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淮海战役前国共双方的战略布局

马民康

摘要：淮海战役前国共双方的战略布局，从1948年8月3日至8日，在国民党“国防部”召开的军事检讨会上就开始确定了，国民党军从两年前的全面进攻到重点进攻改为重点防御，完全倒退到被动挨打的局面。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规定了：“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紧接着就开始了济南战役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仅一年时间，就解放了全中国。本文根据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国民政府档案》，以及国内外相关历史资料，从淮海战役国共双方战略布局、作战计划和作战结果，浅析淮海战役前国共双方的战略布局，以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淮海战役、战略布局、作战计划、执行能力、战斗意志。

一、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检讨会议

1948年8月3日，国民党军统帅部在南京“国防部”召开了各军事集团首脑、主要军、师长和“国防部”、“参谋总部”、海、空、勤总部，“国防部”各厅、局、司、署主要负责人等，120余人参加的“军事检讨会议”。

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大礼堂

会议开幕后，蒋介石作了题为《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讲话。蒋介石难掩心中焦虑，疾呼“就整个局势而言，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更是直接表示，眼前危局“是我们革命历史最大的污点，更是我个人最大的耻辱！”痛斥国军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的观念完全消失”，“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俘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许多下级官兵被匪军俘获编入匪部来残杀自己的袍泽，而不能相机反正，这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蒋介石表示：“精神上绝不能被共军缴械，要鼓舞北伐、抗战时的勇气，和共军血战到底”。“只要恢复了革命勇气，激发良知，痛切悔改，将平时一切精神心理生活行动，在会议中间详尽检讨，切实改正，就一定能成功！恢复革命信心、重振官兵士气！”

8月4日上午，蒋介石出席“军事检讨会议”，听取报告，并训示高级将领：“研究哲学与思想战争之重要，复明告以共匪哲学之出发点，及望所收之效果，使吾辈知所警惕，而谋应付之道。”当日，派任李延年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

8月5日上午，“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就当前军事形势作报告。谈到兵员、武器的损失情况，尽管一番虽然但是，但何应钦不得不承认：“两年来，我军损失兵员共300余万人，步枪100万支，轻重机枪7万挺，山炮、野炮、重炮1000余门，迫击炮、小炮15000余门，还有大批坦克、汽车、通讯器材和各种弹药无数。”

8月6日上午，蒋介石听取“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报告中原作战检讨结果》，非常不满，训示四个小时，其中一条要点就是：编组强大兵团，适时主动击破匪军主力，猛打猛追，不遗弃任何军用物资，窒息匪军。批示：郭汝瑰之发言，颇切实中肯，惟因过于坦白，对国防部之指挥与缺乏战略预备队等论评，有使部队对上级失去信仰之顾虑，似不宜印发各部队参考。

襄樊战役检讨，蒋介石利用战地视察第八组组长周建陶对白崇禧见死不救进行抨击，引发白崇禧的参谋长赵援的不满，互相指责。

豫东战役检讨，蒋介石重点批评了邱清泉的骄横跋扈，指责他不听指挥，坐视区寿年兵团全军覆没。接着蒋介石向中原作战有功将领第七兵团中将司令黄百韬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向中原作战坚守阜阳的第十四绥靖区中将司令李觉等晋颁三等宝鼎勋章。

8月7日，参谋总长顾祝同代表蒋介石提出新方案，即：为巩固长江以南防线，防止共军渡江起见，应暂时停止战略性进攻。将现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部队，编组成几个较强大的机动兵团，将原有的小兵团进行归并。这几个兵团应位于徐蚌、襄樊、信阳地区。主要任务是防止共军渡江，并相机打击共军。长江以南迅速编练二线部队一百五十万。东北战场彻底集中所有兵力，集中于热河、辽东，确保华北。

8月8日，国防部在军事检讨会上，发表半年来战局总检讨，检讨半年来的作战情况。预计“匪之企图，以图在中原实施一场大规模的会战，作为第一次决战。”提出方略：“军事上于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紧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

（摘录自《台湾国史馆档案/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八月》，详细检讨会议报告内容略。）这次会议的核心就是：国民党军从1946年的全面进攻，到1947年的重点进攻，转变为1948年的重点防御。由攻变守，是因为：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不得不做出的抉择。

