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朱德问邓子恢：你和林伯渠是不是搞错了？他儿子特别像你

1954年的春节这天，中南海里张灯结彩，家家户户欢度这个传统佳节，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这天林伯渠带着儿子林秉苏来到了邓子恢的家里，邓家只有邓子恢和儿子邓苏生在家，4个人举行了一个特殊的春节欢庆仪式。

互祝节日问候后，邓子恢、林伯渠两位老人向两个孩子郑重宣布：“经过调查，林秉苏为黄秀香所生，邓苏生为范乐春所生。秉苏应该姓邓，苏生应该姓林。”

林伯渠

两位老人说完以后，林秉苏和邓苏生都大吃一惊，这意味着两家以前弄反了，林秉苏其实是邓子恢的儿子，而邓苏生是林伯渠的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还得从1934年10月说起，当时中央苏区告急，红军长征在即。时任中央财政部部长的林伯渠奉命随红军主力行动，但妻子范乐春因刚分娩不久，无法与林伯渠同行，只能留守苏区开展斗争。

而时任中央财政部副部长的邓子恢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斗争，他的妻子黄秀香在财政部担任会计。当时黄秀香也刚刚分娩3天，虽然身体极度虚弱，但她需要马上把库存的资金和物资分给红军部队带走，因此她毫不犹豫地把刚出生的儿子交给范乐春代为照顾，随即匆匆赶往会昌县，执行发放物资的任务。

黄秀香在完成发放物资的任务后，在跟随部队向赣南突围的路上不幸受伤被俘，最后惨遭敌人杀害，年仅24岁。

而范乐春因为要在苏区打游击，自然不能一直带着两个孩子，她只好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了在会昌县农村生活的堂兄范美宏、郭发仔夫妇。范乐春告诉堂兄：“这里一个孩子姓林，刚出生14天，是我自己的儿子；另一个孩子姓邓，刚出生3天，也是红军的儿子。”

随后范乐春便回到家乡永定，参与领导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范乐春曾担任中共闽西潮梅特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1941年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

范美宏家里本来就有一个女儿，经济状况十分拮据，现在又多了两个男婴，生活更加困难。两个孩子没有奶吃，整天不停地哭，夫妻俩没有办法，只好将哭声更大的林伯渠的孩子送给了别人，而把邓子恢的孩子留下来自己抚养。

邓子恢的孩子长大一些后，养父母为他取名为“范宜德”。范美宏夫妇靠卖粉皮为生，尽管生活十分艰苦，但他们还是坚持供范宜德上了小学。范宜德9岁时，范美宏因劳累过度，不幸染病去世，不久以后，范美宏的女儿也不幸病逝，只剩下范宜德和养母郭发仔相依为命。范宜德也因此辍了学，开始帮助养母一起卖粉皮。

粉皮

范宜德11岁时，养母对他说：“孩子呀，你不能光帮我卖粉皮，妈妈送你当学徒学手艺吧，将来大了也好自己谋生啊！”

就这样，范宜德被养母送进一家店铺做学徒，他早晨5点半就要起床打扫院子，给老板和老板娘倒尿盆，晚上还得帮他们熏完蚊子以后才能睡觉。不久以后，范宜德在干活时不小心摔伤了，一天都起不了床，养母心疼得没有办法，只好把他接回家继续卖粉皮……

而林伯渠的儿子在被范美宏送人后，又被多次转送，最后被送到了一户姓赖的人家。赖家夫妇膝下无子，他们高兴地给孩子取名为“赖亚平”，尽管家境贫穷，但夫妇俩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全力抚养儿子。

赖亚平从小就十分懂事，5岁时就开始帮家里放牛。有一次，赖亚平在放牛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腿部严重受伤，当时赖家根本没钱给赖亚平看病，从此赖亚平落下了残疾，成了跛脚。赖家夫妇为了让孩子学一门手艺，在赖亚平11岁时把他送到裁缝店当学徒，赖亚平聪明好学，很快学到了手艺，成为了一名走村串户的小裁缝。

黄秀香牺牲后，邓子恢在1936年和女红军陈兰结了婚，但他一直记挂着两个孩子的安危，不知他们的命运如何。

邓子恢

1949年9月，江西解放，正在武汉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邓子恢得到消息后，马上提笔给驻扎在赣州的第48军政委陈仁麒写了一封信，托他帮忙寻找自己和林伯渠的孩子，他还寄去了一张自己的照片作为参考。

陈仁麒收到信后，马上派参谋左枫前往会昌寻找两个孩子，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他们很快找到了范宜德的养母郭发仔。

郭发仔没想到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她高兴地对调查人员说：“当年范乐春将两个孩子留下时，曾经说过一个姓邓，一个姓林。后来因为两个孩子没有奶吃，我不得已将其中一个孩子送人喂养，现在我身边的孩子是范乐春的。”

随后调查人员又根据范乐春的指引，找到了收养赖亚平的赖家，他们对赖家夫妇把红军后代抚养成人表示了感谢，而且说明这次是将孩子送到亲生父亲那里去读书，毕业后仍然会回到他们身边来，对孩子和他们都有好处。赖家夫妇虽然很舍不得，但想到为了孩子，最后还是同意了。

随后左枫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军部，向陈仁麒汇报说：“政委，我已经把两个孩子找到了，范宜德是林老的儿子，赖亚平是邓主席的儿子。”

但陈仁麒拿着邓子恢寄来的照片反复对比，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他把左枫拉到一边，偷偷地问：“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看范宜德明明更像邓主席啊！”

陈仁麒

左枫回答说：“范宜得的养母曾反复说他是范乐春的儿子，不会错的。”

