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袁文才和王佐被杀后，毛泽东愤慨地说：“这两个人杀错了！”

1930年，远在赣南的毛泽东听说袁文才、王佐被杀，感到十分震惊。井冈山是他和朱德等人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袁文才、王佐是毛泽东花了不少心血争取、教育过来的两位绿林好汉，1928年2月，袁文才领导的赣西农民自卫军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袁文才任团长，从此，这支队伍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及湘南起义农军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后，成立工农红军第4军。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编为红4军第11师第32团，袁文才任团长。先后率部参加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新城、龙源口、黄洋界、坳头陇等战斗，对这块红色区域的营建，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

回想1927年9月29日，工农革命军转战到永新县三湾村。那时，部队吃粮以及伤员的安置都存在困难，怎么办呢？毛泽东一面部署部队整编， 一面考虑联系井冈山绿林问题。井冈山有王佐、袁文才两支绿林武装，一支在山顶，一支在山腰，各有六七十支枪和一百五六十人，互相配合，据守井冈山。袁、王二人还是拜把兄弟，结为“老庚”。要想落脚井冈山，不得到王佐、袁文才允许那是办不到的。于是，毛泽东写信给袁文才和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请他们来 共同商议联合暴动的事。

当工农革命军一进村，袁文才很快就得知消息。他怀疑是国民党部队冒充的，就派人去侦察，揭下工农革命军贴的宣传标语，连夜送到茅坪。头领们看着“打倒国民党新军阀！”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便议论起来，都觉得不像国民党伪装的队伍。正在袁文才”等头领们议论的时候，哨兵带进两个陌生人，说是从三湾来专门送信给袁大帅的。袁文才接过信一看果然是给自己和龙超清的。于是， 要头领们讨论这封信。头领中有个叫陈慕平的，曾经在武昌中央农讲所当过学员，一看到毛泽东署名的信件，显得格外高兴，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几个头领不约而同地问他什么原因，陈慕平说：“我在武昌中央农讲所的老师来了，能不高兴吗?”陈慕平接着说：“这是送信上门来请的， 当然得去，不去恐怕有失礼面”。至于怎样去接头，头领们却众说不一。 有的提议袁大哥亲自去；有的却不同意，说办起事来留个回旋余地好。于是，有人提议：最好由陈慕平代表袁大哥去，一来可以见见老师，二来师生之间谈起话来也方便些。陈慕平立即表示：那好，我同龙超清去三湾走一趟，摸一摸情况。大家都表示赞同。袁文才最后说：“这几天大家不要走远， 万一有个不测，集合起来也方便些。”同时，他还指派人尽快把龙超清找来。

中午时分，把龙超清找来了。他读罢毛泽东的信，兴奋地说：“这下可好了。” 他转而问袁文才：“怎么打算? ”袁把陈慕平代他去接头的事说了。龙超清说：“这很好。 吃过午饭就动身。”袁说：“今天你已走累， 还是明天一早走好。 ”

毛泽东在三湾翘首等待着袁文才和龙超清的到来。当知道宁冈来了两个人时，毛泽东立即出门迎接。看见一个陌生人朝自己挥手喊道：“毛老师， 你好! ”毛泽东听得惊奇，仔细端详后问他：“你是哪 一个， 怎么喊我老师呢?”“我叫陈慕平， 是武昌中央农讲所学员。”他回答。毛泽东猛然想起来，“噢! 是你呀!你不会游泳，大家叫你旱鸭子，对吗?”陈慕平连连点头道：“是呀! 是呀!”并转过身将龙超清介绍给毛老师。毛泽东请他俩进屋里叙谈。