8月17日，顾祝同电蒋中正：奉核定撤销第十五、第二十一两绥靖区，另成立川鄂边区绥靖公署，调任孙震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免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职务，统一指挥新17旅、新18旅、第60旅，直属华中剿匪总部。撤销第六、第七、第十四绥靖区司令部等。8月20日，顾祝同呈蒋中正：《检呈华中战场作战机构调整与人事更动及绥区地境图表》，蒋中正批：照修正办理。

8月23日、24日，蒋介石分别任命：徐州剿匪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杜聿明，派兼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主任。陆军整编第四十七军中将军长孙元良，调任第十六兵团中将司令官兼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副主任。第十四兵团中将司令官宋希濂，调任陆军中将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31日，《国防部人事命令》第226号公开发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783，案卷号411，《国防部人事命令》第226号）

8月26日，顾祝同呈蒋中正：《整编师旅恢复为军师番号并撤销集团军名义实施办法》。蒋介石批：应同时改称，不必分期办理。

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这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1946年7 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三年军事作战计划与军队建设的发言，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坚决以武装消灭反动派，争取五年胜利。”

1. “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2. “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使“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

3. 增强各战场的战役上的协同与配合。

4. 做到后勤供应统一计划与相互配合。

5. “军队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

朱德发言指出：一年来我们的部队大有进步，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不能满足于现状。要不断提高部队的技术装备，加强人员和物资的补充，搞好军工生产，统一兵路运输，统一医疗卫生工作，使部队能连续作战。

任弼时发言指出：“我们从乡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加强纪律性的条件，一是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保障政策的统一执行；二是要建立制度、制定法令条例。

会议总结了抗战胜利以后，人民解放军作战、整党、土改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在军事和军队建设方面:人民解放军已由120余万人增加到280万人，歼敌264万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装备了自己。由于军队实行了有秩序、有领导的民主运动，开展了自我批评，克服了官僚主义，恢复了党委制和战士委员会制，使军队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大为提高，战斗力大为增强。

二、在根据地和经济建设方面:两年来，解放区的面积已扩大到235万平方公里，人口有1.68亿。我们已在华北4400万人口的区域建立了统一的人民政府。在全国大约1亿人口的农村实行了土改，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调动了农民支前，参战的积极性。同时，我军还占领大中小城市586座。我们已收复了相当多的铁路、矿山和工业。我们的军事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但还不足以应付战争的需要。

三、在党的建设方面: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我党党员已由“七大”时的121万增加到300多万。党在最近一年内，基本上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同时，也基本上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土改、镇反和工商业政策上的"左"倾错误，这就使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大大前进了一步。

会议明确提出了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

为了实现这一艰巨任务，会议还讨论规定了有关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具体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政策。

一、在军事上:规定每年必须歼敌正规军100个旅（师）左右，5年共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并决定解放战争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要求全军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歼敌于长江以北地区。这样，国民党军和人民解放军几乎同时都把华东、中原地区作为战争的重点地区，从而使南线战略决战的形势日趋明显。

二、在政治上:提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4万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为了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还必须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团结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党的周围，并为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好准备。

三、在经济上：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任务，指出这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会议指出，完成这方面的任务，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我们必须克服这些困难。会议认为，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必须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在前线注意缴获归公，爱护自己的有生力量，爱护武器，节省弹药，保护俘虏;在后方，减少国家机构的开支，减少不急需的人力和畜力的动员，减少开会时间，注意农业的季节，不违农时，节省工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等。

这次会议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的伟大胜利，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充分准备。

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方针，确定了战争第三年的作战计划。要求全军歼敌正规军115个旅（师）左右，以取得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要求华东野战军歼敌40个旅（师），并攻占济南和苏北、豫东、皖北地区的若干大中小城市。

三、国共双方的战略比较

从上述两个会议的情况和制定的战略方针来看，国共双方的战略布局是非常悬殊的。国民党方面的所谓检讨，就是互相指责、推卸责任，在实际作战中，就是保存实力、见死不救。军令不统一、政令不统一。派系严重、捉襟见肘，已经到了存亡之秋。只能抱残守缺、重点防御。但是，蒋介石还不甘心失败，还想编组成几个较强大的机动兵团，将原有的小兵团改行归并。位于徐蚌、襄樊、信阳地区。主要任务是防止共军渡江，并相机打击共军。长江以南迅速编练二线部队一百五十万。东北战场彻底集中所有兵力，集中于热河、辽东，确保华北。蒋介石想采取攻势防御，但却是力不从心，真正做起来很难。他知道共产党要与之决战，但是，他根本没有决战的决心，也拿不出决战的策略和方针，只能是疲于应付。

