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那段勇敢站立、热烈奔跑的经历

继《上海公子》《六尺之孤》后，作家王霄夫的小说《天堂客人》最新出版，“血脉三部曲”得以完成。小说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节点，王霄夫以精准的历史笔触，生动再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与人们的生活状态。

王霄夫曾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江山美人——宣和元年的爱情》《审判日》《宋徽宗：天才在左天子在右》和“血脉三部曲”《上海公子》《六尺之孤》《天堂客人》等，对戏剧和影视创作均有所涉及。

近日，王霄夫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专访。他表示，《天堂客人》主人公在三十岁不到的年纪，在人生最美好、情感生活最丰富、能量最充足的年纪，把自己点燃，希望在至暗时刻，闪现出最炽烈的如流星般的光亮。也因此，他将《天堂客人》献给年轻的一代，甚至未来的一代，“人生飘忽，时代多变，可堪追忆的唯有勇敢站立和热烈奔跑过的那段经历。”

原作者最好的态度，就是给予编导完全自由的创作语境

记者：请问您是从一开始就打算创作“血脉三部曲”的吗？创作初衷是什么？

王霄夫：第一部《上海公子》得到读者的极大支持和鼓励。我原计划是按照时间，纵向讲述，完成三部曲。第二部讲的是同一个主人公，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继续革命，再建功勋。第三部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改革开放的时间跨度中，主人公与命运艰难共行，与时代深刻交集，后来考虑再三，觉得条件不具备，准备不充分，尤其是认识上还达不到，对人物和时代的探究难以深入。如此史诗般的创作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不然可能半途而废。

于是，我停下脚步，再作思考之后，觉得不如暂时停留在同一时代、同一时间点，进行横向的、全面的挖掘和讲述，在相同或相似的历史背景下，对同类型的人物进行叠加重复、浓墨重彩的塑造。因此，后续的创作仍然放在《上海公子》故事发生时的民国后期。也因此，有了后面的《六尺之孤》和《天堂客人》。三个主人公，在同一时期，在不同地方，演绎相近的“血脉三部曲”。

创作初衷源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同时发表了短篇小说《一介书生》和一个中篇小说，讲述的都是年轻的新时代知识男性，进入社会和官场后的自我寻找和觉醒故事。许多年后，我渐渐觉得与当代生活太近的创作，因为时间沉淀不够，要进行更丰富和更有深度的发挥，似乎不太放得开。其间我的长篇创作主要是历史小说。及至三部曲构想开始，我把眼光放在了某个特定的时期，比如时间不远不近的民国，感觉会有较大的创作余地。这个时代资料更多，许多事情甚至有机会从当事人那里亲耳听到，内容更加可靠、确定。同时，作为一个过去的时代，完全可以当作历史、当作传奇来写。可以说，“血脉三部曲”与我最早的创作是接轨的，特别是主题和人物类型，其追求革命和自我革命的本质，是高度相似的。

记者：为何要叫“血脉三部曲”？这三部曲写完之后，您觉得关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的故事，您已经讲够了吗？

王霄夫：在塑造人物时，我们通常从主观和客观的两个维度寻求支撑点。三部曲的主人公正处于革命洪流最激荡、最汹涌的大时代，他们的选择是决然的，一是外部的大时代选择了他们，二是内在的基因决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从更深层次、更永恒的主题出发，他们所革命的终极对象正是自己。外部和内在，二者互为因果。

就我个人而言，目前已经完成的是空间叙事的三部曲，如果有机会，有待于以后有新的感受和发现，致力于完成人物纵向贯穿的、时间概念上的三部曲。

记者：您也担任了多部影视作品的编剧，所以您在写小说时会在脑中不自觉的“剧本化”吗？“血脉三部曲”有影视改编的计划吗？您会考虑自己当编剧吗？

王霄夫：我的创作经历是写小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写了许多中短篇小说，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一点很难改变。上世纪末，我参与过影视剧的创作，但借鉴的是戏剧，特别是传统戏曲的创作，起承转合、生旦净末……比较程式化，在叙事上与小说创作是两条路子。但有一点要承认，相对小说，影视剧的主线比较清晰，人物动感强烈，情节冲突极致，对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是可以充分借鉴的。

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文学化”是第一位的，而“剧本化”思维会有助于把人物命运写出精彩，把故事集中。小说充分“文学化”的同时，适当的“剧本化”，对创作并非无益。由此，可以有更多精力去驾驭文字、铺陈心理、美化情景等。

目前，三部曲在影视化过程中，制作方充分认识到难度，因此很努力地在寻找更好的改编方案。至于电视剧，其实是另一个创作生态，对改编有不一样的要求，特别看重是否有市场成功案例等等。专业的电视编剧往往不会轻易触碰长篇小说改编，因为很可能吃力不讨好，如有机会，他们宁肯自己去新编一个。

编剧是一门特别的手艺，其中诀窍不太好掌握，高也不是，低更不是。因此在影视化的过程中，我明确不会参与改编，以免增加干扰。当然也不当编剧，只期待好的编剧为作品加分。对原作者来说，最好的态度就是远离改编，远离剧本创作，给予编导完全自由的影视创作语境。

