和李德两人依然坚持红军北上的错误计划。而毛泽东主张：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内（蒋介石布下了埋伏圈）？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和赞同。会议当晚，军委纵队就向各军团发出了向西挺进贵州的紧急命令。

“通道会议”的召开引导中央红军向西转兵贵州，将3万中央红军从生死存亡的一线拉了回来。因为这次会议是行进路上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又称为“飞行会议”；又因为这次会议使得中央红军改变原有的前进方向，也称为“通道转兵”。

“大遵义会议”预备会议之——“黎平会议”

“通道会议”确定的中央红军前进方向得到了落实，但博古和李德两人并没有彻底放弃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念头。于是当1934年12月18日中央红军抵达贵州黎平后，再次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博古、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陈云、刘伯承和李德等人。

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坚决反对中央红军北上的原定计划，提出了继续向西挺进，进入贵州，在川黔边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与会的多数同志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意见，确定了红军的前进方向。

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彻底否定了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的原定计划，同时决定适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黎平会议”作出的有关决定并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在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大遵义会议”预备会议之——“猴场会议”

“黎平会议”以后，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避实就虚、转向贵州的军事主张，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在挺进西南的过程中，取得了多次胜利。由此，中央红军的各级指战员，乃至普通士兵都认识到原来“左”倾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和危害，也都认同毛泽东确定的军事路线。王稼祥和张闻天两人在1934年12月20日在乌江边一个橘子园里的对话，对于中央红军的何去何从，以及军事指挥都迫切希望能够由毛泽东来定向掌舵。

在193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猴场的宋家湾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大家争论得非常激烈，经过一夜直至1935年1月1日才结束。会议作出了《野战军通过乌江以后新的行动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为反攻，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猴场会议不仅制定了新的军事行动计划，对于博古、李德两人的错误的军事指挥权作了限制，并且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周恩来对于猴场会议的评价：在遵义会议前夜，终结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是遵义会议的一次重要的预备会。

“大遵义会议”的核心会议——“遵义会议”

按照“猴场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计划，中央红军由南向北分为三路，突破乌江天险，在1935年1月6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遵义城，次日红军全面占领遵义城。遵义也是红军在整个长征途中占领的最大城市，在甩掉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击后，红军在遵义得到了宝贵且难得的休整时间。

就在红军将士在遵义城休整的同时，中央政治局却紧锣密鼓地秘密筹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几天的酝酿讨论，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主要围绕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展开。

1. 博古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但在报告中博古过分地强调客观原因，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力量大等，进而极力地位自己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做辩护，找借口。
2. 之后，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军事指挥的错误，并主动承认错误，认领责任，坦诚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也严厉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两人的错误。
3. 接着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4. 随后毛泽东作了长篇报告，深刻批评了博古和李德两人的领导方法是极端恶劣的，批评李德包办了军委的一切工作等等，而且客观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后博古和李德两人在军事指挥的错误，并将之概括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
5. 与会的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发言否定了博古的报告，同意周恩来、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报告。也有凯丰（原名何克全）等少数人质疑、否定毛泽东等人报告，拥趸博古和李德。

会议经过几个回合的激烈争论，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统一了思想：否定了博古的总结报告，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来的“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在军事上下最终决心的负责者，确定了毛泽东为恩来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决定由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的有关决议并提交常委审查通过。

“大遵义会议”的后续会议——“扎西会议”

遵义会议后，按照中央红军原定计划：经赤水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但后来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上与红2、红6汇合，纠集了薛岳兵团和黔军、滇军主力以及川湘桂军，妄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地区。

红一方面军渡赤水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之势，中央红军在土城战斗失利后，立即作出了西渡赤水，向古蔺地区前进在图北渡长江。加上1935年1月下旬，国民党加大对中央苏区的“清剿”力度，中央苏区的局势非常严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的项英分别于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电告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方志敏被俘等情况，并请示中央对中央苏区行动方针速作指示。2月5日，项英再次以中央分局名义致电中央：请立复，迟则情况太紧张，则愈难。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上旬，在前往云南威信的途中连续召开了会议，作出了重大部署和重要决定。

“扎西会议”之“鸣三省会议”。1935年2月5日，在川黔边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的地带的石厢子、花房子两个小村庄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

