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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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中央电视台有一档特别调查栏目“幸福是什么？”，记者随机将话筒递向路人并提问：“你幸福吗？”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回答，因此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讨论。“我姓曾”“我耳朵不好”这样的神回复也一时流传于网络。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当物质水平明显提升，精神生活日渐丰富，生活方式也不断变迁，人们还在关注幸福、讨论幸福吗？“你幸福吗？”这个问题的意义是否发生了变化？

莫言也被问过同样的问题

越有钱越幸福，

还是越自由越幸福？

尽管幸福感被视为个体的主观体验，它实际上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重要衡量指标，反映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作为社会整体福祉的体现，幸福感成为各国政策制定与社会进步评估的重要依据，其研究对于理解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也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幸福感如何被合理量化和测量？在多变量的影响下，它遵循什么样的趋势？

目前，世界上公认权威的幸福指数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教授负责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研究机构公布的幸福指数。该调查是一项旨在研究公众的价值取向，并探索其如何随时间与社会政策变迁而变化的全球性调查。自1981年至今，已覆盖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90%左右的全球人口。英格尔哈特在其最新著作《文化的演化：民众动机正在重塑世界》中展示了WVS长期观测的发现：在62个国家及地区，两个使用最广泛的幸福感指标（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指数）都上升了。

也就是说，人们普遍比过去更幸福了。

《文化的演化：民众动机正在重塑世界》，政治文化学大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十年文化变迁研究的顶峰之作

是什么带来了持续而普遍的幸福感的增长？人们或许会理所应当地认为经济发展和物质水平是最大的动力。但英格尔哈特发现，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收入对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递减，而个人自由的影响递增。选择自由感的上升是目前为止影响主观幸福感水平上升的最强因素。

当人们只能满足自己的基本所需时，经济因素才是他们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在现代社会，人们普遍给予自由选择和自我表现价值观以更高优先级。换句话说，与持有自我表现价值观的人相比，持有生存价值观的人往往生活满意度低、幸福感弱。现代化的幸福策略似乎比传统的宗教策略更为有效，尤其是在提供更多选择、促进个人自由和尊重多样性方面。

那么这种“自由比钱更重要”的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

40多年前，英格尔哈特在《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中提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几十年里，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悄然发生：战后的一代成长起来，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认为生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英格尔哈特发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的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带来了普遍的代际文化变迁，重塑了民众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促成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它是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更广泛的转变的一部分。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Ronald Inglehart，1934年9月5日—2021年5月8日）

这种广泛的文化变迁，从优先考虑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和强调个体服从群体规范，转向越来越强调个体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自我表现价值观强调性别平等，宽容同性恋者、外国人及其他外部团体，重视言论自由以及参与经济和政治生活决策的权利。文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变化，从更强有力的环境保护政策和反战运动，到政府、商业和学术生活中更高层次的性别平等，以及民主的传播。而这些都将产生更高水平的幸福感。

《文化的演化：民众动机正在重塑世界》内文

“静悄悄的革命”为何被颠覆？

按照《静悄悄的革命》作出的预测，随着较年轻的群体逐渐取代人口中较年长的群体，当后物质主义者人数众多时，他们会将新的、非经济类议题引入政治，社会阶级冲突会下降。同时，随着繁荣的扩散、预期寿命的增加、生育率的下降和教育的扩大，现代世界似乎会倾向于从传统价值观的一端走向“世俗—理性价值观”的一端。

然而，当代西方正在发生令人震惊和困惑的巨变，围绕价值观的国际冲突似乎正在蔓延。右翼势力的抬头与民粹主义的兴起正重新定义政治格局，许多国家的选民开始支持那些承诺维护传统价值观和民族利益的政党，反对全球化和移民政策。人们在拥抱社会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在政治舞台上见证了分裂和对立的加剧。

《文化的演化：民众动机正在重塑世界》实拍图

延续了40多年的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为何出现了“反转”？在最新的著作《文化的演化：民众动机正在重塑世界》中，英格尔哈特用新一阶段的数据和证据，颠覆了“静悄悄的革命”。

他发现，后物质主义和自我表现价值观的兴起，引起文化变迁的反冲，激发了民众对“排外的民粹主义威权政党”的支持。随着个体自由和多样性被强调，传统价值观受到挑战，部分人感到被边缘化，从而在政治上向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靠拢。

另一方面，经济和人身安全水平的下降有助于解释为何“排外的民粹主义威权政党”比30年前强大得多。英格尔哈特认为，生存安全与否，塑造了一个国家的世界观。安全——或者准确地说，不安全——始终是人们思考方式和价值观的根源。在过去40多年中，许多高收入国家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一部分民众的实际收入和生存安全感一直在下降。这一趋势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也进一步推动了民众对极端政治力量的支持。

人工智能时代，更好或更坏？

今天，新的变量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重塑着世界。高度发达国家正在迈入新阶段——人工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有巨大的潜力来改善我们的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提升生活质量，从而增强幸福感。我们将会迎来更广泛的机遇，还是“赢者通吃”模式的加强？

然而，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模式逐渐向“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的方向倾斜。在新的经济环境中，许多工作岗位可能被自动化所取代。不仅仅是低技能和重复性劳动的职位正在面临自动化的威胁，例如制造业中的装配线工人和零售业中的收银员，因为机器人和自助结账系统的广泛应用使得这些岗位逐渐消失；几乎全部的人类劳动力都在失去议价能力：在美国，法学院毕业的40%的学生所从事的工作都不需要法学学位，以报刊为载体的新闻行业正在消失，高校里学术生涯的完整性也正在受到削弱。

这些趋势不仅使人们越来越多地面临失业风险，还加剧了社会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对于那些未能适应和掌握新技术的人来说，失去工作的焦虑和收入的不稳定将直接影响他们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与此同时，能够驾驭新技术的群体，将会在这一新兴市场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进一步拉大社会的收入差距。

“静悄悄的革命”时代的文化变迁和政治变迁将如何延续？我们是否可以期待更高水平的幸福感？面对我们时代的复杂问题，《文化的演化》并未提供一套完整的答案，但它不仅揭示了人们价值观的转变如何塑造社会结构，还探讨了这些变化对国家政策、经济发展及个体幸福感的深远影响。凭借长期大规模的调查数据，英格尔哈特为今天世界持续上演的变化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也帮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价值观变迁对于世界变革的重要意义。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Ronald Inglehart，1934年9月5日—2021年5月8日）

文化的演化

民众动机正在重塑世界

[美]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著

王路遥 译

历时40余年调查，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90%人口

勾勒文化演化趋势的庞大数据库，现代化理论的经验证据

“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全新发现

将生存视为理所当然的“后物质主义”一代，价值优先顺序如何变迁？

在今天和可见的未来，世俗化和全球宗教复兴，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趋势？

现代化、宗教信仰、选择自由……什么因素决定人们的幸福感受？

人工智能社会，我们将迎来更广泛的机遇，还是“赢者通吃”模式的加强？

高收入国家的民众为何转向支持排外的民粹主义威权运动？

人们的价值观和目标正在发生何种变化，

这些变化又在以何种方式改变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