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简介:
孟蜀石经,又称“广政石经”、“蜀石经”、“石室十三经”、“蜀刻十三经”,创刻于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广政初年,由后蜀宰相毋昭裔创议并主持,为儒家“十三经”经注最早的完整辑刻。
孟蜀石经是儒家“十三经”的首次结集,也是儒家经典体系第一次获得“十三经”之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文物历史:
孟蜀石经,因刻于广政年间,又称“广政石经”。始刻于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后主孟昶广政初年,由后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广政七年(944年),刻成《孝经》、《论语》、《尔雅》,由简州(今四川简阳)平泉县县令张德昭书丹。广政十四年(951年),又刻成《毛诗》、《礼记》、《仪礼》,由秘书郎张绍文书丹。《周易》由国子博士孙逢吉书丹。《尚书》由校书郎周德政书丹。《周礼》由校书郎孙朋吉书丹。又《左传》前十七卷,未著书写人名。后蜀广政中共刻成九经,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一引宋人赵抃《成都记》则称“刻……《左传》,凡十经于石”。
前蜀和后蜀偏处西南,较中原安定,文化兴盛,挺秀蜀中。前蜀宰相王锴家藏书数千卷,文学、艺术兴盛一时。后蜀宰相毋昭裔广蒐典籍,刊书刻经。毋昭裔按校订过的开成石经,聘用著名书法家,精湛刻工刊石。广政十经刊石千余,列立于益州州学,即汉代的文翁石室,今成都石室中学。
宋朝继孟蜀十经又补刊有三经(合为“十三经”),续完《左传》18至30卷,另刻有《孟子》。即由蜀帅田况主刻的《左传》(一记为《春秋经传集解》)续补18至30卷,《公羊传》,《毂梁传》,三经完成于皇祐元年年(1049年)。晁公武主刻的《古文尚书》、《石经考异》完成于乾道六年(1170年)。蜀守席贡、彭慥补刻的《孟子》镌成于宣和五年(1123年)。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算作一种,合成十三经(孝经、论语、尔雅、毛诗、礼记、仪礼、周易、尚书、周礼、左传、公羊传、毂梁传、孟子)。另有《石经考异》一种,加上两种《尚书》,共十五典。《石刻铺叙》详记了各书刻工姓名及数字。镌工姓名见于《毛诗》残石有“张延族”。
为了保护这些规模庞大的石刻经典,宋神宗时蜀守胡宗愈作廊庑“石经堂”以贮之。孟蜀石经与五代所行“监本”一道,是宋人校勘经书的重要版本。
孟蜀石经的毁亡约在宋末元初。一说为修城利用,今城墙拆除未见,不成立。一说为抗元时作为炮石击侵略者,但仅于城边发现十余块,亦有疑问。“十三经”正文六十四万七千五百余字,注解又当倍于正文。千余石碑碎作炮石必有近万散块,何止十余石。故其毁亡之故,尚待探索。
宋拓本蜀石经在明代已极珍贵。清朝乾隆嘉庆间始见著录,为人们珍藏研究。学者颂其“端方精谨”;“谨严遒峻”。蜀石经刊刻精整,各经有序列编号,篇次清楚。各经句下以双行小字刊列注解,读用方便。南宋人写文章多以蜀石经为标准,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引用则多据此本。堪称为石经中专精模范佳本。其书法与刊刻皆一时名家高手,亦为艺苑珍品。
文物价值:
孟蜀石经虽然依仿唐代的《开成石经》,但在刊刻经典文献的正文外,还于各经句下以双行小字刊列注文,这不仅有利于民间校对经注文字,还为人们正确理解经文意义提供了注本,大大促进了儒学在蜀中的普及。孟蜀石经经注文数达1414585字,“其石千数”,是中国历代石经中字数最多、刊时最长、体例最备、资料价值最高的一种,也是规模最大的一种。
石经的书法与刊刻都出于当时名家高手,书法优美,刊刻精整。其所用石料,系成都附近灌县(今都江堰市)的青石,经琢磨后双面刊刻。经石呈长方形,其厚度约为三厘米。每块经石都在其侧面刻有序列编号,各经篇目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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