不久以后，左枫带着两个孩子乘船来到武汉，将他们送到了邓子恢那里。邓子恢见到两个孩子后，十分高兴地问：“你们两个，哪个姓邓？哪个姓林？”

左枫指着两个孩子介绍说：“首长，这个叫赖亚平，是你的儿子；那个叫范宜德，是林老的儿子。”

赖亚平十分机灵，他听完左枫的话后，马上对着邓子恢夫妇大喊爸爸妈妈，邓子恢眼含热泪连声说：“好，好，好！”

一旁的陈兰经过仔细观察，总觉得范宜德的模样更像邓子恢，于是他偷偷对邓子恢说：“我看还是先化验个血型，别把两个孩子弄错了。”

邓子恢和陈兰

但邓子恢其实心里也有所怀疑，但他考虑到赖亚平的腿有残疾，不愿意把他送给林伯渠，于是对妻子说：“我看别化验了，把精干的范宜德送给林老吧！我们共产党人的孩子不是私有财产，他们都是革命的后代。”

两个月后，范宜德被送到了中南海的林伯渠家里，林伯渠特意为他改名为“林秉苏”，意为“秉承苏区的优良传统”。而赖亚平则留在了武汉的邓子恢家里，邓子恢为他改名为“邓苏生”，即纪念他在苏区出生。

1952年底，邓子恢被调到北京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全家人也跟着他一起住进了中南海。更巧的是，邓子恢和林伯渠的家相距不远，林秉苏和邓苏生这两个当年的小伙伴又玩到了一起。

林秉苏和邓苏生每天放学回来后，都会在中南海的食堂里吃饭。时间久了以后，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也都对两个孩子十分熟悉了，他们也很快看出了异样。有一天，朱德笑着问林秉苏：“秉苏，你到底是谁家的崽啊？我看你长得像邓子恢。”

朱德

还有一次，朱德直接把两个孩子拉到邓子恢面前，问他说：“你和林伯渠是不是搞错了？你看秉苏明明特别像你，苏生倒越来越长得像范乐春嘛！”

面对这些议论，邓子恢并不在意，1953年秋天，他到南方进行考察时，尽管日程安排十分紧张，但依旧没有忘记郭发仔当年对两个孩子的照顾之恩，他专门给郭发仔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还叮嘱当地的政府一定要照顾好她的生活。

邓子恢的这一举动让郭发仔十分感动，同时她心里也涌起了一阵内疚，因为当年她对调查人员说了谎。原来当年郭发仔把哭闹得更厉害的林伯渠的孩子送给他人抚养后，她就把留在身边的邓子恢的孩子当成范家的血脉抚养，以求给范家留一个“根苗”，在心理上求得安慰，所以后来当郭发仔面对调查人员的询问时，她一直坚持说范宜德是范乐春的儿子。

最终郭发仔决定不再隐瞒，她请人给在北京的邓子恢和林伯渠写了一封信，告诉了他们事情的真相，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当邓子恢和林伯渠向两个孩子公布真相后，林伯渠对他们说：“你们是人民养大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改不改由自己。但是，你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养父母，将来工作了，要承担赡养他们的责任。共产党人的子女，不是私有财产，都是人民大众的子女！”

两个孩子也都没有改名字，不过他们经济轮流到生父家里团聚、住宿，叫一声爸妈，喊一声弟妹，同大家一起生活。

邓子恢和子女们

1958年，邓苏生在高中毕业后，向父亲林伯渠提出要回到江西会昌县，在养母身边生活，林伯渠夫妇尊重了他的选择。邓苏生在会昌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在1959年在会昌参加高考，成功被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录取。

1963年，邓苏生从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后，再次回到了江西老区，他来到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并与一位农家妹子结了婚。邓苏生一直在江西工作了30年，直到退休后才回到北京安度晚年。

而林秉苏在1957年高中毕业后，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对于儿子的选择，邓子恢不以为然，他对林秉苏说：“我建议你学农业，不要去北师大了！”

但林秉苏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这年8月，他成功被北师大录取，邓子恢看到儿子的通知书后，也就没再说什么。

后来林秉苏才慢慢理解了父亲的苦心。当时经常有一些老区的群众因为生活困难，便托人给邓子恢写信。邓子恢每次收到信后，尽管经济并不宽裕，但都要寄钱，而且一次就寄200元，林秉苏渐渐明白，父亲对农村和农民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

1960年的困难时期，邓子恢带领全家去参观在北京展出的四川泥塑《收租院》，当他走到一个插着草标卖身的瘦弱小女孩的塑像旁边时，默默地站住了，眼里淌下了两行热泪，久久没有说话。

参观结束以后，邓子恢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反映他们的疾苦，而不能去欺负他们。”

林秉苏非常理解父亲的心情，因为当时的农民实在是太苦了！这天林秉苏回去以后想了很多，为了表达对父亲的崇敬和爱戴，他毅然把名字改成了“邓瑞生”，意为在江西瑞金出生，这样也可以纪念母亲在瑞金对他的生育之恩。

邓瑞生在大学毕业前夕，把一位名叫高松秀的女同学领回了家，他对父亲说：“爸爸，您和林老经常对我们讲，干部子弟不要老搞在一起，这样会脱离群众的，要和工农相结合。这句话我记住了，执行了。您的儿媳妇，她是个农民的女儿！”

邓瑞生和高松秀结婚以后，因为工作的原因，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直到1969年春天，他们才一起来到湖南安了家，高松秀成为了一名中学物理老师，而邓瑞生则在高级工程师的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晚年的邓瑞生在回忆父亲邓子恢时曾说：“事实证明，父亲当年提出的有关建立和实行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见解和主张，是正确的。我们子女应该牢记他生前的教诲，为人民和国家多做好事，心里永远想着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