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迎|明代分封制与黄河水患影响下的开封城

摘要：明代开封城的形势特点，是明代皇室分封制下的产物，也是明代频繁的黄河水患和开封城安危两者休戚与共关系的缩影。明代开封城具有五个鲜明的形势特点：第一，为防御日益严重的黄河水患，形成了由护城大堤、土城、砖城、萧墙、紫禁城五重城垣层层围护的崭新城市格局；第二，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金陵、大梁为为南、北京，后成为周王朱橚及其后世子孙封地，王府林立，势若两京；第三，历次水患将城内低洼之处渐次淤平，原城内著名的三山逐渐不见踪迹；第四，“五门不对”的格局得以保持和延续，旨在凝聚、圈住城中的王气；第五，卧牛之势的营造和镇河铁犀铸造，系因牛为土属，土能克水，意在镇压河水泛汜。

关键词：明；开封；形势；特点；卧牛城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推翻元蒙政权，重新恢复汉人统治。在尚末定都之前，“故高皇帝时已有都汴、都关中之意”，并颁诏曰：“江左开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图治，广一视同仁之心”，并最终“以金陵、大梁为南、北京”。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又撤销开封陪都称号，封其五子朱橚为周王，就藩开封。明代开封城既为周王的封藩，其形制与布局自然与周王联系起来。周王系在宋、金故宫基础上改建府第，因而有别于其他新建的藩王府；此外，明代频繁的黄河水患，严重威胁了开封城的安全，亦对城市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增添了新元素。目前学术界对于明代开封城关注不多，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内容较为简略。对明代开封城的形势特点缺乏系统性阐述和形成原因剖析。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对明代开封城独特的形势特点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一、五重城垣

明代开封城从里向外有紫禁城、萧墙、砖城、土城四重城垣，总体布局类似明代南京城的宫城、皇城、内城、外城的四重形制。明朝末年，迫于黄河水患的威胁，又在四重城垣外围增筑了护城大堤，至此，形成了五重城垣层层围护的新格局。

１．紫禁城

明代开封城的核心是周王府，位于全城的偏北处。洪武十一年（1378），太祖封其第五子朱橚为周王，建藩开封。周王府的修筑时间，应在洪武十二年下半年或洪武十三年初春。洪武十四年四月周王府落成，十月周王“就藩开封，即宋故宫地为府”。周王府的规模与布局，参见《如梦录·周藩纪第三》记载：

周王府，本宋时建都宫阙旧基，坐北朝南，正对南薰门，即宋之正阳门也。北有大门五间三开，即宋之大宋门也。周围萧墙九里十三步......正北为紫禁城，高五丈，上有花垛口，内有拦马墙。南门，曰端礼门；北门，曰承智门；东门，曰礼仁门；西门，曰尊义门。殿曰：存信殿。存信殿前，旧有银安殿。......端礼门上供明太祖画像，有释、道二教藏经，外有城濠一道与大海子同，濠内地基宽阔，俱是内使居住，东亭后有内书堂，外典宝官二员，候上奏章用宝，端礼门三瓮三开，金钉朱户，红花涂墙，立砖铺地。

明初朱元璋实行分封制，明朝政府对诸王府规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制度，如洪武四年（1371）规定了王城城墙的高阔、大殿廊房台基的高度及社坛、宗庙的位置：

王城高二丈九尺五寸，下阔六丈，上阔二丈，女墙高五尺五寸，城河阔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九寸五分，月台高五尺九寸五分，正门台高四尺九寸五分，廊房地高二尺五寸，王宫门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后宫地高三尺二寸五分。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饰以青绿点金......立社稷山川坛于王城内之西南，宗庙于王城内之东南。

洪武七年（1374），规定了诸王府城门和主要大殿的名称：“定亲王国中所居，前殿曰承运，中曰圆殿，后曰存心。四城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疑为礼）仁，西曰遵义。”洪武十一年（1378），又规定了诸王府的占地规模：“周围三里三百九步五寸，东西一百五十丈二寸五分，南北一百九十七丈二寸五分。”然而，据《如梦录·周藩纪第三》记载可知，周王府筑有萧墙和紫禁城两重城垣。中心的紫禁城（即王城），只有四个城门名称符合明朝政府的藩王府定制，城高五丈，大大超过了“王城高二丈九尺五寸”的标准。周王紫禁城的规模虽不见文献记载，但据近年来的考古勘探与试掘资料可知，其遗址完全叠压在宋东京皇城遗址之上，今龙亭公园南大门以北，龙亭大殿后墙以南，包括潘湖、杨湖在内的区域即为明周王府紫禁城的范围。经实测，其形制呈南北稍长、东西略短的长方形。东墙南起开封市图书馆北围墙附近，北至开封市豆制品厂北侧，长约690米；西墙北起龙亭公园西侧，南至开封市麻刀厂西墙附近，长约690米；南墙东起开封市图书馆北围墙附近，西至开封市麻刀厂西墙一带，长约570米；北墙位于龙亭大殿北侧的东西一线，长约570米。紫禁城周长约2520米，即５里左右，远超王府“周围三里三百九步五寸”的定制。