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最终讨论决定：一是张闻天为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博古改为中央红军的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二是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复电，指示他们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指定由项英、陈毅、贺昌等五人成立中革军委中央苏区分会；三是调整并确定中央红军新的进军方向，决定在北渡长江不肯的情况下，应留在川滇边进行战斗并建立新的苏区。

当然关于“鸡鸣三省会议”的说法也是不一而同，但根据会议的亲历者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等同志的回忆来讲，均说会议是在川黔滇三省的交界处的一个“鸡鸣三省”的召开的，因此将这次会议称之为“鸡鸣三省会议”。

“扎西会议”之“大河滩庄子会议”。中共中央从水田寨进驻石坎子，由于此前在遵义会议上委托由张闻天负责起草会议决议，经过半个多月努力会议决议的草稿已经形成需要提交政治局会议审议。加之红三军团的彭德怀和杨尚昆建议中共中央在向扎西挺进前，争取一两天的休整。

鉴于以上原因，1935年2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大河滩庄子召开了为期三天的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审议了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等重大问题。经过充分讨论，最终决定：

1.中央红军暂缓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在川黔滇边地区以战斗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2.重新确立了敌变我变、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提出红一军团要发扬猛追猛打的作风，力争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

3.审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4.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领导同志赴各军团和中央纵队传达了会议精神。

“扎西会议”之“江西会馆会议”。1935年2月9日，中央红军各部相继到达云南威信的扎西镇。中央政治局在扎西镇的江西会馆召开了为期两天的扩大会议，并在军事路线、机构精简等方面作出决定。

1.毛泽东提出了“回兵黔北、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十二字方针，准备挥师东进，二渡赤水，出其不意反攻遵义；

2.确定干部层层下放，精简辎重，提升军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同时审定出台《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并予以公布；

3.抽调干部和武装力量，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在川黔滇边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牵制敌军；

4.任命以贺龙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行动进行组织领导，确定应以运动战为主，在运动战中对敌军各个击破的方针。

扎西会议旧址

1935年2月5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一渡赤水之后转战川黔滇边地区连续召开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的重要系列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文件的形式，将遵义会议成果书面化和固定化，初步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大遵义会议”的后续会议——“苟坝会议”

按照“扎西会议”确定的军事计划，中央红军在1935年2月18日至21日，转身东渡赤水（二渡赤水），杀了回马枪。用时5天，相继拿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将国民党反动派的2个师、8个团击溃，歼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这次胜利也是中央红军整个长征路上最大的一次胜利。

红一方面军二渡赤水

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电告各军团：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

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写下了不朽的诗篇——

《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取得了重大胜利，使得中央红军的士气高涨，同时也在许多红军指战员也存在求战心切，求胜更心切，执意扩大战果的心理。其中，红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在3月10日凌晨给前敌司令部发了封十万火急的电报。电报中，林彪、聂荣臻建议：红军停止围歼周浑元部，改为进攻打鼓新场，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于1935年3月10日，在贵州遵义枫香镇苟坝村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同意攻打打鼓新场。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除红一、红九军团因相距太远军团负责人未能出席会议，中央领导和各军团负责人均出席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刘伯承、李富春、博古、邓小平、刘少奇、陈云、彭德怀、张云逸、叶剑英、凯丰、邓发、杨尚昆、李维汉等。

会上，大多数与会人员根据林彪、聂荣臻两人的建议以及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原因，都认为集中红一、红三军团优势兵力可以轻取打鼓新场。而只有毛泽东却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并指出，虽然打鼓新场的守军数量不多、实力不济，但打鼓新场工事完备，而且一旦进攻打鼓新场不能速战速决，国民党援军会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到时候连同遵义、鸭溪、打鼓新场都将陷入敌人的包围圈，将给红军带来灭顶之灾。

会议从早上一直开到深夜，争论很激烈，多数人支持进攻打鼓新场。此时的毛泽东对张闻天说：你们硬要打，那我这个前敌政委不干了。说完，就离开了会议室。

张闻天对于毛泽东强硬而坚决的态度也是束手无策，于是就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意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并决定周恩来起草进攻的作战命令，于第二日清晨下达，同时通过民主表决，取消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改为彭德怀担任。