而中国共产党的“九月会议”却是认真总结了两年来的作战情况，制定了周密的战略方针策略，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方位地进行了部署，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做好了准备。从解放战争开始，面对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采取大踏步的后退，不与敌人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保存了有生力量，在运动中消耗敌人。当敌人占据各大、中、小城市和铁路、公路沿线，背上沉重包袱后，主动出击，分割包围，不断攻击敌人的薄弱点，一口一口的吃掉敌人，打歼灭战，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短短两年时间就扭转了战局。本来计划五年解放全中国，结果只用了四年，基本上就完成了目标。而且，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和计划是积极稳妥的，充分考虑了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没有丝毫的轻敌态度。

所以说：只有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大决战，没有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决战，国民党只有负隅顽抗，直至失败。

四、“攻济打援”的实际结果

1948 年7 月14日，豫东、兖州战役刚结束，中共中央军委就指示华东野战军，准备在“八九月攻克济南”，相机歼灭部分援敌。然后于“冬春夺取徐州”。这就明确改变了原定在年内渡江南进的计划。8 月23日，朱德在一次作战会议上也曾指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要求中原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物资条件，准备在中原地区与国民党军决战。

8月10 日,华东野战军首长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和当面敌情，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第一，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作战，截断徐蚌段铁路，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求得于运动中首先歼灭五军，继而扩大战果，歼击其他兵团。”“第二，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对可能北援之敌，仅以必要之兵力阻击之。”“第三，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但应有重点地配备与使用兵力，则战役分为：第一阶段以两个纵队（全军以十三个纵队计算）抢占济南机场而巩固之后，在济敌反夺机场中，尽力歼灭其反击力量，以削弱其守备兵力；同时以其余十一个纵队打援，则兵力足够（敌援可能性很大，如敌不援则以攻济南为主）歼灭敌人援队之一路（首先以歼灭五军为目的）或两路，只要援敌被歼，则攻济南有保障。第二阶段则于歼灭敌人援队之主要一路后，以一部任阻击，而将主力转到攻济南，则守敌及援敌在遭受惨败后，均易为我歼击。攻济南亦将更有保证。”并认为相比较以第三个方案最为有利。

蒋介石、侍卫官、何思源、王耀武

1947年5月，蒋介石到济南视察，会见山东省主席何思源，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8 月12 日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复电指出，“九月作战，预计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你们所说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五军等部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但不是大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同时指出，如果不真打济南，而置重点于打援，则徐州援敌必缓缓推进，并不真援，那时再中途改变计划，已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因此，“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即采取你们第二方案，争取上述第二项结果。我们觉得这样做比较稳当。”

在阻援、打援部署方面，中共中央军委指出，应将兵力全部置于嘉祥、巨野、兖州、济宁及其以南地区，“夹运（河）而阵”，“以便随时转移兵力于运东或运西阻击与歼灭援敌。”随后，华东野战军首长依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对战役的实施作了初步的部署，同时，对攻城和打援的关系以及兵力使用问题，提出了若干补充建议。

8 月 26 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指出：“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临机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在打胜援敌后再攻城。”因此，攻城“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阻援打援更“应留出强大预备兵力”，以便在第三种情况下“手里有足够力量歼灭援敌。”

8 月28 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强调指出：“此役关系甚大”，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情况即第三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准备用 20 天至两个月时间完成战役任务。在攻城和打援的关系上，攻城打援分工协作，攻克济南是目的，打援是手段。主要的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在兵力部署上，应本着目的与手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原则进行部署，“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

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还指示中原野战军，为策应华东野战军的攻济作战，继续在豫西地区休整待命，在济南战役发起后，平汉路的国民党军被迫行动时，再视情在适当时机在运动中予以逐次歼击，以保持战略上的主动。