为进一步了解明周王府紫禁城的内部结构，1981-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排干水后的潘湖湖底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发掘面积近4000平方米，初步揭示了紫禁城的基本面貌和范围内的多处重要遗迹：紫禁城中的地面多系青砖铺地，局部房基门前等重要位置为青石条铺地，铺地地面距潘湖底部1.5-2米。地面之上散落有大量瓦当、板瓦、筒瓦、砖块等建筑构件和脱落的红墙皮残块等，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是被洪水所冲毁。发掘过程中共清理出12座房基、２座花坛、２条排水沟和１处南北向廊庑台基，其中房基均为高台建筑，有的房基高出当时地面约1.6米，可以想见当年紫禁城内建筑的高大。

２．萧墙

紫禁城外围的城墙名曰萧墙，《如梦录·周藩纪第三》亦有记载：

周围萧墙九里十三步，高二丈许，蜈蚣木镇压，上覆琉璃瓦，下有台基高五尺，上安栏杆，栏杆外街宽五丈，方是居民，四周有井七十二眼，谓之七十二神煞。向南是午门，东曰东华门，西曰西华门，北曰后宰门。层层宫门殿宇上，斗拱俱用铜丝网罩，名为（字书无“”字，疑当音风）衣，下有白石一方，名曰足石，取丰衣足食之义。（门）极大宏敞，碧瓦朱门，九钉九带。门内东西承奉司，承奉内官，掌管阖府事务，传递本章，与在京东厂司礼监同。往北有直房百余间，中有东西二过门，乃宋时科道衙门也。明朝断间为一二三间，各官进内，候朝于此，停息更衣。东过门往南通宗庙。西过门往西通天地坛。东有马厩，直房东西二库，罪宗所禁之地。

明代开封以萧墙南墙以外的东西大街为标志，将整个城市分割为南、北两大部分，以南为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北主要是王府宫殿区。由王府南门午门通向砖城南门的大道，则是开封城布局的中轴线，这条大道两旁的大街小巷，形成了城内的商业中心，多为专供王公贵族消费的作坊、店铺所占据。

按《如梦录》的记载，萧墙的周围是“九里十三步”。萧墙遗址也已被考古探明，和以上记载基本吻合：遗址平面呈南北长、东西短的长方形，南墙东起今开封市南京巷南口，向西经西大街、新街口、前营门一线，至河南大学医学院西墙止，长约1150米；东墙位于南京巷至开封市第二十八中学南北一线，长约1400米；西墙位于大兴街向北至开封渔场一线，长约1400米；北墙自开封市第二十八中学向西经人民体育场、文昌小学至汽车公司停车场，长约1340米。四墙周长约5310米。遗址残存墙基宽8-10米、高3-6米。

周王府的萧墙，在明诸王府定制中是根本就没有的，且其周围“九里十三步”的规模，几乎是规定王城规模的三倍，应是明显的逾制行为。因此，当年周王在为萧墙的取名、修建过程中，还颇费了些心机。萧墙，也叫门屏，原意是指古代宫室用以分隔内外的小墙，周王府的外围城墙之所以以此为名，应有故意遮掩、避嫌的寓意。同时，在修建过程中，因越制过多，为避免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还用心良苦，制定了严密的对策，如尽量降低高度，仅二丈许，尚不及紫禁城高度的一半，同时在墙体上沿不用花垛口，而是用“蜈蚣木镇压，上覆琉璃瓦，下有台基高五尺，上安栏杆”，也是为了进一步淡化其视觉效果，以掩人耳目。

周王为修建王府可谓煞费苦心，却为其政治上的不安分以及王府规制上的僭越付出了惨痛代价，苦心经营的王府遭到铲毁。“（紫禁城内）存信殿前，旧有银安殿。因周藩王气太盛，敕贬诸蒙化，即复取回，将银安殿拆毁，并将唱更楼，及尊义门楼拆去”，此即开封历史上著名的“铲王气”的故事。孔宪易先生在校注《如梦录》时引用《皇明通纪》，详述了周王被“敕贬诸蒙化”的原因及经过：“建文即位，以明年洪武三十二年为元年。废周王橚为庶人；先是周王与燕、齐、湘、代、岷五府通谋，至是，乃命曹国公李景隆调兵猝至河南，围之，执周王及世子，阖宫眷属，送至京师，削为庶人，迁之云南。”朱橚被废为庶人发配云南后，建文帝认为开封周王府王气太重，遂在开封大铲王气。“铲王气”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历代屡有此事，此次在开封针对周王的铲王气大有讲究：“毁银安殿所以去龙心，拆唱更楼所以去龙眼，定四角石所以制龙爪，推土作台所以尅水，使龙不能飞腾。东华门不许开，谓之文官闭口；拆尊义门楼，谓之武将去头。”后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即皇帝位后，方才下令恢复周王爵土。

