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增幅明显 平台经济火热呼唤提升协同监管水平

原标题：平台经济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增幅明显 平台经济火热呼唤提升协同监管水平

浦东法院发布《平台经济服务合同纠纷审判工作白皮书》显示，涉及平台企业案件占比及标的均有明显增幅——

平台经济火热呼唤提升协同监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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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发布《平台经济服务合同纠纷审判工作白皮书》显示，在法院受理的案件中，涉及平台企业案件占比及标的均有明显增幅。法院指出，鼓励各平台发挥自我管理功能，提升协同监管水平。

主播直播时长不够，公司要求返还收益并赔偿违约金，主播到底是“员工”还是“合作伙伴”？生鲜平台调整定价，供应商能否以“不可抗力”为由降低人力服务费？明星直播带货成果远不如预期，谁来承担不利后果？

伴随产业融合及业态创新的不断深化，平台经济中产生的纠纷在迅速增加。浦东新区作为上海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平台经济发展迅速，集聚起了一批头部企业。在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中，涉及平台企业案件占比及标的均有明显增幅。

劳动者在平台企业中工作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企业又该如何降低经营风险？日前，浦东法院发布《平台经济服务合同纠纷审判工作白皮书》，并建议落实平台责任，提升协同监管水平。

是劳动合同还是服务合同

庞某曾与今雷公司签订《合约书》，约定庞某每月需在腾讯“NOW”平台上直播25个有效天（日排麦不低于1小时），每月直播时长不低于90小时；无故断播3日以上构成违约，收益全部退回。

庞某在直播数场后离开，一个月后今雷公司要求庞某开播未果。今雷公司起诉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庞某返还收益、赔偿违约金和律师费共计50万元。庞某表示，其通过“58同城”上的招聘信息入职今雷公司的工作室，双方实为劳动合同关系。

“平台经济中网络主播系依托互联网平台而产生的新型就业方式，主播与签约公司合作的方式灵活多样，合同多以‘合约、合作、发展计划’等名称模糊呈现，法律关系不甚明朗，一旦发生纠纷，双方权责难以界定。” 浦东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张恋华介绍，“就平台与主播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法院以有无人身、组织、经济的从属性为判断原则，立足于合同具体条款，着眼于对人事管理、考勤考核、薪酬及奖惩制度等方面的考察，认定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

最终法院判决合同解除，庞某返还收益5.7万余元并承担律师费。

类似案件在平台经济服务合同中并不罕见。针对平台经济服务合同通常存在内容笼统、表述模糊、权利义务不明晰等弊端，张恋华建议企业和劳动者更多关注合同，特别是企业应强化合同管理机制，尝试运用电子合同、电子签章、电子认证等数字应用基础设施，为在线缔约提供合法支撑；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服务内容、范围、质量标准并着重考量场景需求、质量检验、结算标准及付款条件。

人力外包后是否能高枕无忧

人力外包之后，企业是否就彻底“脱手”了？在浦东法院的案例中，仁善公司、中泰公司均为某生鲜平台供应商，2021年4月，双方签订《服务协议》，约定仁善公司将该项目57名人员的劳动关系转移至中泰公司，中泰公司按580元/人/月支付服务费。

2021年9月，中泰公司向仁善公司告知平台将付给中泰公司的服务费标准降至159元/人/月，无法覆盖用人成本，故不再付费。仁善公司遂起诉要求中泰公司支付9、10月服务费。中泰公司则认为平台降价构成不可抗力，反诉要求确认合同已解除。

“小微企业风险控制能力不足是上述企业间产生纠纷的重要原因。”浦东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俞巍表示，在高成本、低收入的运行模式下，多数小微企业治理结构简化，对于履约风险较难把握。法院在审理的案件中发现，行业指引标准存在欠缺、协同监管机制尚未完善也导致了部分纠纷的发生。

法院经审理认为，《服务协议》约定了固定的服务费金额，中泰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所称的缔约前提存在。即使生鲜平台对中泰公司调整了价格，亦属于商业风险，而非不可抗力，遂全额支持仁善公司主张的服务费，驳回中泰公司的解约请求。

“此类短途配送行业准入门槛低、人员流动性大，平台往往通过人力外包的方式降低经营成本，且对人力采购享有定价权，故存量利益争夺被转移至人力供应商之间。” 俞巍表示，本案判决揭示了平台经济领域商业风险的客观存在，也间接保护了终端劳动者的权益。

构建符合行业规律的平台治理规则

直播带货服务融合了平台经济中的“信息网络+流量红利”要素，近年来成为热门风口，一些明星亦纷纷“下海”直播带货，将其粉丝量和号召力转化为流量和销量。星储公司就通过崔某签订合同，与其约定明星杜某一周内完成3次抖音直播，预估服务费25万元由星储公司预付，多退少补。之后，杜某仅直播带货一场，有效订单34份，由此产生纠纷。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履行义务人应对合同是否履行承担举证责任，其未能举证证明直播所达成的有效订单量，应承担不利后果。

“行业指引标准欠缺、平台运营模式不规范等都是造成矛盾的原因。” 张恋华表示，互联网平台与传统服务业纵深融合发展过程中，市场自主监管存在滞后和不足，平台作为汇集多主体、多资源的虚拟交易场所，出现角色定位不明晰、平台规则不透明的问题，引发了各主体间的纠纷。

“鼓励各平台发挥自我管理功能，引导和规范平台公开内部管控、处罚规则及程序保障机制，搭建第三方中立评估机制，吸纳行业内部专家、外部监管人员、市场经营者组成‘评估团’，对行业纠纷先行化解。”俞巍说，“尝试构建符合行业发展规律的平台治理规则，实现平台内生纠纷前置预防、前端化解。”（记者 裴龙翔）

（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