陈慕平先说：“本来袁大哥自己要来， 只是有点伤风不能来，要我代表向大家问候，欢迎到宁冈去。”龙超清简单地介绍 了宁冈县的情况，并说：“你们来了， 我们很高兴。文才那里估计不会有问题，他是今年1月入党的党内同志嘛!”毛泽东听了他俩的话，很高兴。毛泽东介绍了秋收起义严重受挫、转移到这里来的情况，然后说道：“在莲花县接到江西省委的信，指示我们到宁冈井冈山找你们。”双方谈得投机，互相又介绍了一些情况毛泽东发现他俩没有带枪，问其原因?龙超清答道：“我们这里枪很贵重，有钱买不到，带出来怕丢失，一般外出都不带。”毛泽东说：“如今是革命暴动时期，出门要随身带枪，你们回去每人带支枪走。”这时，团长陈浩对毛泽东说：“部队吃粮困难， 能否早点开到宁冈去?”毛泽东转问龙超清：“你们看怎么样?”龙超清说：“行啊，明就可以开到宁冈的古城去，离这里30里，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 ”

毛泽东率领农革命军进抵古城，开会决定在井冈山“安家” ， 由于伤病员较多，要尽尽快安顿下来。虽然袁文才的代表表示了欢迎，但毕竟还没有得到袁文才本人的点头，更没有得到他的老庚王佐的同意。毛泽东决定直接同袁文才会面，当面做他的工作，并请当时留在古城的龙超清回去同袁文才商量安排。

拿什么当见面礼呢?这是毛泽东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 从接触龙超清、 陈慕平中知道，枪是他们的命根子，而本部队枪支恰恰有多余，就在“送枪”上做文章吧。 他想，送少了不解决问题，狠下决心送他100支，现在袁文才总共也只有60支枪，送这些枪几乎可以把他们全部武装起来了，一定能够解除他的戒心与顾虑。工农革命军团部几个主要干部听到要送100支枪，大为惊讶，说：“这要占自己全部枪数的六分之一， 以后自己发展、扩大怎么办?毛泽东亲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说明争取袁文才的重要，送100支枪的必需，终于统一了团部干部的认识。

龙超清到茅坪找到袁文才，转告毛委员要会见他的事。在同他商定在大仓村会面后，龙超清又回古城通报情况。袁文才找头领们议论会见毛泽东的事，多数头领提出：“热情款待，准备全鸡、全鸭、全鱼。”少数头领仍顾虑重重：会见凶吉未卜，还是做些军事防备为好。袁文才认为此意不妥，有失礼节。其中一位头领献策说：“可以将30人隐藏在大仓村后面树林里，不露蛛丝马迹。”袁文才只是皱皱眉头，没有再说什么。

话说工农革命军这一边，团长陈浩提议，至少带一排兵去大仓村。 毛泽东说：“此议不可取，只你和警卫员去。”陈浩有点担心地问：“三个人 去行吗?这帮人原是绿林好汉，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的。”毛泽东说：“要相信人家， 尊重他们，人去多了反而不好，会增加他们的疑心。”还是决定三人去，由龙超清带路，毛泽东等三人按时赴约。茅坪的头领们也早早来到大仓村，在村口等候。当看清毛泽东只带两个随员时，立即示意撤去武装理伏。陈慕平指着前方说，那个头发长长的就是毛委员。袁文才大步向前，热忱欢迎。

袁文才把毛委员等迎进屋里，说道：“毛委员， 咱们久居深山，孤陋寡闻，先给我们讲讲当前时局好吗?”毛泽东说：“还是请大家先谈谈。 ”谦让一番后， 他向众头领讲起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中央八七会议制定的总方针及秋收起义的受挫等。接着，他话题一转问道：“听说你们这里 也闹得很欢呀!”袁文才接过话说：“红火了 一阵子，后来局势逆转，就退回山里来了。如今你们来了，革命斗争有指望了。”毛泽东又问袁文才：“你们有多少人和枪?”袁文才答道：“有一 百六七十人，60多支枪，有的枪还不能用。“毛泽东以赞许的口吻说：“你们在逆境中保存这么多枪， 很不容易呐!但这还不够，还应扩大呀!这样吧，工农革命军送100条枪给你们。”袁文才听到此不禁一愣， 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疑惑地望着毛泽东。其他头领也半信半疑，互相对视。毛泽东见此情景，又道：“明天， 你们派人到砻市挑100条枪。”众头领听清楚了，个个咧嘴欢喜。袁文才表示非常感谢。同时，他也不含糊，当即说：“听说 工农革命军眼下给养有些困难，我们准备了一点钱，先送你们略作补充。日后有需要我们的地方，尽管吩咐。”陈浩向毛泽东递了个眼色，得到毛泽东点头，就朝袁文才说：“文才同志， 还有一件事要与你们各位商量，我们有伤病员要安顿，想把医院和留守处设在茅坪，你们尊意如何?”头领对此感到突然，把目光齐投向袁文才，等着他表态。袁文才深明大义，环顾众头领一眼后，痛快地说：“有福同享，有难同担，咱们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也同意留守处和医院建在茅坪。”

