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时隔半个世纪再回第二故乡，老乡还保留着我的铺盖卷

知青岁月：时隔半个世纪再回第二故乡，老乡还保留着我的铺盖卷

（一）

今年 2月2日，我们几位同学相约，再一次回当年上山下乡的西双版纳看看。

公路已今非昔比了。当年冒黄灰，绕山转，坐车时颠得左摆右摇的路，已经变成从山腰架桥，穿山洞而过的高速公路，里程大大的缩短了。

当年三天才到思茅（现已改成普洱市），如今，早上八点从昆明出发，当天下午四点多钟就到，大家商量好，当晚住这里。

第二天先到景洪城，再往大勐龙方向走。

半个世纪了，路边的田野，两边山坡的树林，还是那么翠绿，还是那么郁郁葱葱。触景生情，当年下乡的情景历历在目。

1969年3月31日，昆明三中初中六八届300多名十六七岁的学生，经过五天的颠簸，到达景洪总场。一班至六班180多人分到其新建的红旗农场，七班至十班120多人分到建场较早的飞龙农场和天河农场。我所在的二班分在红旗农场二队。

从景洪到大勐龙方向33公里处，有一个傣族寨子，叫曼达纠。曼达纠寨子旁开一条拖拉机可以进去的毛路。大约两公里处的地方，就是我们二队。

当年周边还是原始森林。在一个拐弯的大树下，我们还遇到过一位傣族猎手在树下歇脚，旁边是一头被他打死的麂子。

当年的主要任务是毁林开荒种橡胶，兼种花生、包谷、红薯、甘蔗、木薯等作物。那时总觉得有砍不完的原始森林。现在原始森林已不见踪影，毛路已不用了，修了一条宽阔的柏油路。连绵起伏的山坡上是整齐划一的橡胶林。

到了队上，当年我们住过的茅草顶竹笆墙的房子，被一幢幢砖瓦房所代替。认识的老职工已经不多了，1979年知青大返城后，农场动员老职工介绍他们的乡亲来农场替补知青的岗位。看到的都是陌生面孔，一问都不认识。

好在马指导员还是当年的模样，毫不费力的就认出他来了。他在柏油路边盖了一幢宽敞的二层楼的楼房，家具、家电很齐全，房后一个鱼塘，养一大窝鸡，还养了一只猴子，一只鹦鹉，日子过得很不错。

马指导员招待我们吃了中午饭，他告诉我们现在早已允许私人种菜养鸡养猪，橡胶林地已划给个人承包，各家也划了自留地，只要勤劳，吃菜吃肉不成问题。

说到吃饭，我想起当年令人头痛的找烧饭的柴火。记得刚到农场，被编入班组，与老职工共同劳动。虽苦虽累，还可勉强跟着走，而找柴火就难多了。

那时过的是集体生活，职工加家属少说也有一百二十多人，一天三顿都在大伙房吃。大概是毁林开荒未被烧尽的树干来得容易，伙房里的灶台砌得特别大，每口大锅直径在一公尺以上。两口大锅，一口煮饭，一口烧水。灶眼也特别大，齐地面开门，高到六十多公分，宽也有五十公分左右。我亲眼所见直径三十多公分，长三米多的干树可以直接放进去烧。当时规定，每个职工负责供应一天的柴火。我看到一大堆堆得老高的柴火，想着应该可以烧好几天。一问班长才知道，还要再加点才够烧一天。

对于老职工来说，从烧过的荒地上把一根根没有烧尽的树干，下班之后顺便带回来，不算很费力。但对我们来说。在酷热天气之下干了半天的农活，已累得一汤二水。下山回家扛着锄头还觉得锄头重，哪里还扛得动柴火？咬着牙带上一根，也扛不动粗一点的。眼见得交柴日期将近，我们女生和体弱的男生的柴堆还只有一点点，我们在干着急。

同队的杨哥，这位初三的同学，是和他表弟一起下到我们农场的，比我们大两岁，人很能干，遇事能拿主意，人也很好，因此在队上很有威信。见我们扛不动，他就主动帮我们扛，但还是不够。他后来被增补进队里的革命领导小组，又动员老职工们一起来帮我们，才解决了这一难题。