３．砖城

由里向外的第三重城垣叫“砖城”，是洪武元年朱元璋确定开封为北京时，在原金汴京里城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明初把开封作为陪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因而重修的开封城不仅比当时国内其他城池更为坚固，而且和其自身以往的格局和特点也有所不同。据明李梦阳《河南省城修五门碑记》中云：“河南省城者，宋之内京城也。是城也，起自五代，至宋而益饰。......我高皇帝定天下也，跸于汴驻焉，但遣将北伐，于是升汴为京，设卫十有六，填实之守焉。是故，是城也缮之视他城坚，甃皆砖也。然又重砖而城，根砖若石，入之地又数尺。”明代以前的历代开封城池均为土筑，即以土和泥，经层层夯打版筑而成，并在夯土之中浇以猪血、米汤、白灰等物以增加其牢固性，最多只是在城门一段才用青砖漫砌。明代开封城外则全部用青砖包砌，只有墙心和内侧仍为夯土，极大地增强了其坚固性和防御能力，这不仅是技术上的进步，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经洪武元年重修后的开封城“周围二十里一百九十步，高三丈五尺，广一尺”，城外有护城河，“深一丈，阔五丈”，共有城门５座：其中东边２个，偏南的为丽景门，俗称宋门，偏北的为仁和门，俗称曹门；南边为南薰门；西边为大梁门；北边为安远门。每门“各建月城三重”，城上还有“角楼四座，敌台八十四，警铺八十一，甚称严密”。

明朝政府对开封城的政治、军事地位高度重视，故在洪武年间大修的基础上多次进行增筑维修，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次：一是嘉靖元年（1522）太监吕宪重修五门城楼：“夫门者，城之喉；楼者，门之冕也。城修宜自门始......是役也，始于东门，程能计日，经费节力，奖勤黜惰，勾稽有薄，大持小维，工佣称事，执信布义，听其自来。凡城之材，砺锻、砖垩、木石、槱碳、胶角、颜采，皆公市平取，官靡告困，民罔知劳。一门既，一门继，五门既。”另一次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巡抚曾如春增建敌楼”。故至明朝末年，经重修后的砖城变得更为高大严整，《如梦录·城池纪第一》记：“（土城）内有砖城一座，高五丈，敌楼五座，俱有箭炮眼，三方四正，十六邪。大城楼五座，角楼四座，星楼二十四座，俱按二十八宿布置，样铺十座，窝铺五十四座，炮楼十座，周围四千七百零二丈，垛口七千三百二十二，城兵一百五十名”。

开封城高大雄壮，月城、敌楼、炮楼、护城河、吊桥等各类军事防御设施一应俱全，并有守兵常年防守，可谓城高池深，戒备森严。明人陈所蕴《增建敌楼碑记》描绘开封城“万雉云连，屹屹言言，望若列嶂，壮都会也”，“登楼四望，太行嵩室，居然在几案间，大河汤汤，仅如衣带，城之大观，于是乎备矣”。当时，在开封城楼上可远眺黄河，在黄河河床中也可遥望高大的开封城。明代于谦《黄河舟中》一诗写道：“顺风吹浪片帆轻，顷刻奔驰十数程。舵尾炊烟犹未熟，船头已见汴梁城。”

４．土城

由里向外的第四重城垣是土城。土城，亦即始筑于后周、北宋时期又多次增筑的外城，是五代、宋金时期开封城军事防御的首道屏障。外城在北宋末年和金代末年围绕开封城的战争中都曾受到重创。元至正年间，刘福通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据守开封，元军围城达三个月之久，起义军和元军在城下展开了数场激烈的战斗，外城再次损坏惨重。元末，“尽毁天下城隍，开封城亦仅余土阜”，明人李梦阳在《河南省城修五门碑记》中也曾留下“宋亡，入金历元，外城毁而内城存”的感叹。

明代，原外城部分城门故迹尚在，少数仍保留着北宋时期的名字，“去城七八里许，有土城，仅有土基，孔道存焉。周围约四十余里，其门尚有存宋时之名，如东南陈州门，东北酸枣门而已。其北为陈桥门、封丘门、卫州门，南则戴楼门，西则今称为郑门，本顺天门；固子门本金耀门，歇兹门本万胜门，水门本利泽门，并其名而亦不存矣，城之变迁有如此”。《如梦录》中亦载：“外城曰土城......仅余基址，有门不修，以土填塞，备防河患。”可见，昔日高大雄壮的外城至此已沦落为开封周围的一条土堤，也叫土城，在明代连年不断的黄河水患中，只是在抵御洪水、捍卫开封城安全中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５．护城堤

最外围的城垣是护城大堤，其修建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宋代以前黄河距离开封较远，对开封尚构不成直接威胁，金代明昌五年（１１９４）黄河改道，逼近开封，始有黄河之危。元代延祐六年（１３１９），为了防止河水侵蚀农田，开封城北人民在地势低洼地段构筑土堤抵御黄水，虽然规模不大，却成为后来开封护城堤的雏形。

明代黄河河务成为河南地方官的主要职责，河南巡抚于谦对此尤为重视，他下令在原筑御黄土堤的基础上修筑更大规模的护城堤，从开封城西修起，延至城北，再扩至城东三面。正统五年（1400），黄河水势上涨，逼近开封城垣，于谦亲临抗洪第一线，指挥开封人民与洪水作斗争，利用城西和城北尚未完工的护城堤拦住了洪水，保卫了开封城的安全。此后，他更是加快对护城堤的建设，至正统十一年（1446），城西、城北、城东三面的护城堤胜利完工，全长约20余公里，堤宽六丈、高两丈余。堤上五里一亭，派专人看守，护堤巡防。堤两侧则广植树木，防止堤土流失，形成了一道护城的绿色屏障。