9月16日至24日，华东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在司令员许世友、政委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指挥下进行济南战役。他们统一指挥14万兵力的攻城集团，经过8昼夜连续的激烈攻坚作战，在徐州、青岛之敌尚未来得及集结完毕以北援的情况下，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4290人(其中俘敌61870人，起义2万余人，毙伤23420人)，俘国民党军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继掖县、莱阳、周村、潍县、兖州之后，继续大规模攻坚战。而济南战役本身，则完全实现了军委确定的“此次战役，以攻克济南为主”的战略战役目标，开创了我军夺取敌坚固设防和10 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先例，进一步削弱了敌军士气，从根本上动摇了敌人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我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就连为蒋介石撑腰的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攻克济南表明，人民解放军开始从胶东保卫战中掖县战役开始的攻坚战，转向对坚固设防的中心城市进行决战性攻坚战，从此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但是，济南战役并没有完成“攻济打援”的全部计划。“攻济”非常成功，“打援”却完全落空。尽管“打援”完全落空，但也给“攻济”创造了有利条件。直到淮海战役，才完美地实现了“攻济打援”。原因是什么呢？

9月15日，刘汝明电蒋中正：据米（文和）旅长元寒（14日）电，逃俘供称：郓（城）钜（野）嘉（祥）济宁一带，匪已集结十四个纵队约廿万人，匪首陈毅申齐（8日）于东平召开军事会议，企图以七个纵队围攻济南，七个纵队阻击增援部队。

9月17 日，蒋介石命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第2兵团准备经鲁西南北援，第7、第13兵团分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集结，准备沿津浦路北攻。命徐州“剿总”抽调整编第74师两个营空运济南，一下飞机就参加战斗。阻援指挥的粟裕获此情报后，即告知刘邓中原局领导，要求做好配合阻援的准备。

9月18日，王耀武电蒋中正称保第八旅十团团长陈志超于中店铺反击之役，掳获匪攻济南部队战斗序列表、兵力編成番號表以及各部兵力配备布置情况等。由于解放军以排炮轰击敌飞机场，致由徐州空运而来之援军未能下降，只得折返徐州。惟整编第74师第57旅第172团一营之一部，仍冒着炮火着陆，达成赴援任务。但只能是杯水车薪，起不到什么作用。

9月19日，蒋中正电王耀武：已令陆空军全力增援，请静守猛击，必可转危为安。晚，敌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在我争取下，率整编第84师等部3 个旅约2 万人起义，撤离战场。我军趁势前进，至20 日拂晓，占领商埠以西阵地。南线之敌3 个兵团，在蒋介石督令下，正分别向商丘、徐州集结中。

战至24日21时，全歼守敌，济南宣告解放。蒋介石感叹道：“在人事言，济南已绝望矣！此实由于顾祝同等认为匪不致速犯济南，而动摇余事先增援之决心，遂致铸成今日之大错也。”许世友以“围而不攻”的方式阻断的马鞍山、千佛山守军分别于25日、26日缴械投降。王耀武化装逃至寿光县境，为我严密设防的华东军区地方武装俘获。由徐州北援之敌，虽经蒋介石严令督促，但因我军攻城迅速，至我军攻克济南时，敌第2兵团前锋才进至城武、曹县地区，主力的第7、第13兵团尚未集结完毕。9月25日，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全部开到徐州。粟裕用了两个月时间艰难组建的“阻援兵团”，始终一枪未放，实现了在山东休整的目标。

通览台湾“国史馆”和“档案局”的全部档案，在济南战役期间，蒋介石没有给刘峙、杜聿明、邱清泉、黄百韬下过任何关于增援济南的手令和电报，而刘峙、杜聿明、邱清泉、刘汝明每天都在向蒋介石报告济南战况和徐州周围的态势（黄百韬没有一条报告），可见所谓“已令陆空军全力增援”只是给王耀武的心理安慰。蒋介石真正怕的是增援部队被“打援”吃掉，蒋介石和顾祝同等高级幕僚和杜聿明等将领完全没有料到解放军会真正“攻济”，彻底拿下济南这个大都会城市。