从马指导员家出来，路经球场，让我想起兵团时代，我们天天在这此操练的情景。那是1970年，农场改制为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二队成了一师一团十营二连。连长指导员是现役军人。每天拂晓，连长的哨音把我们唤醒。操场集合，稍息立正报数，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出完早操后，才到食堂吃早饭。夜晚有时哨音一响，打背包紧急集合。

上山出工，砍树、砍草、烧荒、种地挖山不止。晚上的开会学习也多了起来。我们调侃:我们是名符其实的工农兵——工人的工资，农民的活计，军队的编制。

(二）

1970年10月，兵团从各个连队抽调工作队员搞政治边防，连队抽了我、小白等四人到南帕新寨开展工作。南帕寨新座落在比我们连队所在的山还要高得多的一座大山的半山腰上，居住着二三十户哈尼人。从连队去新寨有五，六公里。只有弯弯曲曲细又长的小路，一边是斜陡的山壁，一边或是山涧小溪，或者深不见底，比较平一点的地方两边是水稻田。

连长亲自送我们进寨，我们背着行李，翻山过河，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抬头看到对面山上一丛丛高大的竹林随风摇曳，竹丛中顺山势而建的茅草房时隐时现。炊烟袅袅，鸡犬之声可闻，终于到了。

进寨时，在一块平地上，生产队长、贫协组长(贫下中农协会在寨子里的负责人，大家简称他为贫协)、会计、民兵队长等队干部和社员们来欢迎我们。男男女女，民族服装非蓝即黑，镶着银饰。黝黑的皮肤，血红的嘴唇，咖啡色的牙齿。嚼着槟榔，随嚼随吐，满地全是槟榔残渣。

谁说光啊露啊的现在才算时尚。哈尼族妇女们早就时尚啦！中年妇女露着半个胸部，只是用开衫将臂膀遮住。百褶裙非常短，拼命往下拉，肚脐周边露出一块正方形的肉，大半个臀部暴露无遗。据说这是富贵的象征，露得越多越富贵。社员们显得很高兴，和我们逐一的拉拉手，妇女们与我和小白拥抱。

这块空地是开会的地方。早请示晚汇报，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传达上级指示，学习报纸，都在这块平地上进行。晚上通知大伙开会，农闲时好一些，农忙时就难了。队长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吼叫：快来开会啦！人们才稀稀拉拉，三三两两，前前后后的走来，要等一个多小时人才稍稍多一点，等有半数人就开始开会了。会开到一半时，就听到打呼噜的声音，这也难怪，劳累一天了嘛。

进寨的第一天晚上，我和小白被安排在会计阿标家。家里没有像样的家具。只有竹子编的一张矮饭桌和几个小竹凳，火塘上一个圆形的支架，架着一口小铜锅。我们估计，最值钱的就是这口小铜锅了。

房间靠里的一面，隔出约三平米的一小间，作为阿标夫妇的卧室。其他人就在火塘边打地铺。

我和小白被安排在火塘边打地铺，火塘对面就是阿标父亲的地铺。那个时候，寨子还未通电。晚上点的是马灯。很昏暗。

两个小姑娘旁边睡一个老头，阵阵散发出浓浓的烟酒汗混和的气味，我俩被呛得睡不着觉，心里还很害怕，我俩都失眠了。

以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俩虽然拉起了蚊帐，但总是提心吊胆，睡不安宁。

在寨子边缘，有一小幢竹篱笆房，队里准备当卫生所，暂时空着，我俩商量好，就搬到那里去。虽然简陋，隨时能听到野兽和鸟的叫声，以及山间溪水哗哗的响声，但空气清新了好多。

我俩刚搬进去时，门外挤了很多人。小孩居多，唧唧喳喳，探头探脑，也有带孩子的妇女，我俩打招呼叫他们进来，开始时你推我拽的，谁也不敢进来，最后呼的一下孩子们全进来了。围着我们，摸摸我们的东西，拉拉手……很新鲜，很亲热。这些孩子虽然穿得很破旧，肤色黑黑的，脸也不甚干净，却一个个眼睛大大的，眼珠黑白分明，睫毛长长的，眉目清秀。我俩拉他们到房旁的小溪沟把脸、头洗干净，孩子们很高兴。

（三）

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边防的初衷，是通过釆取“清理阶级队伍”，“全民皆兵”等措施，打击地主富农。建立強大的民兵队伍，达到巩固边防的目的。