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离汴赴京供职。是年，黄河在荥阳姚村决口，经开封城西之杏花营、城东之陈留，向东汇涡河入淮，此次黄河改道使开封城一度处于黄河北岸，因开封城南没有护城堤而变成了黄泛区。景泰二年（1451），河南巡抚王暹又在开封城南筑堤约15公里，堤东西两端与原护城堤接连在一起，至此开封城周围形成了一道周长约40公里的环形护城堤，时刻守护着开封城的安全。弘治六年（1493），黄河再次改道，从开封城北约10公里处向东流去，政府又在开封沿黄河两岸筑起一道新的黄河大堤，护城堤才退居为开封城抵御黄河水患的第二道屏障。

自五代时期后周扩筑了外城之后，开封城始成为由外城、内城、皇城三重城垣层层围护的城市格局，后至金完颜亮时期在开封大肆营建皇宫，开封又演变成为由外城、内城、皇城、宫城构成的四重城垣之制，至明代护城堤合拢之后，又与位于其内的土城、砖城以及周王府的萧墙和紫禁城一起共同组成了五重城垣的平面形态，这一崭新的城市格局，不仅是明代开封城形态布局一大特色，甚至在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和规划营造史上都是较为罕见的。

二、王府林立

明代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在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完善官僚系统的同时，对皇族子孙实行分封制度。洪武三年（1370）四月乙丑，太祖开启封藩制，“诸子当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国家”，首次分封其诸子和一个从孙（靖江王）到全国战略要地为王，“皆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当时，因开封系陪都未封。洪武十一年（1378），太祖取消开封北京称号后，遂于同年正月封吴王朱橚为周王，建藩开封。第一代周王朱橚为朱元璋的五子，初被封吴王，建藩钱塘，后因“钱塘财赋地”不可封，遂被改封周王，并于洪武十四年（1381）就藩开封。明朝的分封制度效法周代的嫡长子继承制，规定：“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也即亲王嫡长子为世子，袭封亲王，其余子为郡王，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余子封镇国......依次下推。开封自第一代周王朱橚开始，到明朝末年第十一世周王朱恭枵因洪水灌城出逃，共传十一世十一王，这样朱氏子孙世代相藩，在开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周藩”系统，周王成为开封城的统治者，周王府也占据了开封城。孔宪易校注《如梦录》时如是说：“‘周藩’，他不仅统治了这座城市，占据了这个城市，而且在这座城市的周围土地几乎都归他所有。” 开封城成为名副其实的“王的城”。

周王妻妾成群，子孙众多，“诸藩惟周府最为蕃衍”。据统计，至明末除袭亲王周王外，“历代周王位下分封郡王70余府，合计追封郡王共有270余位”。按明末清初王紫绶的考证，仅明开封城中的王府竟有72家之多，系全国之最，故当时就有“天下藩封数汴中”之说。这些郡王府以周王府为中心，左右拱卫，自成体统。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原武王府、西亭王府、应城王府、柘城王府、小山王府等，这些“群王门第，亦是金钉朱户，琉璃殿宇。宫中皆有内景，郊外皆有花园”，建筑得豪华壮丽。此外，开封城还有一些开国元勋后代的王府，如徐达的后代修建的徐府，大门金钉绿户，匾额“大功坊”，两侧门联书“春王正朔须千载，开国元勋第一家”，府外东西街道取名“徐府街”，也极其繁华。

周王世系的郡王、将军等数量众多，大多没有就藩封地，仍居于开封城中，只是食其封地地租，故明末时其宫眷等约有两万人以上。这些庞大的皇亲国戚、世袭贵族不仅要建造众多府第，占用大量土地，另外还要配套宗庙、寺院、牌楼等，因而明开封城内可谓王府林立，遍地楼宇。城中凡街市繁华之处，皆为诸王府所占据，反之，凡是王府集中之地，也自然成为街市繁华之处，正如《如梦录》所描绘：“大街小巷，王府、乡绅牌坊，鱼鳞相次。满城街市，不可计数，势若两京。”城市的经济、文化都紧紧围绕着王府而展开，使明代开封城成为一座典型的封建消费城市。如果说在无数劳动人民智慧和辛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周藩群府建筑，构成了明代开封城建筑的主体，成为那一时代开封城的象征的话，那么，以周王及其子孙所组成的王公贵戚，则无疑也成为那一时代开封城最主要的消费群体。傅衣凌先生曾将明清时代的城市经济分为两种类型：开封型城市和苏杭型城市，所谓的开封型城市就是指典型的亚洲消费城市，又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工商业是为这个城市的地主服务的。韩大成先生将明代城市分为“政治型城市”和“经济型城市”，将开封与北京、南京两个政治型城市并列，意指该城是典型的政治型大城市，以纯消费为主。

三、“三山不显”

