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有句话引起争议，毛主席拍板：我看很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天，当天安门广场响起《义勇军进行曲》时，在慷慨激昂的歌声中，万民同唱，满含热泪。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虽然早在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就已经风靡全国，但是1949年10月1日，这首歌却被赋予了更深的意义——国歌！

在《义勇军进行曲》被确立为国歌之初，其中有句歌词引起了不少争议。最终因为毛主席拍板：“我看很好”，这首歌才一字不改地流传下来。

1949年8月20日，此时距离新政协筹备会面向全国征集国歌已经过去了近两个月，全国各地投稿者络绎不绝，为开国大典征集到了694首词曲，其中不乏有名人佳作。

参与国歌评选的代表无一不是文化功底深厚之人。面对如此多的歌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一个个否决。开国大典一天天逼近，国歌仍然没有选定，评选会的代表们个个愁容满面。

但国歌之事不容有任何瑕疵，评选小组无奈向新政协筹备会报告：“经组员慎重研讨，虽然国歌征稿众多，足以应选者尚少……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但是开国大典不可能没有国歌，这该怎么办？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也十分忧心国歌的筹备工作，他亲自召开座谈会，同筹备会的工作人员和各界文化人士商谈选定国歌事宜。

会议现场愁云惨淡，气氛低沉。国歌不仅需要雅俗共赏，还需要能传唱出全中国亿万百姓的心声，要是真有十分符合的歌曲，会议以不至于需要拖到毛主席亲自主持。

就在这鸦雀无声之际，一个声音突然传来：“我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如何？”

打破现场寂静的是时任国家美术院院长的徐悲鸿先生，此次提议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在参与会议之前就有了想法。

徐悲鸿

1949年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办了一场“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也参与了此次会议。但在会议上，发生了一件颇为尴尬的事，作为会议的一员，我们被要求在开幕式中奏唱国歌。

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此时刚刚得到解放，但这个时候连真正属于自己的新政权都没有建立，更不用说有一首代表国家的国歌了。

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场面，我方代表团经过慎重考虑以后，选择播放了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

这场会议给了徐悲鸿先生一些启发，让他有了提出《义勇军进行曲》来代国歌的想法。在场众人听闻后有人拍手叫好，有人闭上眼睛默默思忖。

在没有新歌曲可以脱颖而出的当下，《义勇军进行曲》不论是从内涵，还是传唱度上无疑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首版《义勇军进行曲》黑胶唱片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不仅日本帝国主义的肆虐，还有国民党反对派的疯狂，动荡不安。在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指示下，国民党对日寇步步退让，却对积极抗日的共产党人实施暴力手段，企图武力镇压。

大部分共产党员不得不转入地下工作，这时为了争夺宣传阵地，以郭沫若、鲁迅、茅盾、田汉为主要代表成立了一个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1年，刚满19岁的青年聂耳独自一人来到上海，在一家明月歌舞团中担任小提琴手，为自己喜爱的音乐事业而奋斗。

聂耳

青年聂耳不仅是个艺术天赋出色的年轻人，更是有着强烈民族情感的爱国青年。日本侵华以后，聂耳突然发觉自己不能终日不思国难，以娱为伍，他迫切地想加入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

就在这时，聂耳与田汉相识，经过田汉的介绍，聂耳也加入了左联，成为音乐小组中的一员。在这个时期，聂耳与众多投身革命事业的朋友相互结识。

两年以后，21岁的聂耳经田汉介绍，正式加入我党。

聂耳将自己的爱国心血全部注入到文艺作品当中，他与田汉合作了不少作品。在田汉拍摄的电影《母性之光》中，聂耳和田汉两人第一次合作，写出了歌曲《开矿歌》。歌曲中饱含了聂耳的爱国热情，从此之后，两人合作的爱国歌曲足有14首之多，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聂耳（左）和田汉（右）合影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但是全民族抵抗日寇的情绪空前勃发。在我党的号召下东北人民和部分国民党军组成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给日寇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以此为历史背景，左联发起人之一的田汉接手创作名为《风云儿女》电影剧本，电影在1935年的上海上映。

影片讲述了一个在日军侵略中华大地时，年轻知识分子冲出象牙塔直奔抗日前线的故事。其中主人公辛白华写下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段，便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电影《风云儿女》剧照

田汉在初步完成电影剧本梗概以后，一段音符从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由于一时间找不到纸，他匆忙将一段内容记在了香烟盒的锡箔衬纸上，这就是《进行曲》的前身。

但意外突然发生了，田汉被反动派逮捕入狱。无奈之下他只能将未完成的台本交给夏衍接着创作。

聂耳听闻田汉被捕入狱的消息，一把从夏衍手中抢过写有歌词的香烟盒说：“我来作曲，放心吧！”

聂耳之前就与田汉合作数次，两人关系十分要好。创作过程中，义勇军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身影一遍遍浮现在他的眼前，嘹亮高亢的军号也在他耳边响起。

为了避免聂耳也受到反动派的迫害，我党安排聂耳暂时中断创作，离开上海，取道日本赴苏联求学。

1935年4月，刚到日本不久，聂耳就把修改好的歌谱寄回，原谱结尾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但聂耳在最后又加了“前进！进！”节奏更加的铿锵有力。

聂耳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手稿

同年5月24日，影片《风云儿女》首映，这首主题曲在全民族抵抗日寇救亡图存的时候一经播出，迅速风靡全国，成为了中华民族危难之时最坚强的呐喊。

可惜的是，聂耳和田汉的合作成了绝唱。

1935年7月17日，在《义勇军进行曲》风靡全国的时候，创作者之一的聂耳却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

聂耳留下的绝唱《义勇军进行曲》给救亡图存的中国百姓带来了无法磨灭的力量。

正是因为《义勇军进行曲》中深深凝聚的爱国主义精神，让徐悲鸿先生做出了选择。

在会场沉寂，大家思考这个提议的时候，周恩来首先发声赞同：“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

这首是几个革命同志携手接力才得以完成的歌曲，不但在创作层面上展现出了我党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全国无数民众的内心中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经过一番讨论以后，大多数人都同意选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时，有些代表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既然已经选定了歌曲，那么歌词方面是不是需要有些小小的改动？

在创作歌曲的时候，国家处于危难之间，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谓是十分贴切。但此时，新中国即将成立，侵略者和反动派都被驱散一空，国家百废待兴。这句“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否有些沉重呢？

关于是否修改歌词的问题再次引发了争论，无论改与不改，各有各的道理。经过再三讨论，郭沫若等人提出建议:“不如将歌词改为了“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这也代表着新中国充满希望，即将崛起。”

郭沫若

但到会议最后，《义勇军进行曲》虽然被敲定为国歌，但是歌词是否修改一事还是没能确定下来。

1949年9月25日，离开国大典不足一周时间，因国歌歌词一事在中南海丰泽园里再次召开会议。

开场毛主席率先发言：“我看原歌词很好，就用原来的吧。”会议基调就此定下。

周恩来也明确表达了意见：“用就用老歌词，这样群众听起来才能共情。修改了歌词唱起来就没有那种感情了。”

在经过一轮轮的交流下，大多数人都表示采用原版歌词无需修改，连受托修改歌词的郭沫若也表示赞同。

会议最后，毛主席十分真挚地说出了这么一段话：“我国百姓历经压迫，现如今全国快要解放了，但国门外面还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这一句不仅现在不可以改，永远也不能改，我们要安不忘危。”

话音刚落，会场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1949年10月1日，在这个被全中国人民铭记的日子里，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曲声中，新中国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山河咆哮、人民怒吼，激荡的旋律传递在每个中华儿女心间，永不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