西双版纳是傣语，汉语的意思是十二部落。部落也叫“勐”。如现存的勐腊，勐海，勐遮，勐捧就是其中的四个部落。解放以前西双版纳实行的是封建领主制度。召片领是最高统治者，以下是十二部落的土司，叫召勐，他们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最夸张的是有初夜权。他们的下属是各级山官头人。解放之后，国家从实际出发。对西双版纳采取和平过渡的特殊政策。1959年才实行了和平民主协商式的土地改革。党的九大前后，才由原来的合作社改为人民公社。

政治边防的开展，重新把阶级斗争的意识推向高潮。我们工作组到达寨子后，本应以地主富农为活靶子，发动社员群众把他们斗倒斗垮。然而，这个寨子在旧社会实在是太穷了。地主富农根本就没有，连富裕中农也没有。二十多户社员中，只有一户中农。打击地主富农因为无“的”，也就无法放“矢”了。工作的主要内容变为加强民兵队伍建设，至于“清理阶级队伍”，只有加强正面教育了。

首先是摸底，了解全寨的基本情况，开始时由会计阿标和民兵队长拔二充当翻译。由于哈尼族没有文字，老人说不清出身年月，有的告诉你:山那边大树遭雷劈那年生的；有的这次说怕是有七十了，下次再问又说怕是有六十了吧？总之想有几岁就有几岁。如果阿标或拔二都没在，就精彩了——我俩问哈尼族社员，他们听不懂，只会笑笑，他们对我俩说什么，我俩也听不懂。只听懂了三个字“拉伯玛”，后来才知道，这是说“汉族姑娘”。

为了和社员们沟通，我和小白专门抽时间向哈尼族姑娘们学说哈尼话，平时也看见什么都提问。她们都很热心的教我俩，我俩就用小本子记着，很快我俩就能用哈尼话与她们交谈了。

在当时的体制下，南帕新寨是一个生产队，隶属于曼波大队。曼波大队的上级是景洪县嘎沙人民公社。南帕新寨离大队部约有12公里，要3个多小时才走得到。到公社所在地有38公里，要走一整天。

我们到大队部开会的时间比较多，相当部份的路段是在原始森林中，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爬坡上坎。两座山凹之间会有二三根竹子搭起来的便桥，踩在上面晃悠悠，忽闪闪，刚开始的一段时间，走在上面真有点提心吊胆。同去开会的队干部遇到难走的地方会牵拉、搀扶我俩。后来逐步适应了，敢独自行走了。有社员托我们帮买煤油，盐巴，肥皂等日用品，种种的日用品只有大队部的供销社网点才能买到。

到公社的次数不多。记得一次我和小白到公社参加集训，为期两天。38公里的路程全靠走路。好在我们与阿标与拔二结伴而行，他们对当地的地形很熟，一些路段抄近路，而且他们是全副武装，刀枪齐全。原始森林茂密的地方，头顶上遮天蔽日，光线暗淡，花草树木密布两旁，山势陡峭。由于行人稀少，少数路段疯长的茅草盖过路面。民兵队长挥舞长刀开路，才让我们看到路面，也才走得过去。

一阵阵的叫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有的明显是鸟叫，倒也无所谓。有的听不出是鸟是兽，叫得我心里发毛，那种恐怖感至今记忆犹新。

好在队干部们给我们壮着胆，终于挺过来了。

在集训期间，听其他大队的一位男队员说，一次连队上有急事，他一个人从寨子回连队，还借了哈尼族的铜炮枪，刚出寨子没多远就听见野兽呜呜呜的吼叫，而且越来越近，吓得他赶紧朝天放枪。连滾带爬的逃回寨子。

那次集训，一来一去就是两天。自带行李，走得很累。

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层层传达中央文件精神。

社员们只知道毛主席共产党，还有大队干部。对林彪是什么人，搞不清楚。基于他们的认识程度，我们也很难讲清楚。因此传达文件不能照本宣读，只能跟老乡们讲，林彪就是早请示晚汇报时除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要祝身体永远健康那个林副主席。他心肠不好，和毛主席不一条心，是"草拍"(坏人）等等。社员们听后满脸迷茫，似懂非懂。