有人用两句话高度概括形容明代开封城的形势，分别是“三山不显”“五门不对”。

根据《如梦录》记载，所谓“三山”是指“土街为一山，爪儿隅头为一山，夷山为一山”。“土街一山”，位于今开封的南北土街一带，从鼓楼街东口向北至东司门一段，宋代名叫“土梓山”，也称“土市子街”；明代，“土市子街”简称“土街”；清代光绪年间，土街从河道街东口、理事厅街西口处分开，分别称为“南土街”和“北土街”。“爪儿隅头一山”，在今开封大梁门内北仁义胡同至玉皇庙街一带。据清代开封府地图显示，在大梁门里尚有仁义胡同和玉皇庙的标记，此即爪儿隅头山的位置；至民国元年所绘地图显示，玉皇庙已经消失，但位于玉皇庙遗址处并以此命名的玉皇庙街却一直保留至今，为界定爪儿隅头山的位置提供了明确的坐标。“夷山一山”，位于今开封北门内的铁塔公园一带。根据明人李濂《汴京遗迹志》所记：“夷山在里城内安远门之东，以山之平夷而得名也，亦名夷门山。古有夷门，乃侯嬴监守之处。史记云：‘夷门，汴之城东门也。’而安远门乃汴之北门。今北门内地势颇高，似是夷山。而司马迁乃云东门，意者古今城垣改徙不一，今莫可考矣。”李濂所记是可信的，然而他评述说：“安远门乃汴之北门”，“而司马迁乃云东门”，“今莫可考矣”！是李濂误将“安远门”和“夷门”混为一谈。司马迁所说的“东门”是指夷门，为战国时期魏大梁城东墙上的城门，李濂所说的“安远门”是指开封城里城北墙东部的一座城门，即今开封城之北门。今开封铁塔即建在夷门旧址夷山之上：“上方寺，在城之东北隅安远门里夷山之上，即开宝寺之东院也，一名上方院。宋仁宗庆历中，开宝寺灵感塔毁，乃于上方院建铁色琉璃砖塔，八角十三层，高三百六十尺，俗称铁塔。”

开封城里并没有山，之所以说以上三地为山，实际上是指上述三地较城内其他地方地势稍高，而又高出不了多少，故而又说“不显”。郑之鎏在《续东京梦华录》中曾对此有详细的解释：“三山者，夷门三山在府城之内。大梁门南有山之形，今业已成城矣，不谓之山。通衢里巷，夷坦迤衍，更不见夫山；迨河水入城，渰没有深至三四丈、二三丈者，自西门迤逦东来，至大爪隅首，水仅二三尺深者。通藩府东折至山货街水仅一二尺，再东折而北去，至土街水不盈尺而止，高下起伏，观夫水而从可知山矣。”从中可知，明开封城中所谓的山，充其量比城内其他最低洼处高出最多不过三四丈，且相对而言，土街一山较爪儿隅头一山稍高，但高出也不过二三尺而已。高低落差如此之小，除非是认真地测量，平时人们用肉眼是根本无法辨别出的。

在历代文人的诗词中也能找到开封三山的影子，如金代诗人元好问的《梁园春三首》中就有“上苑春浓昼景闲，绿云红雪拥三山”的诗句；明朝大诗人李梦阳在《春日游三山坡》中写道：“崔嵬艮岳他年笑，寂寞三山后代思。湖色春光净满眼，古城风暮几人悲。”《汴京遗迹志》的作者李濂在《西江月·汴京怀古二首》中也有“五代古城残角，三山废垒寒葩”的描述。由此可见，关于开封城三山的说法，应是由来已久，且最迟在金代就有，并非是明代才出现的。

笔者认为，明代形容开封城“三山不显”的说法，重点并不在于说开封城内有三山，而是刻意强调其“不显”。准确解读隐含在这句话中的深刻寓意应该是：古城开封很早就有三山的说法，在明代之前，城中的三山固然也不怎么高，然其地势的起伏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到了明代，因为城内除三山之外他处地势不断抬高，和三山的高差在不断缩小，三山地势之高遂变得越来越不明显，故而才说是“三山不显”。这不仅是对明代开封城形势特点的高度概括，更是对黄河和明开封城微妙关系的真实写照。黄河的频繁泛滥和改道，使位于其脚下的开封城深受其害。仅有明一代，黄河在今开封辖境决溢86次，其中在开封城近郊就达58次。自洪武元年（1368）至弘治十八年（1505）的138年间，黄河在开封城周近有决溢的年份达59年，其间有两次水淹开封城区：一次是洪武二十年（1387）六月，河决开封城，泛水由安远门（北门）冲入城内，淹没官舍民房，冲毁街道店铺，“城中如釜底，民屋廛市尽沉水中，中原财赋聚集之地一没而尽”，损失十分严重；另一次是天顺五年（1461）七月初四日，河水决开封土城，城中军民当即用砖堵塞五门，防备水袭城内。至初六日，风激浪涌，大水冲入北门，平地水深丈余，官宅民舍一空，藩府宫眷及城内官员乘舟避于城外高处，百姓死者不可胜数。其间，还有八次黄河泛水袭城。在洪水反复肆虐之下，每次挟带而来的大量泥沙将开封城内的低洼之处渐次淤平，原城内的三山自然不见了影踪。

四、“五门不对”