蒋介石检讨济南战役而记之曰：“前日杪，本已决定空运第八十三师至济南增防，以期有备无患。即孙子曰：‘无恃其来，恃吾有所备也。’且明知匪此一行动，必进攻济南，此皆当时预计所及。此后，乃为顾祝同等高级幕僚与前方杜聿明等将领所言，以为匪无攻取大城市之企图，不如多留一个师于徐州，以增野战实力。如匪果欲攻济，则再事空运，亦不为晚。其时，余曾虑及临渴掘井、恐误戎机，但卒为若辈动摇决心，准其缓进，遂致因小失大，能不愧疚？然后悔已无及矣。”

杜聿明 邱清泉

五、杜聿明的《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

济南失守后，蒋介石就已经知道共产党要开始在中原与之决战了，非常担心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联手进攻陇海线。9月28日，蒋介石检讨华东战局，决定将增援济南的兵团，撤回至陇海线附近，并考虑今后全盘之战略。

9月29日，杜聿明拟定了一个《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企图趁华野、中野战后休整，尚未联手之际，以徐州为中心，以商丘、新安镇为两翼，以华中国民党军牵制中野，集中四个兵团主力，进攻山东解放区，主动与华野决战。方针任务及指导要领如下：

甲、方针

在中野、华野东西分离之际，集结主力寻求华野之一部，一举歼灭，进而击破其主力，达到收复泰安、济南之目的。以华中我军主力在豫西方面牵制中野，以徐州我军主力向华野主动攻击。

乙、任务

1、华中我军，以主力多方牵制中野，阻止其东进，但不与其作真面目的作战。

2、徐州我军应以一个绥靖区守备徐州即设工事，以一个绥靖区担任徐、蚌间护路，并不断对铁路两侧进行扫荡，确保津浦路的安全，另一个绥靖区为总预备队。

徐州前进指挥部指挥四个兵团以迅速奇袭之战法包围华野之一部而歼灭之，进而击破其主力，一举收复泰安、济南。置攻击重点于左侧方（约三个兵团）。

丙、指导要领

1、对华中方面：如中野绕道东进，应适时选择捷径，迎头痛击，将其阻止于平汉路以西地区；如中野以越平汉路东进，威胁徐州，则应日夜尾追之，协同徐州我军，将中野包围于徐州以西地区而击破之。（这是杜聿明的一厢情愿，白崇禧怎么可能这么听他的，真心配合呢？）

2、对徐州方面：如已在兖州、济宁、大汶口间捕捉华野之一部，应迅速包围歼灭，不可旷日持久，与之对峙，坐失良机，如对方避免决战，第一步应将之压迫于东平、大汶口以北及泗水以东地区，不再深入；第二步作战计划，即实行“钓鱼战法”（据说是邱清泉的发明创造），即以一个最坚强的军，选择以最适宜坚守的据点，留足粮弹，独立困守，主力骤然撤退，诱惑华野来攻受挫后，再由外线包围击破之。（这是杜聿明的“如意算盘”，固守碾庄，等待东援，不就是这么干的吗？张灵甫在孟良崮不也是这么灭亡的吗？最后还不是被“围攻打援，顽强阻击”给破解了。其实这完全是蒋介石在“军事检讨会”上的训示要点之一的翻版，完全是秉承蒋介石的懿旨制定的）。如在我军攻击期间，中野以东进威胁徐州（判断此种可能较少，但也不是不可能），既以有利之一部依据韩（庄）、枣（庄）即设阵地及东平湖、南阳湖间的运河沿岸占领阻击阵地，阻止华野南下及西进，以主力回师协同华中我军将中野包围于徐州以西地区歼灭之。如中野企图通过微山湖向济宁、兖州增援，威胁我方攻击军侧背（判断此种可能较大，但也可能向别的方向），攻击军应依据东平湖、南阳湖间之运河沿岸，阻击中野并迅速击破华野之一部，再回师击破中野，如中、华野汇合东西夹攻徐州，攻击军右翼兵团以内线作战，转运于徐州，加强徐州防务，左翼各兵团即协同华中我军击破中野后，再集中主力击破华野。（想象很容易，实现很困难，华中“我军”不配合，不就全部落空了？）

