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的路该如何走？“小霸王”姚襄的人生简史

公元350年，后赵天王石虎病死，而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终于在这一刻被这最后一根稻草所压垮，霎那间傲立于河北的后赵帝国在这顷刻间四分五裂。

坦白的说，石虎统治下的石赵对于北方人民是一个很大的灾难，石赵帝国的灭亡从这点上来说对于当时的石赵帝国的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石赵帝国的灭亡则也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说是一个灾难，由于石赵内部的内讧，导致当时的北方再现了“永嘉之乱”的场景，从这个上面来说石赵帝国的灭亡对于百姓来说也是一个灾难。由于石虎死前的传位不当以及托孤不当，直接导致了在其死后，石赵王国重现了西晋“八王之乱”的那一幕，更由于石虎死后河北以及中原没有一个可以完全接受石赵王国的强大势力，此一时期河北有一个长达数年的“真空期”：石赵王国的野心家、前燕慕容氏等各大势力交汇在一起长达数年的战乱又重现了“永嘉之乱”的那一幕。

天下大乱对于前秦苻氏、前燕慕容氏来说是天大的良机，然而对于当时实力尚小的羌族来说是一场关乎生死命运的大事，接下去的路该如何走则成为了羌族首领姚弋仲的头等大事。

然而天不假年，公元352年，羌族首领姚弋仲去世，临死前他将首领的位置交给了其五子姚襄，“小霸王”姚襄的短暂人生由此进入了史书之中。

西进还是南下，接下去的路该如何走？

公元352年，姚弋仲去世，为了羌族的命运考虑，临死前他将首领的位置交给了姚襄，并嘱托姚襄在其死后回归东晋，也为姚襄点明了羌族下一步的战略规划，如果单纯从战略角度去考虑的话，姚弋仲此举无疑是当时最适合羌族接下去的道路的：

姚弋仲和符洪都有占据关陇的志向，然而在公元350年和前秦苻氏的交锋之中最终败于其手中，由此羌族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成为流民，依附于各个政权之间作为依靠。从形势上来讲，姚弋仲投靠东晋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当时晋朝虽然因为内乱失去了北方江山，可是我们从实际情况看到，就算是到了苻坚时代晋朝的正统还是具有威慑力的。对于父亲的话，此时的姚襄还是存疑的，在碻磝津停留数日之后姚襄便由荥阳西进，从他的行军路线就可以看出，此时的姚襄还是寄希望于进占关陇从而席卷天下而不是过寄人篱下的生活。

不过天不遂人愿，此时关陇地区的形势已然发生了变化，原本已经投降东晋的石赵豫州牧张遇由于遭到了谢尚的猜忌又迅速改换门楣投靠了前秦。

原本可以越过豫州、西叩潼关的姚襄在洛阳就遭到了前秦各部的有力阻击，一场激战之下，姚襄损失惨重，连他的战马也中箭而死，在这危急关头姚苌将自己的战马给了姚襄脱身，幸运的是在这之后援兵顺利赶到，姚氏兄弟也因而顺利脱身。

西进之路的受阻让姚襄不得已之下只有遵循父亲的老路，南下投靠东晋安身立命，而东晋皇帝也将其安置在谯城一带。

各怀鬼胎的利益交易必然会导致“小霸王”的反叛

投靠东晋，对于当时的姚襄集团和东晋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这件事情上两方都是得利的：

对于姚襄来说，在西进战略规划失败之后此时他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势力成为自己的依靠为其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此时的东晋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东晋集团来说，姚襄的力量可以填补淮水流域这一段的真空地带，可以为东晋巩固边防力量，更主要的是这支力量的加入可以抑制当时处于长江上游的荆州集团。可以说姚襄投靠东晋本身就是两个利益集团的交易，既然是交易那就是需要双方都有利益，一旦两方都无法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那么这个交易必然是会破裂的：

对于东晋而言，他们需要姚襄的军事力量来巩固其军事力量以及抑制桓温，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控制不了姚襄反而会成为其威胁，故而一直对其心存戒备。对于姚襄而言，投靠东晋本身就是其权宜之计，只是由于当时的形势而不得已为之，其目的就是借东晋的名号趁此招兵买马最后再席卷天下。这种情况之下，东晋和姚襄之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而殷浩和姚襄之间的摩擦实质上就是姚襄和东晋集团的摩擦，只不过这个问题则由殷浩扩大化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姚襄和殷浩之间的摩擦东晋一直是采取的不管不顾的态度，今天姚襄截击殷浩的物资，明天殷浩派人刺杀姚襄，因为此时的姚襄还没有对东晋构成威胁。