“五门不对”是对明代开封城形势特点的又一高度概括。明代的开封城开设五座城门：

东门名仁和门，内匾“迓祥”二字，月城一座，有门三重，北、南二水门，以通曹州，俗呼曹门。小东门名丽景门，内匾“宜春”二字，月城一座，有门三重，北、南二水门，以通归德。归德古宋地，俗呼为宋门。南门名南薰门，内匾“中原胜概”四字，月城一座。有门四重，东、西二水门，俗呼为南门。西门名大梁门，内匾“永丰”二字，月城一座，有门二重，南、北二水门，俗呼为西门。北门名安远门，内匾“拱宸”二字，月城一座，有门四重，东水门一座，俗呼北门。

《如梦录·城池纪第一》中对五门的总结是：“东门（曹门）偏北，宋门偏南，南门偏西，西门正直，北门偏东，谓之五门不对”。

北宋时期开封内城之中，原有十二座城门：“旧京城方圆约二十里许，南壁其门有三：正南曰朱雀门，左曰保康门，右曰新门。东壁其门有三：从南汴河南岸角门子，河北岸曰旧宋门，次曰旧曹门。西壁其门有三：从南曰旧郑门，次汴河北岸角门子，次曰梁门。北壁其门有三：从东曰旧封丘门，次曰景龙门，次曰金水门。”金代末年，宣宗迁都开封之后，“再筑子城”，但也不过是对原宋内城的南北两墙向外拓展而已，在城门的设置上，应无大的变化。那么，开封城是何时何故减至五座城门了呢？考之史实，这一变化发生在元代。元至正年间，刘福通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和元军在开封城下曾展开数场激烈战斗，至正十七年（1257）义军攻打开封时，“纵火烧汴梁诸门城楼”，当时城内元军为了加强防守，“元将泰不花等以汴梁四面城门，止留五座，以通往来，余八门俱塞”，至此，开封城墙减至五门，即《如梦录》所记的宋门、曹门、南门、西门和北门。至正十八年（1258）刘福通攻进开封城后，并未将那些堵塞的城门重新扒开。

明初洪武年间，曾在开封大规模整修城池，并将沿袭使用多年的里城外侧全部用青砖包砌，工程可谓浩大，按理应将元代堵塞城门重新扒开，以方便城市交通。当时之所以仍保留五门格局，推测应源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明初曾以开封为北京，作为明军继续北伐、收复北方的根据地，保留五门的城市格局，有利于战时开封城的军事防御；二是仅设置五门，并使其互相之间都不对照，还应和时人的一种迷信说法有关：“汴梁地脉，原自西来，故惟西门直通，余四门皆屈曲旋绕，恐走泄旺气也。”

早在我国中古时期，注重聚气以防泄气，就已经成为营建城邑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如隋文帝修建大兴城时，便下令宫城、皇城之南，朱雀大街两侧四列坊，“每坊但开东西二门，中有横街而已，盖以在宫城直南，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此后在长安城布局设计中，该理念终唐一代得到沿袭。其后，开封无论是作为五代、北宋、金时期的京都或是明代的王府，均认为城中的王者之气是源自西来，又加之开封地处中原腹地，四周地平无山，因此各代在规划、营建开封城时，自然会对凝聚王气一说倍加重视。

开封城“五门不对”的原因，与开封历代皇宫的位置以及明代周王府的设置有很大关系。开封系八朝古都，其中六朝（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金）皇宫均位于今开封城北部正中的龙亭公园一带，历代皇宫南门通往开封城正南门（南薰门）之间的大街（御街）是开封城传统布局中轴线，这条重要的中轴线大街和皇宫前的东西大街相交，再向北因为是皇宫所在，自然不能直通，而开封城的北门也不得不设置在皇宫的东北部，此即开封城南门偏西、北门偏东的原因；历代皇宫前的东西大街横贯西门和曹门，将开封城分为了南北两大部分，北部即为皇城宫殿区，南部则为官府和居民区，本来开封城西墙的西门（大梁门）与东墙的曹门之间并无障碍阻隔可以直通，然或受风水之说，为使自西门进入城内的王气不致泄漏，故意让该大街的东段向北偏斜，致曹门位置较西门偏北；宋门是东墙上偏南段的一个城门，较西门而言位置偏南自然在情理之中。明代的周王在营造王府时，冒着僭越的风险营造了萧墙和紫禁城两重城垣，基本保持了与宋、金皇宫大致相同的格局，其目的也是为了圈住开封城的王气不致走失，如此，也自然延续了开封城传统的城市结构，使得“五门不对”的格局得以保持和传承。

周王朱橚及其后世子孙是开封城政治上的特权者，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封城不仅保持着“五门不对”的总体结构，而且在城内主要街道的布置上也煞费苦心：“城内周府前有兴龙桥，又有左右两龙须。东自锭匠胡同，往南至大店，过鼓楼而东，由鹁鸽市迤南，东至第四巷，南抵宋门大街止；又自鼓楼往东至五圣角，向南抵宋门大街止，谓之左龙须。西自武庙往南，至钟楼。一折向西，复南折至半截街南，一由钟楼口往南，过馆驿街西口，折向西，过开封府署西南抵城墙。一自馆驿街西口，由延庆观西南，抵雷家桥南，谓之右龙须。”以上两龙须均自龙头周王府为中心向外延伸，体现出周王府所在位置不仅依然占据全城核心，并对全城的形态和空间布局影响深远，可见从古代堪舆学角度上讲，全城所谓的汴梁地脉仍然是以周王府为中心建构的。