真正观察到历史的细微之处，避免一些事过境迁的“想当然”

记者：《天堂客人》您构思写作了多久？您觉得写作这本小说的难度，或者说挑战是什么？

王霄夫：从开始构思到完成接近十年时间。酝酿过程很长，动笔写作三年之内就完成了。难度在于过程，掌握当时的材料越多，写起来就越谨慎，需要突破的就越多。同时，杭州是我生活的地方，据我所知，很少有人这样写过这个时代的杭州，因此没有参照物。杭州为东南一隅，偏安之地，如何拉大她的框架，让她与外面的世界，如北平、上海甚至世界有机联系，让这段不显山露水的，连本地人都很少去了解的大历史再现出来，让其时其地的人物从地底下走出来，让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鲜活起来，显然充满挑战。

记者：写作《天堂客人》，您需要花功夫做历史的考据吗？

王霄夫：困难在于如何真正观察到历史的细微之处。比如阅读当时省党部的资料，包括大小会议记录，机关单位种种制度，包括薪酬制度，都需要了解清楚，从而对当时的工作生活情景、人际关系等等，有一种可靠近的想象，使创作更有质感。

我有几十年的职场经历，反而需要避免掺杂一些似是而非的个人体验，避免一些事过境迁的“想当然”。

记者：您在前言中提到了对《天堂客人》进行了大篇幅的艰苦修改，请具体讲述一下您都修改了什么？

王霄夫：初稿写成以后，不太满意。主要是故事结构不够牢靠，叙事方法还不够独特，人物类型不够丰富。后来我吸收了资深编辑、评论家和作家的建议，他们期望很高，甚至希望成为“经典”，这给了我极大鼓励。

压力之下，我只能大胆取舍，重新梳理。比如新加了精神科医生克里森这条人物线，通过他者的视角，解读和判断发生的事情，这条线一成立，使小说叙述路径有了依靠，结构更显清晰和确定。同时在想象力上勇敢突破，增强了梦游、幻想等精神方面的元素来演绎故事，推动情节，从而使几个主要人物显得别致和内在。另外，加强了“狮子猫”这件重要“道具”，突出了“钱江潮”这一独特的意象。还有，在主要人物上着力，增加主角沈甲妃的神秘性和命运的多重可能性。另一方面，提升原有“次要人物”，如谭杭丽笔墨加重，读者对这个人物予以了高度评价，电影改编者在阅读小说时，认为这条线有价值，人物很丰富。

记者：精神科医生克里森和他的催眠术在小说里很重要，您是如何想到设置这样一个人物的？

王霄夫：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始有精神学科的医生，清末民初，他们经常到江浙巡诊。后来在杭州的教会医院，驻诊的“洋医师”多起来，其中包括治疗“神经病”方面的“洋医师”。这些扎根杭州的“洋医师”接触到的是“杭州病人”，因此从他们眼里看杭州，更真实更深层更具体。

几年前，我去一家前教会医院探望友人，在一位外国女性塑像前站了很久，知道她既是医生，又是这家医院的创办人，青春年华来到杭州，直到终老于此，不禁触动，于是有了把她写进小说的想法。

注重文学性，也努力讲故事，让作品更“耐读”

记者：有评论家说您的小说是对读者的一场“冒犯”，您的叙事方式是对读者阅读经验的颠覆与挑战，请问您的这种书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您担心“冒犯”读者吗？

王霄夫：作家的行文叙事方式是长期形成的。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作的人，总想努力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而且当时发表的要求很高，如果语言没有特点，很难过编辑这一关。会更多地字斟句酌，并且会对同一场景、同一心境，通过多次的、不同角度的讲述，强化人物内心，烘托场景气氛，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另一方面，小说是文字的艺术，必须要有鲜明的字词句构建方式，通过生动而又严谨的句式，营造韵味，引发读者更多的思考甚至猜测。《天堂客人》叙事仍然采取三重结构，即围绕故事的现在进行时、过去时和将来时的叙述方式，强化对人、事、情的理解和感受，这种层层叠加的多重阅读，对喜欢轻松阅读的读者难免“冒犯”。

发自内心、历久弥坚的阅读，有时是沉重的，甚至是痛苦的，往往不能卒读。人们能引用《楚辞》中的名句，但除了少数专业人士，又有多少人真正读完全篇？即便接近大白话的《红楼梦》，能读完全书的，远远少于《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一口气读完的书，往往容易较快地被放过和遗忘，而难读的书，总是读了放下，放下又拿起，经过漫长的过程，还是难以释怀（例如《百年孤独》，以及国内一度盛行的“先锋文学”都是“冒犯”典型），其实是一种“耐读”。

网络文学和心灵鸡汤式的美文，使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变化，便捷式消遣式的阅读，似乎势在必然，是学会适应互联网生态下广大读者的这种写作，还是依然故我，设置“门槛”，坚持“冒犯”，对传统写作者来说，是一个需要检讨的问题。总体上，我觉得自己还是要注重文学性，也努力讲故事，徐徐引导，引人入胜，只不过叙述时，喜欢有节制的“说话”，让作品更“耐读”。