附：《邱清泉的“钓鱼战法”》，这种战法的内容，就是在防御时故意在主阵地前的突出部构成一个小据点，以一个小部队坚守，主力集中控制在主阵地后方，将所有炮兵火力集中指向突击据点阵地，构成弹幕射击面，诱使解放军主力对小据点行真面目的攻击。一俟解放军冲入阵地内，据守据点阵地之部队立即以极迅速的行动撤出阵地，然后以全部炮兵火力，对已占领据点工事的解放军行急袭歼灭射击，使冲入的解放军遭受严重打击后，另派出小部队发起冲锋，再度占领据点阵地，继续战斗。这样反复进出，与解放军形成据点争夺战，专依炽盛的炮兵火力，将解放军遂次消灭在据点阵地内。一俟解放军主力遭受重大伤亡后，主力部队就全线出击，一举将解放军击溃或歼灭。这个“钓鱼战法”是邱清泉亲自拟定的，并呈报蒋介石及徐州“剿总”备案。

邱清泉为了宣传他这种“钓鱼战法”的“威力”，增强官兵作战意志，亲自部署第五军在砀山附近实施演习一次。国防部及徐州“剿总”还派出一部分军事人员及战地新闻记者前去参观。邱清泉为使演习“神妙化”，特将据点阵地设在一个堆有几大堆麦秸的独立房屋周围。演习时，当据点占领部队撤出后，阵地内确实炮火连天，浓烟笼罩。呈现出一种惊心动魄的景象，并且炮炮命中阵地核心。对此演习，参观者都啧啧称羡，满以为国民党军炮兵的射击技术确实超人一等，不然，稍有偏差，就会引起独立房屋的燃烧和破坏。邱清泉自然更是居之不疑，按照他所想象的一套在现场上又大吹大擂了一番。但是，国民党炮兵射击命中率是否这样准确呢？不是，实际上早在演习之前就假设好了的，不过参观者不知道其中的“奥妙”，所以引起“惊奇”而已。邱清泉这个大吹大擂的“钓鱼战法”，在淮海战役过程中始终没敢试用过，其原因是怕据点一旦放弃，再也夺不回来，不仅不能消灭敌人，反而会弄假成真，造成全线崩溃。（李汉萍《邱清泉第二兵团覆没记》，《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

杜聿明：“我的这一计划拟定后，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及其参谋长李树正原则上同意对解放军采取主动攻击，但他们认为我使用的兵力过多，使总部控制部队太少，对冯治安部守徐州不放心，怕徐州出意外。经过双方激烈的争论，最后刘峙勉强同意，并决定以第十三兵团守备徐州，调出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部队参加攻击。计划决定后，刘峙即令第十三兵团的一部强迫接替冯治安部徐州的防务，立即引起冯部的怀疑和不满。”

当天，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上将致电蒋中正：据前进指挥所杜兼主任申感酉参电，为打击山东匪军此一行动具申意见如次：

（一）将业已集中之邱黄两兵团迅速击溃鲁西之匪，进出运河东岸，乘势收获兖、济，以防匪军，确保山东或打击南犯企图。

（二）黄兵团以新安镇为据点，邱兵团以砀山为据点，控置临近各县外围要点，以机动防御之态势，俟匪接近徐州外围，即举全力击破其一路而席卷之。

（三）以黄兵团扫荡苏北，邱兵团集结商丘附近，确保徐州外围，但兵力分散，交通补给困难，不易首尾相应之效等情。除复第七兵团已遵令东开扫荡苏北散匪，第二兵团可照第二案办理及第七兵团亦可适时以新安镇为据点与第二兵团配合作战外，谨呈察核，徐，职刘峙，申俭勇印。

（《台湾国史馆档案/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文電/共匪禍國/武裝叛國（一六八）—1948年9月29日》）

从刘峙的这个电文可以看出：刘峙的意见是对杜聿明的计划，还是持保留态度的，执行起来也只能“小打小闹”。

9月30日，杜聿明携计划去南京，请参谋总长顾祝同核定，顾以蒋未在京，不敢决定，命他到北平请示蒋介石。

10月2日，杜聿明到北平，当晚蒋介石在东城园恩寺官邸接见他，蒋介石听了他的报告后，并未马上决定，只说：“待研究以后再说。”