（四）

民以食为天，吃不饱肚子一切都是空话，所以，晚上抓革命经常开会，白天就得促生产以填饱肚子。哈尼族没有固定的耕地，刀耕火种轮歇游耕，每年砍倒一片原始森林，晒干后一把大火烧光清理完，种上旱谷，靠天吃饭，大多数年份粮食产量低，社员们都不够吃，经常在旱谷米中掺入可以食用的东西——如把野橄榄树干刮去皮，将绿色的嫩膜与旱谷米一起煮了吃。木薯，山药，包谷也充当主食，想尽办法填饱肚子。

社员们自己都吃不饱，交公粮自然有些不情愿。如果遇到连绵阴雨，粮食晒不干，加上交到大队路途遥远，道路弯弯曲曲泥泞难行，只能人背肩扛，任务就更加艰巨。每年到交公粮时，各级组织就需要派人层层做工作，工作队进驻寨子后，协助大队动员社员积极交公粮，便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动员工作挺难的，我和小白走家串户，也讲不出大道理，只能讲他们听得懂的道理: 贫下中农就是种地的，种了就要交公粮，这是任务，有困难自已克服，不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操心等等。队干部们虽然同样吃不饱，但都能带头，最终带动社员们完成了交公粮的任务。

由于连年砍烧森林，种一次旱谷又放荒，所以种旱谷的地越来越远。记得我和小白跟社员们去种旱谷的情景，男的揹猎枪，挎长刀，别短刀，走在女人之间。女人用额头顶着背萝，边走边搓麻绳，回家的路上还留意着路旁，如有干树枝就捡到背萝里，还得带着中午饭。

因路途比较远，大家走着走着就拉了距离，但几位男子始终不离我和小白的前后。最初几天，我俩害怕极了，弄不请他们的目的，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担心我们迷路或者遇到意外的情况。

别说，还确实有意外，山间道路很不好走。一次我不小心一脚踏空，摔下山沟，把手扭伤，几位哈尼族兄弟把我送回寨子，一位老人见我很痛苦，拿出自己做的梅花针，在我的穴位上扎针，拿出个小药包，大概是草药吧，把粉末敷在我受伤处，很快感觉疼痛减轻多了。一次割谷子一不小心割破了手，流血不止，会计老婆明岩"噗'地将正嚼着的槟榔用手接住，敷在我的伤口上，嗨，血就被止住了。

社员们不兴种菜，就地取材，将竹笋加辣子盐巴等调料醃成酸笋。中午吃的是芭蕉叶包的酸笋和旱谷米饭，有时芭蕉也算一个菜。如果路上遇到能吃的野菜，就摘来洗净，把鲜竹砍下，取其根部的一个竹节，在一头砍出斜口就算是一口竹锅。从斜口灌入清水，放在现挖的火塘里，烧开后放入野菜，又添了一个菜。

慢慢的我和小白，跟哈尼族打成一片，经常看他们哪家忙不过来，我们就帮他们舂米，揹水，教他们唱革命歌曲，跳舞，读报纸，互相学习语言。

教小孩写字，像我们小学写字似的，用手比画着，嘴里念着横、撇、竖、弯、勾，教了一段时间，成果肯定是有的。

随着时光的流失，他们已把我们当亲人，他们有什么话也跟我们说。他们说，如果我们能一直留在寨子里教书就好了，我们嘴上说好啊，好啊！心里却在想：生活环境是那样的艰苦，民族风俗也不习惯。我们能一直坚持下去吗？

通过在南帕寨子的工作和生活，使我了解了社会，锻炼了能力，开阔了眼界，丰富了阅历，这一经历如一段独特的插曲，令人难以忘怀。

（五）

从2004年到2017年，我曾三次回到西双版纳，除了回农场外，每次还都去南帕新寨看望哈尼族乡亲。让我记忆最深，最感动的，是2004年回新寨的那一次。

那一天，我们的车子开到寨子平地上停下。可能是听到汽车声响，村民们陆陆续续的出来了。“翁莉芬，翁莉芬。”有人叫着我的名字。

啊，真没想到，分别三十多年了，他们还能毫不费力地认出了我。我都认不出他们了，经他们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他们是谁谁谁。

那个中等个子有点偏瘦的中年人是会计阿标？当年的帅气小伙，一头浓密黑发，如今哪里还有？两鬓残存的稀松毛发，还花白花白的，岁月的风刀霜剑，刻出脸上的道道皱纹，但还是随时面带微笑，不善言谈。