当姚襄凭借自己的声望在淮河流域招抚流民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时候，两方之间的这种临界点就已然开始微妙起来，而郭斁投降姚襄则是导致双方关系破裂的一个临界点，东晋不愿意看到一个自己无法控制的姚襄，而姚襄集团也认识到了此时在江淮地区已然没有了自己立足的可能性，故而在这之后不久便率部北返，两方之间的关系也彻底走向了决裂。

当“小霸王”遇上“大司马”，小霸王兵败伊水

公元356年，东晋大司马桓温再一次北伐中原，而桓温此时的目标正是盘踞在许昌一带的姚襄，那么桓温为何此时会找上姚襄呢？

从当时各大势力的分布情况来看，前燕慕容恪尚在，桓温对于慕容恪一直颇为忌惮，而前秦在前一次北伐之中桓温可谓是大败，而姚襄此时的实力较弱，这从军事层面去考虑。而从政治层面去考虑的话，姚襄盘踞的洛阳是西晋的旧都，早在永和七年桓温便上疏将都城迁回洛阳，当时东晋朝堂则以洛阳周边未定为由将皮球踢给了桓温，所以为了肃清洛阳周边的势力就促成了永和七年的北伐。面对殷浩，姚襄可以将他玩的团团转，而面对文武双全的大司马桓温桓温姚襄确实显得有些不足。公元356年四月，桓温北伐姚襄，面对桓温，姚襄深知许昌是不可久留之地，故而不久之后其转换战略方针率部攻打当时的洛阳，当时姚襄部下长史王亮就曾劝谏姚襄放弃洛阳回到河北之地再从长计议。

《晋书》：其长史王亮谏襄曰：“公英略盖天下，士众思效力命，不可损威劳众，守此孤城。宜还河北，以弘远略。”襄曰：“洛阳虽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据洛阳，然后开建大业。”

从战略角度来说，当时的姚襄所考虑的没有错，他想先建立一块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再进取天下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当时姚襄的确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可是从战术层面来说姚襄占据洛阳的举动又是有点愚蠢:

当时的洛阳夹在东晋、前燕、前秦三方势力中间，各方势力对于洛阳一直都是虎视眈眈，彼此之间互相争夺，而姚襄自身的势力又难以和三方抗衡，将自己置于一个危险之地无疑是不明智的。其次洛阳对于别人确实是拥有山河四塞之固，可是对于他来说是同理，后方桓温重兵压境，前方他又在洛阳城下僵持不下，可以说自己把自己置于一个危险之中。所以也从这些问题上可以看出，姚襄的能力比起殷浩之流的确是强上不少，可是比起桓温、慕容恪等顶尖人物，姚襄在军事和政治上则显得过于稚嫩。他并未听从王亮“放弃洛阳、以弘远略”的战略思想，反而是一意孤行。当“小霸王”遇上“大司马”，两者之间的差距一目了然，姚襄面对桓温想以诈降之计先诱惑桓温撤军然后再发起突然袭击，可是桓温一眼便识破了姚襄的计谋，大司马和小霸王的伊水之战终以小霸王的惨败而告终。

同样的战术失误在姚襄和苻氏对于关右地区的争斗之中也充分暴露了这个问题：当姚襄屡败于桓温、张平等人和前秦呈对峙之势时，姚襄应该正确听取沙门通“休养生息,以图远略”的建议，然而面对前秦的咄咄逼人姚襄最终还是不顾劝阻的出战，最终在前秦各路的重兵围攻之下，时年二十余岁的姚襄战死，由于姚襄的意外死亡使得羌族在此一时期的中原乱战之中失去了争霸天下的机会，然而对于羌族来说他们的蛰伏是暂时的，故而前秦苻氏在这之后收编姚苌等举动已然为前秦灭亡埋下了危机感。

单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姚襄对于后秦基业的奠基是有限的，更是由于其军事和政治过于稚嫩的缘故导致后秦在石虎死后的乱局之中并没有分得一杯羹，然而也是姚襄的缘故，后秦基业的奠基人姚苌于姚襄时代脱颖而出，也由此在姚襄死后姚苌成为了羌族部落的领袖，蛰伏于苻氏门下，在下一个乱战到来之际静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