明代开封城五门外的道路，分别通往当时开封周围各县，其中“曹门通兰阳（今兰考），宋门通陈留，南门通尉氏、通许，西门通中牟，北门通延津，谓之五门六路，八省通衢”。可见明代的开封仍然占有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古人称开封为豫州分野，天地之中枢，八方之要冲，腹心之要地，从明代开封城五座城门的开设上，可以窥见上述说法并非夸张之词。当时全城的五座城门，再加上城门外的月城和两侧的水门，共有二十五个门洞，每个门洞有铁裹门两扇，这样全城“五处共铁裹门五十扇”。城外还环绕有护城河，称作海濠：“口宽五丈，底宽三丈，深二丈。”在护城河与五门外道路交会处，“五门外跨濠，俱有板桥，俗名活吊桥”，可见开封城各类防御设施依然一应俱全，俨然屹立于中原大地上的一座封建军事堡垒。

五、“卧牛之城”

明代开封城的平面图形状像一头卧牛，西门像牛头，其余四门像牛足，所以又称“卧牛城”。

“开封为卧牛城”的说法，在宋、元时期广泛流传。如南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先是，术者言京城（开封）如卧牛，贼至必击善利、宣化、通津三门，善利门其首也，宣化门其项也，通津门在善利、宣化之间，而此三门者贼必攻之地。后如其言。大臣虽预知，亦不以为意。”此外，这种说法还散见于我国古代戏曲和小说话本之中，如元曲《陈抟高卧》第一折有台词“欲寻那四百年兴龙地，除是这八十里卧牛城”、《喻世明言》第３６卷《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有对白“......东京百八十里罗城，唤做卧牛城”。另元人张宪题《宋宫观潮图》中亦有“磁州夜走泥马驹，卧牛城中生绿芜”之句。

《如梦录》中称明代开封城“势如卧牛，故名卧牛城”。

明代李濂《汴京遗迹志》亦有多处明代开封卧牛城相关的描述，如据其记载，在明开封城四周，分别有望牛冈、牵牛冈、牛尾冈等：“望牛冈，在城西南十里，汴京城形势如卧牛状，登是冈以望之，则居然可见，故名”；“仙游冈，在城东北二十五里，一名牵牛冈”；“牛尾冈，在封丘门外东一里许，俗以汴城为卧牛城，而此冈则牛之尾也”。可见当时开封卧牛城的形势还直接影响了城四周一些冈、坡的命名，足证明代卧牛城之说早已深入人心。

宋、元、明时期刻意将开封城营造为卧牛之势用意何在呢？从郑之鎏《续东京梦华录》中可以找到答案：“城以卧牛名者，城枕大河，牛土属，土能克水也。西城重门相向（明开封城的五座城门皆瓮城形制，其中仅西门为直门二重，其它均为三重或四重、屈曲开门），其牛之首乎，直吞河洛而来王气也。余则三四重门，转折而不冲向，其牛之足乎。盘曲卧镇、参差其形，惟静可以制动也。城外东北堤畔仍有一大铁牛，遥望河浒镇之，是有取乎名之也。”和维《愚见纪忘》亦云：“汴城卧牛之形，北视黄河为子，而子不敢来害其母，此臆度之说，无所据。”尽管和维文中强调此说为“臆度之说”，但也并非空穴来风，反倒说明该理念在当时社会上的普遍存在。由此看来，开封城之所以又称卧牛城，除形制像牛外，应系金、元以来黄河为患的产物，因按旧说，牛为土属，土能克水，取名卧牛城，当可镇河水泛汜。

不仅如此，在明代黄河多次肆虐为患的时代背景下，于谦任河南巡抚期间，还令人铸造了一尊铁犀安放在黄河南岸，以镇黄河泛汜，保佑开封城的安全。因时人认为，黄河屡屡泛滥，是河妖作怪的结果，只有铸造一尊铁犀，才能镇服黄河里的妖孽。“铁牛作为压胜之物，在其他方面的用法有镇城之物、镇辟河水之患，特别是河水之中的压水之功用更是常见......以铁牛作防洪、治水之法被历代采用。”古人镇水多用“犀”或“牛”的形象，主要源于我国古代两种带有强烈巫术色彩的传说：一是《吴越志》所载“钱武肃（钱镠，852-932，五代吴越国的创建者、吴越文化的主要开创者）时，有献云鹤水犀带者，武肃登碧波亭，命许彦方系带试水，水开七尺许”，因此历代相传犀能镇水。另一种说法则是，远古犀、牛不分，本同种，牛能耕田，属坤兽，坤在五行中为土，土能克水。至于为何很多镇水物均以石、铁等制成，除了此类材料厚重不易被激流冲走外，明人冯梦祯在其《快雪堂漫录》中的解释最具代表性：古人认为，洪水起，多因蛟龙生，“蛟木类，畏五金”，故以金压之。我国古代以犀、牛或其他铁、石质物件用来镇水的例子有很多，如西汉蜀人杨雄《蜀王本纪》载，“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压）水精”。又《华阳国志》言，李冰“外作石犀五头，以厌（压）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名曰犀牛里。后转置犀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再如北宋皇祐元年（1049），京城开宝寺上方院曾建造一座琉璃砖塔，因塔外表呈铁褐色，俗称铁塔，按清代学者常茂徕的解释：“汴城北临黄河，塔以铁名，盖镇压黄河之义。铁属金，金为水之母，取子不犯母也。又在艮方，艮为土，取土能克水也。”由此可见，于谦接任开封后，为了祈求神灵庇佑，增强百姓治黄信心，铸铁犀镇河患当属顺应民心之举。