尽管时代不同，人在青年时期的相同点往往是共同的

记者：读者的反馈和评价会影响您未来的创作吗？您有什么与读者比较难忘的交流吗？

王霄夫：读者对小说主题、文字和人物（比如女性人物）等方面持一些正面评价，促使我在这方面继续改进，努力靠近读者。朴实而中肯的批评很有力量，更会影响我后面的创作。对于同行批评，认为故事情节太强，对此，我认真反思，争取找到更好的构思方法、叙事手段，更好地避免过度传奇和曲折。

在读者交流中，觉得与年轻读者，包括与大学生的互动，还是有难度的。他们虽然年轻，但更加成熟，互联网背景下，他们无所不知，了然于心。游戏的训练，使他们充满智慧，但很少提问，尤其是在传统模式下的分享场合。只有真正触动到他们敏感的神经，他们才会活跃起来，与你平等交流，然而这种碰撞发生，往往需要运气。难忘的是，一大部分有阅历和主见的女性读者，她们真的喜欢看书，而且犀利犹在，她们总是批评的，甚至是否定的、尖锐的，但最后总会促使你思考和改进，感觉效果良好。

记者：《天堂客人》中您本人最喜欢，或者说最为打动您的是哪些情节？

王霄夫：小说最终是奔向结局的。难以忘怀、印记于心的往往是人物的结局。如沈耀中一心求死、求死有道、死而有法的一系列情节；如谭杭丽一步一步卷进时代大潮，最终死于钱塘潮信的命运安排；再如伏申孤身远离北平，吾心何安的心路历程和最终将客死他乡的命运预示。上述只是一个类型。写作中感触最多的还是“病人”们的状态，我以为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记者：您提到“此书献给年轻的一代，甚至未来的一代”，那么您是否在创作时，会在写法、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考虑现在年轻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喜好呢？您想通过《天堂客人》如何打动年轻读者的心呢？

王霄夫：我写的是那时候的青年，尽管时代不同，人在青年时期还是有不少相同点的，比如追求的都是爱情、事业甚至生活方式，遇到的也都有困难、压力甚至颓废消沉。因此，我写有血性的青春，虽然可望而不可即，但我仍试图以此让读者有所对照，看清当时，有所触动，有一天或许会激起斗志。基于此，我尝试刻画出一个有侠义精神、有进取心的人物，虽然工作和生活都优越，但仍然追求革命，不肯放弃，说明敢于牺牲的重要性。另外，主人公取胜有法的情节安排，让年轻读者总体上会有“爽感”，也符合他们的期待。

除此，写作中确实有考虑，也是我最想试图能打动年轻读者的，是爱情或者说是爱情的力量。青春之时充满爱情想象，主人公伏申为了并不明确的爱情来到杭州，越陷越深……这条感情线，也是读者非常关注的。

不排除借用AI，但要算好一笔账

记者：您写作时会有焦虑或压迫感吗？请问您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王霄夫：焦虑或压迫感来自当代小说创作似乎没有很好的参照。自己始终在寻找怎么样的叙事方式上纠结，如顺着时间叙述，从头开始，还是倒叙。还有就是始终在寻找最好的框架结构，因为也没有文本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摸索，如此，通常直到写了一半才能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形状。等写完了，才知道应该有什么样的框架、什么样的叙述方法。最好的办法，往往在初稿写完以后才会想到。因此，修改幅度和工作量是很大的。

记者：创作历史小说，是否也需要“深入生活”？

王霄夫：既不能埋首于历史，更不能忘掉现实。除了掌握一些资料，主要看自己生活本身的积累是否充分。写人物，更多的是在写自己，写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写身边的人和事。打通历史和现实，打通故事和实际生活。如果没有观照现实，书中的人物和历史会显得空洞，就成不了好小说，哪怕出版了，影响力不会太大，生命力也不会持久。

记者：写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您从写作中获得了什么？

王霄夫：首先写作是爱好，其次是有助于思考，然后使生活充实。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日常在枯燥中度过，但写完了，你获得的是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

记者：很多作家都表示写作就是写人性，请问什么样的人性问题最能激发您创作的欲望？

王霄夫：物质和科技进步很快，但人性进步很缓慢，甚至会停顿和倒退。因此，最能激发起我创作欲望的，是从过去的人物中，从祖辈父辈身上发现美好的人性，看到比你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人性更美好，更有榜样意义，并且赞美她。

记者：您尝试过用AI写些东西吗？您觉得AI的发展会影响您的创作吗？

王霄夫：目前我没有，但也开始接到邀请。希望这方面的技术更成熟，如果写作更大体量的当代三部曲，我不排除借用AI。但要算好一笔账，如果用于修改的时间远远多于自己重新写一遍，那就要考虑清楚了。

记者：您未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吗？会考虑写现实题材吗？

王霄夫：一部当代小说已经构思好。写两代半人如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过来，一直到2022年。这个想法，引起了电影编导朋友的关注，但小说终归是小说，我力争先把书写好。

文/本报记者张嘉供图/王霄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