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说国史：隋唐时期的两都

在长安的建都史上，唐朝可以说是最辉煌的时代，无论是都城的规模，还是它对全国以及对中国以外的地区的影响，都达到了高峰。但是，唐朝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朝代在长安建都，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在唐朝初年，甚至隋朝的时候，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了长安作为一个首都的危机，还是老问题——粮食和物资的供应。翻阅史书，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记载：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关中大旱，饥荒，隋文帝率百姓“就食”洛阳。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关中饥荒，诏令百姓任意往各州“就食”。二年（公元671年），因上年以来旱饥，唐高宗赴洛阳。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关中饥馑，令诸府兵往邓、绥等州“就谷”，高宗与武后赴东都洛阳，不少随行的官民饿死在路上。隋炀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经常住在东都洛阳，武则天还曾迁都洛阳，改称为神都。所谓“就食”，就是就发接受粮食救济。

这是因为关中的粮食供应本来就相当紧张，相当一部分粮食是依靠关东从黄河逆流而上，经过三门峡天险，再进入渭河，同样逆流而上运到长安的。一遇到关中出现自然灾害、粮食歉收的情况，需要的供应量就更大。要在短期内将粮食运上去相当困难，成本也很高，还不如皇帝带领文武百官和百姓到粮食供应比较容易的洛阳接受救济。比较起来，还是这个办法方便，而且也更节省。

所以隋朝就在洛阳建了几个大粮仓。其中最大的含嘉仓，位于今洛阳市老城北，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唐朝时大规模存粮，含嘉仓成为国家的大型粮仓。考古发掘证实仓城东西长六百一十二米，南北宽七百一十米，总面积四十三万多平方米，共有圆形仓窖四百余个。大窖可储粮一万石以上，小窖也可储粮数千石。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总储粮量约为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

以前讲到隋炀帝、唐高宗和武则天、唐玄宗喜欢常住洛阳，或者经常往返于长安、洛阳，都说他们是贪图享乐，或者说洛阳的环境比长安好。其实如果只讲生活享乐的话，皇帝和皇后在长安也不会差；如果是为了巡游的话，临时去一下就可以了；但皇帝住在洛阳，即使不带上大批百姓，肯定可以节省一部分将粮食从洛阳运往长安的费用。

西汉时供应关中的粮食都来自关东，即太行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和山东半岛。到了隋朝和唐朝前期，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要靠淮河流域了。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北方受到战乱的影响，而南方因为接受了不少新移民，增加了劳动力，促进了土地的开发和粮食的生产。供应关中的粮食来源地已经不是北方的黄河流域，而是南方江淮一带和江南地区了。隋炀帝开通由洛阳到江都（今江苏扬州）的运河后，更便于将江淮和江南的粮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运到洛阳，但从洛阳运往长安的条件依然没有改变，所以关中对江淮漕运的依赖性更大了。

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为了避开三门峡天险，减少运粮的损失，李泌建议从峡东的集津仓到峡西的三门仓之间开一条18里长的车道，将粮食先装车，沿这条路绕过三门峡后再装船运往长安。虽然更费事，毕竟比船毁粮尽人亡强，也救了长安一时之急。那年四月，关中粮食耗尽，禁军将发生哗变，正好江南的三万斛米运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听到消息，唐德宗高兴地跑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经运到陕州，我们父子俩得救了。”

此前的兴元元年（公元784年），由于李希烈叛军的阻挡，江淮漕运不通，不得不改变路线绕道。王绍只得押运一批缯帛衣料赶到德宗逃出长安的临时驻地梁州（今陕西汉中市）。

德宗喜出望外，亲自慰劳，对他说：“将士们还没有春装，我还穿着皮衣。”这时已是农历五月。

唐末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朱温逼迫唐昭宗及长安士民东迁洛阳，并拆毁长安的宫室和民居，将木料建材由渭河、黄河运往洛阳，从此长安成为废墟。洛阳取代长安当了首都，但三年后，朱温夺取唐朝政权建（后）梁，立即将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定为东都开封府，而将原来的东都洛阳改为西都。五代期间，实际首都已到了开封，并为北宋所沿袭。