正统十一年（1446）五月铁犀铸成，安放在当时黄河南岸新建成的回龙庙中，于谦亲撰《镇河铁犀铭》铸于犀背，其铭文曰：

百炼玄金镕为金液变幻灵犀雄威赫奕镇厥堤防波涛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怪潜形冯夷敛迹城府坚完民无垫溺雨顺风调男耕女织四时循序百神效职亿万闾阎措之枕席惟天之休惟帝之力亦尔有庸传之无极

铁犀坐北向南，面城背河，享受沿河人民的供奉，安放铁牛的村庄被称为“铁牛村”。天顺元年（1457），于谦在“夺门之变”中遇害，开封人民又在回龙庙旁建造了一座庇民祠，祭祀于谦和治豫名臣年富。回龙庙和庇民祠俱毁于崇祯十五年（1642）的黄河水患中，镇河铁犀也深陷泥淖。清代顺治年间，才将铁犀掘出。康熙年间，河南巡抚阎兴邦治豫三年幸无大水患，阎兴邦认为有神灵庇佑，又于康熙三十年（1691）重修庙宇。他认为原回龙庙面城背河，失其方位，将重建的庙宇改为背城面河，坐南向北之势，并改回龙庙为铁犀镇河庙。道光二十一年（1841）黄河再次在张湾决口，洪水围困开封城长达８个月，铁犀镇河庙在这场浩劫中被黄沙掩埋，仅有铁犀露出地表。1940年，侵占开封的日伪军为了收敛铜铁铸造枪炮子弹，用汽车将铁犀掠至城内，妄图将铁犀砸烂，后在铁牛村人奋力抗争下才免遭冶熔之灾，重新回到了铁牛村。

解放后，河南省人民政府对镇河铁犀进行了重新修缮，将其公布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该铁犀仍然蹲踞在开封城东北约四里铁牛村北的杨树林中。整尊铁犀由翻模工艺铸成，造型浑厚，威武雄壮，神态逼真。犀高约两米，独角朝天，双目炯炯，两肢前撑；犀体魁伟，有擒妖搏怪之力；面容端庄，呈永镇波涛之势。铁犀安放在高约一米的青石礅上，下为正方形须弥座月台，四周砌有水泥围栏，东、北、西三面砌有蹬道，蹬道的东西两侧立有康熙三十年（1691）河南巡抚阎兴邦所立的石碑两通。镇河铁犀表达了开封人民祈盼根除河患、安居乐业的强烈愿望，也承载着开封人民同黄河水患进行顽强抗争的大无畏精神，给河南人民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结语

明代的开封城，不仅是河南行省的省城，也是明初的陪都北京，还是周王朱橚及其子孙的封地。自北宋以后，开封城作为一代皇城的顶巅之势开始下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虽一代不如一代，但明代的统治者、开封城的经营管理者并未失去信心，从明代开封城的形势和特点看，无论是其“五重城垣”气势的彰显、“卧牛之城”形势的营造，或是其“五门不对”格局的承袭，都说明统治者仍在竭尽全力地凝聚、保持、延续开封城中尚存的王者之气。总的来说，在明代以前，开封城在其自身兴衰演替的进程中尚能保持着城池的规模、众多的人口和繁华的经济。明代开封城依然“王府林立”，并被赋予“天下藩封数汴中”“势若两京”的美誉，在一定意义上可谓继北宋灭亡之后开封城市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时期。然而，明朝末年的一场特大洪水将全城覆没，也使千百年来开封积蕴的王气瞬间化为乌有，标志着皇城时代的彻底终结。

明代开封城的形势特点，是明代黄河和开封城休戚与共关系的缩影，是明代日趋严重的黄河水患对开封城造成越来越大威胁的产物，更是古城人民同黄河水患不屈抗争、祈求根治水患、保佑古城平安美好愿望的体现。金、元之后，黄河改道，逼近开封，之后开封的兴衰便与滔滔黄水结下了不解之缘。黄河，这条举世无双的地上悬河在缔造了五千年光辉灿烂中华文明的同时，也给位于它脚下的古城开封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威胁和无数次的生死劫难。明代，无论是护城大堤的修筑、镇河铁犀的铸造，其背后都折射出滔滔不息的黄河洪水的影子。时值今日，依然屹立在中原大地上的开封城墙、守护在开封城周边的护城大堤、蹲踞在黄河岸边的镇河铁犀，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无数次的战争和水患洗礼之后均安然无恙，不仅成为古城开封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更将成为那个时代、那段历史的不朽见证。

转自《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