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受到袁文才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敲锣打鼓，鞭炮齐鸣。两屠夫当即宰了一猪一羊，将热血洒在路上。这是山区人民接待客人的最高礼仪。在袁文才帮助下，工农革命军的给养得到解决，很快办起简陋的留守处和医院，使伤病员得到安置，使军需物资得以存放。

随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出去打游击，经井冈山南麓——黄坳 上山，受到王佐部队的欢迎。两支绿林武装经过改造加入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共同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为给官兵治病疗伤，袁文才创办了井冈山根据地第一所医院——茅坪后方医院，并从自家开的中药铺里无偿给医院提供中草药。井冈山会师后，队伍给养能力严重不足，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队伍陷入严重的生存困境。袁文才积极出主意，想办法来摆脱困境，没有粮食，他就从当地挖掘潜力，从土豪劣绅身上打主意，从山下挑运粮食进行调剂；没有食盐，他就亲自动手，采用当地的土办法，用老墙土熬制硝盐以解燃眉之急；没有衣穿，他设法从白区弄来布匹，自己创办被服厂……为了革命队伍的生存与发展，袁文才日夜操劳，尽心竭力。

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袁文才带领的红四军第三十二团，不论是在外征战还是留守后方，不论是反击敌军的军事“围剿”还是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不论是维护巩固地方政权还是发动群众支援前线，都突出地表现了这支队伍的人民性及卓著功绩。袁文才和王佐经过枪林弹雨的考验和井冈山斗争艰苦卓绝的磨练，从农民自卫军首领成长为成熟的红军指挥员，他们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28年底，国民党调动了三万余人的兵力，对井冈山实施围困战术。红四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面对这种困难，毛泽东、朱德等在1929年1月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柏露会议，决定实施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挥师下山，直出赣南，从而达到内线坚守与外线作战相结合。

但是，那时也遇到一个问题，《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中说，"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这是保持地方秩序的先决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王佐

这段话，让毛泽东心情沉重，他说："真不晓得中央搞什么子呀?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让老袁、老王晓得了，还不知道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怎么办?"

龙超清同意中央的意见， 陈毅 朱德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彭德怀没表态，毛泽东最后一锤定音说："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察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

虽然毛泽东做了合适的处理，但是，上面的文件已经给袁文才、王佐的悲剧投下了阴影。

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时，心中有两个心结：一是边界特委如何正确看待袁文才、王佐并能与其融洽相处；二是对根据地内纠缠不清的土、客籍争端伤透了脑筋。因为这种争端导致了以土籍人为主把持的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根本对立。

果然，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后，袁王与特委的关系日趋紧张，最终导致袁文才、王佐被杀。

毛泽东在听到袁文才和王佐被杀后，当即愤慨地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

袁、王被杀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袁文才的主要骨干周桂春、谢桂标、陈梦平、谢华光、朱游庭、李筱甫等先后被抓住枪杀了;王佐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计打死淹死40余人，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从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随之丧失。后来，红军部队数次力图恢复，均未奏效，反遭严重损失。

1950年，党和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为袁文才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仍然怀念着当年与自己出生入死、如今已长眠地下的两位早已作古的战友，深情地说：“他们两位是好同志,他们是‘左’倾路线的牺牲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