10月3日，蒋再次找杜聿明谈话。蒋介石说：“徐州的计划，可以照你的计划实施，你回去同顾总长商量着办。”杜聿明说：“我已见过顾总长，总长说请委员长批准后才可以实施。”蒋介石当即批了：“此案可行，交顾总长核办”十个大字。杜聿明当日飞南京，4日见了顾祝同。

顾祝同见到蒋介石的批示后有点踌躇不决，一再问杜聿明：“你们发动攻击，有无把握？”杜聿明向顾祝同说：“关键在于华中黄维兵团是否能将二野牵制住。如果能牵制住的话，徐州方面打三野各纵队是有胜算把握的（异想天开）。” 顾祝同又问：“万一刘伯承窜过来又怎么办呢？”杜聿明介绍了计划中的各项指导要领后，又对顾祝同说：“我们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即将主力集中形成一个圆形态势，使敌人钻不了空子，吃不掉部队，一旦抓住敌人一部，即迅速放胆猛攻，将其包围消灭（怎么可能呢？）。万一敌人狡猾，主动先打撤退，我军亦不为敌人所迷惑，改变原定计划深入敌区，而是按原定计划实行‘钓鱼’战法，诱敌攻击顿挫时，再行包围消灭敌人，只有将敌人阻力击破后，我军才可以继续北进，收复泰安、济南。万一在这期间中野窜到徐州附近，我军即将华野阻止于微山湖以东地区，先集中主力协同黄维兵团击破中野后再看情况击破华野。”顾祝同见他谈的也有道理，尚属稳当（其实也是送死）就说：“这样的稳扎稳打是可以的，等我同白健生（即白崇禧）商量后再同你说。”

10月5日，顾祝同对杜聿明说：“白健生同意这样打，你回去照计划实行好了。”当日，杜聿明返徐州向刘峙汇报，即决定将郑州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开往柳河附近集结。

10月7日，刘峙、杜聿明召集黄百韬、刘汝明、冯治安、邱清泉等将领开会，商讨各种情况下的战略战术。大家对于机动出击及守备徐州的战略战术一致同意，并决定10月15日开始行动。（这次会议留下了一组珍贵照片。）

章毓金、冯治安、刘汝明、黄百韬、刘峙、杜聿明、李树正、易国瑞

李树正、黄百韬、韩德勤、刘峙、杜聿明

刘峙：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杜聿明：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前进指挥部主任

刘汝明：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冯治安：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韩德勤：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李树正：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

黄百韬：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七兵团司令官

章毓金：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参谋长、第三处（作战处）处长

易国瑞：空军第四军区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联络官

只是这个计划太过天真，所谓的“钓鱼战法”更是荒唐，在刘峙、顾祝同面前都难以通过。但是，这个作战计划合乎蒋介石的心意，他们也只好勉强通过。但是，蒋介石心里也没有底，刚调动好部队，做好准备。由于东北吃紧，蒋介石急调杜聿明去东北“救火”。

10月15日清晨，杜聿明正上车准备出发到前方指挥时，忽然蒋介石从南京来电，叫他“不要执行这一计划”，在飞机场等蒋介石一同到东北去。可见是蒋介石主动放弃了这个《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于是这个作战计划由于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而未实施。徐州国民党军此后21天（至11月6日）一直停止于原来状态未动。

有人怪罪于刘峙不作为、不执行杜聿明的计划是没有道理也没有根据的。

刘峙自称为“高级传令兵”，他不是前进指挥部主任，没有蒋介石的命令，是不能下令和指挥机动兵团主动进攻山东解放区和华东野战军的。他只能静观其变，等候蒋介石的命令。这一等就等来了淮海战役。

主要参考资料

1、《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年1 月。

2、曹剑浪著《淮海战役纪事》，1993年6月，江苏人民出版社。

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1996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

4、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国民政府档案》。

5、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事略稿本》。

6、刘峙《我的回忆》，沈云龙主编，大海出版社，1982年1月。

7、刘峙、刘滌宏《高级传令兵——刘峙将军徐蚌会战战时日记》，2019年6月，台北市，秀威资讯科技出版发行。

8、台北，“政府资讯”网，《总统府（国民政府）公报》。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国防部史政局》档案。

10、淮海战役纪念馆编辑，《淮海战役史料汇编——战役卷》，2013年6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2020年11月20日星期五

完成于江苏省徐州市文化大厦宝月楼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