离开会场的毛泽东处于大局考量并没有放任不管，任其发展，深夜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再次阐述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危险，并希望周恩来重新考虑他的建议，暂缓下达作战命令。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又找到朱德，并说服了朱德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

1935年3月11日，由张闻天再次主持召开会议。会上，周恩来提议大家重新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但同意进攻打鼓新场仍然占大多数。在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极力说服和争取下，加之有情报显示国民党反动派有调集军队增援打鼓新场的动向，最终放弃了进攻计划。

苟坝会议旧址

“苟坝会议”因是否进攻打鼓新场而起，两天两次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的苦心劝说和不懈坚持下，最终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但此时的不仅毛泽东没有一丝喜悦，却因为解决军事指挥而召集20多人开会而痛心不已，虽然大家能够各抒己见，但却难以形成统一意见，贻误战机。于是，毛泽东建议中央成立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指挥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并对中央政治局负责。

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三度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即：新的军事“三人团”。周恩来任团长，全权负责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张闻天这一提议得到了一致赞同。

新的军事“三人团”

“大遵义会议”的后续会议——“会理会议”

“苟坝会议”之后，新的军事“三人团”不负众望，特别是毛泽东面对蒋介石由汉口坐镇重庆，布下天罗地网，准备将中央红军消灭在乌江北岸的妄想，引领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四渡赤水，最终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北岸，直逼贵阳。

红一方面军三渡赤水

此时已经由重庆移驾贵阳督战蒋介石，面对兵峰南进的中央红军早已吓得魂飞胆破，一面随时准备乘机逃跑，一面下令云南的军队火速驰援。就在云南的部队星夜东赴贵阳，驰援老蒋之际，毛泽东却下令中央红军绕过贵阳直奔云南昆明。

云南的军阀龙云是大荒失策，一面向蒋介石求援，一面下令扼守在云南北部金沙江的部队南下驰援。这样原本重兵布防的金沙江防线就形同虚设。于是中央军委在1935年4月29日下达指令：抢渡金沙江。同时为了吸引国民党军队，令一小部分军队抵进至昆明15公里处，虚张声势，造成进攻昆明的假象。而红军主力则日夜兼程，北上直奔金沙江。

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

最终中央红军主力，在1935年5月3日和9日，整整7天7夜，仅仅依靠几条小木船，巧渡金沙江，彻底将国民党的40万追兵抛在金沙江南岸。可以说，毛泽东以高超的政治智慧、超人的军事胆略，不断创造战机，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在红军长征途中上演了四渡赤水这一精彩绝伦的战争剧。

四渡赤水以后，正当红军甩开“尾巴”，高歌猛进之际，红一军团的林彪向中央提出了为什么舍弃“弓弦路”而选择走“弓背路”的问题，并建议由彭德怀代替毛泽东任前敌指挥，改换调整新的军事“三人团”。

为此，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会理会趁中央红军休整之际，为了统一部队思想，纠正存在的不良情绪，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思想和建议，并指出：对于战略战术问题，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因为林彪写给中央那封信的内容涉及到彭德怀，就此彭德怀也发言：遵义会议才改变了领导人，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会上，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也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充分肯定了这一阶段的巨大成绩。“会理会议”虽然是因林彪的错误思想和建议而被动召开的，却助推思想的统一、认识的统一，维护了党和军队的团结，同时也极大地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最后小结

在1935年1月，中央红军全面占领遵义，并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然而，站在我们今天的视角，去捡拾整合历史片段，就会发现“遵义会议”的召开是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深厚的推进积淀和深刻的延续发展的。也正如我上面所讲述的，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央红军不得已开始了战略转移，血战湘江之后，“通道会议”上暂时实现了军事战略转向；后又经过“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的继续深入推进，形成了转向川黔边，以贵州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在1935年1月，中央红军全面占领遵义，并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而“遵义会议”之后召开的“扎西会议”则是对“遵义会议”的全面落实，全盘固化；苟坝会议”则建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新的军事“三人团”；四渡赤水之后的“会理会议”则是对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再巩固。

从“通道会议”到“会理会议”，历时五个多月，转战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中央红军先后召开了七次会议，确定了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引领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会师吴起镇，建立延安根据地，抗击日本侵略者，战胜国民党反动派，挺进西柏坡，最终建立了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