如果说长安只是宫室被毁、城市废弃的话，在战乱平息后是不难恢复的。举全国之力，重建新城亦不困难，以往长安、洛阳不止一次被完全重建。但唐以后，各朝再也没有以长安为首都，自然有其他方面的充分理由。其他条件都具备的话，战乱以后要恢复长安并不是难事。但是事实上，到了五代，然后又到了宋朝，首都不仅没有再回到长安，而且从洛阳到了开封。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继续以开封为首都，如果从军事上讲，开封无险可守，是四战之地，毫无优势可言。果然，到北宋末年，金兵南下，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很快就兵临开封城下。赵匡胤军人出身，岂会不知道这样的形势？其实，还是不得不考虑首都的粮食和基本物资的供应。

因为到北宋初年，整个经济重心，特别是产粮区，能够供应商品粮的地方，都已经转移到了江淮和长江以南了，首都所在的地方对南方粮食和物资供应的依赖性比以前更大了。从这一点上讲，开封的条件比洛阳更有利。通过汴水（汴渠）等水道沟通淮河的支流，连接淮河、邗沟、江南运河，可以形成以开封为终点的非常便利的水运系统，而且沿途基本都处在平原，运输成本更低，可以保证开封的粮食和物资供应。

朱元璋也知道当时是因为北方元朝还在，还没有完全统一，等到占领了大都（今北京市）以后，元朝的残余势力也还在北方，所以他刚开始建都南京，也有他不得已的地方。但是他知道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首都建在南京是太偏南了。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市）称帝建明朝。当时天下尚未平定，元朝的首都大都还没有被攻克。但他也明白，对一个统一政权来说，首都设在应天府太偏南了。所以在当年八月，他就确定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府为北京。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九月，他又就建都地点征求群臣意见，有的说关中是“天府之国”，有的说洛阳是“天地之中”，有的认为汴梁（开封）是宋朝旧京，有的认为北平“宫室完备”，莫衷一是。最后朱元璋裁定：现在天下初定，百姓尚未得到休养生息，劳力供应都得靠江南。应天府有长江天堑，临濠（今安徽凤阳）前有长江，后有淮河，又有水路通漕运，建为中都。所以明初有“三都”的说法，即南京应天府，北京开封府，中都中立府（后改名凤阳府）。

朱元璋的确曾准备迁都中都，所以中都的建筑规划比南京还宏伟广大，但到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四月，就在中都基本建成，只待进行收尾工程时，他宣布暂停，并且在当年九月正式决定停建。表面上的理由是动用的劳力太多，建筑标准太高，而南京的一些重要设施还没有建成。停建中都后，就集中人力物力改建南京的宫殿，并建设凤阳的皇陵。从朱元璋此后还要考察关中看，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他终于认识到，中都并不是理想的全国首都。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撤销了开封北京的称号。原来将开封作为备选首都，是因为比较起来，北方的几个城市中，开封水运条件最好，但之后发现汴渠早已淤塞，河道中的水太浅，漕运无法开通。既然解决不了开封的粮食和物资供应，自然不会再有迁都的打算。

朱元璋晚年还动过建都关中的念头，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八月，他命太子朱标巡抚陕西，考察关洛形势，谋划建都事宜。但太子从陕西回来就一病不起，次年四月就去世了，建都关中一事不了了之。不过，真正的原因应该还是考察的结果并不理想，才不得不放弃。否则，朱元璋在此后的六年间完全有可能继续派人经营。

到此，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在元朝以前的统一时期，首都最适合设在中原的黄河流域。总的趋势是由西向东，即在西安—洛阳—开封一线移动。决定性的因素是保证首都的粮食供应，所以必须保证从粮食产区到首都之间有可靠的运输渠道。从元朝开始，首都迁到了北京，离主要的粮食产区更远了，但找到了新的运输渠道。朱元璋生前没有能够选定最合适的首都，只能留给他的后人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