民兵队长拔二也由当年的小伙子变成了半老头。

他们热情地和我握手，妇女们与我相拥相抱，大家都很激动。说这些年非常想念我们。我这才发现，穿民族服装的不多了。大多数人的嘴唇也不再血红，嚼槟榔的也不见了。平地旁边开起了小卖部，一排排的新房也盖起了不少，还盖了一幢南帕新寨村史馆。

队干部领我们到旁边的南帕新寨村史馆参观。

楼下支放着舂米的臼，这是用杠杆原理的一种木制工具，其功能是通过捶打，将包裏着米粒的谷糠砸开，彻底分离。当年每家都有一架。每天早上，都要把够吃一天的谷子放入臼中，扶住臼架，费力地脚踩臼杆，一下又一下地利用臼棒的自由落体的势能，冲向臼窝。冲到米粒与谷糠分离后，将其取出，筛出米粒。这种工具，耗时费力。我们当年在寨子里亲身体验过。会计告诉我:用臼冲米早巳成为历史，改为机器碾米了。

村史馆内，更多地是陈列着大量的竹制品。哈尼族由于与外界联系较少，而且贫穷，拿不出与他人交换的剩余商品，而大自然赐给的原始林木铺天盖地，滿山遍野的竹子可以手工制作各种生活必需品，捕鸟用的扣子、背箩、妇女的槟榔包、自纺布的针线、烟杆、酒壶、茶壶等各种日常用品，无一不是竹制品。这既是体现了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更是当年哈尼族贫穷落后，生产力低下的真实写照。

参观完南帕新寨村史馆。应会计阿标的邀請，我们到了他家。

还是在原来的位置，阿标家新建了二层楼的楼房，家具电器也添了许多。阿标老婆明岩炸了盘花生，炒了盘青椒腌肉，从坛子里掏出点酸笋，阿标又斟满了自家酿造的米酒。阿标说: 这些年野兽少了，国家也不让打了，吃肉只有靠自已养猪养鸡了。

讲起吃肉，我想起在寨子工作时，经常吃到猎手们打到的熊、豹、野猪、麂子、马鹿等等猎物。哈尼族有猎物共享的良好习俗，见者有份，全寨人都能分享。

言谈中，阿标夫妇一再说: 太想你们了，总想着你们还有一天会回寨子，果然就回来了。我们太高兴了。阿标夫妇一再的敬酒、让菜。

大家都吃得差不多的时候，阿标说:翁莉芬，我带你看样东西，进入到他家的一间卧室里，靠墙的一张竹桌上放着一套油布包着的铺盖，现在已经少见的油布已经老化变硬，白色的蚊帐已经泛黄。被子还是那种被里和被面分离，拆洗过后要将被里铺开，放上棉絮，盖上被面再掀起被里四边盖住被面，用粗大的针线缝上才可以盖的老式被子。

阿标说：翁莉芬，你还记得吗？这是你的铺盖，我们一直放着。开始的几年，我们总想着你还会回来，一直等着，每年夏天，我们都要拿出去晒晒。等你回来用。后来又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们想你怕是不会回来了，就让这套铺盖作为我们的一个念想，看见这套铺盖就想起你，想起汉族兄弟姐妹对我们的帮助。

原来，1969年我下乡到农场后，两个弟弟又先后下乡到昆明附近的农村去，家中只剩下父母亲。1972年底，母亲生病，我请探亲假回家照顾。父亲单位为了使父亲安心工作，将我调到他所在的单位——铁路局昆明东站。我回家探亲，是从寨子里出发的，因当时交通不便，回农场办调动手续时又走得急，所以就没有回新寨取这套铺盖。

啊，太意外了——我自已都没有想着保留下来的东西，有人给你珍藏着，而且是当做兄弟民族之间友谊的象征；啊，太感动了——多么淳朴厚道的民族啊，他们那么珍视与我们相处的岁月！想到动情处，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因急于另赴他处，我们向新寨的哈尼族乡亲们告别了。知道我们要走了，他们一再挽留，我一再解释：同行的同学也要看他们的老朋友，大家同坐一辆车沒办法，只得走了。他们依依不舍，你家一包茶叶，我家一袋酸笋，他家一包木耳，不一会儿，砂仁、笋干、蜂蜜及各种水果堆了好大一堆，一再推辞也推不了，只得收下。

岁月如烟，青春的记忆历历在目，五十年各奔东西南北，虽然没怎么联系，心里还是满满的牵挂和惦念，这也应该感谢那段刻骨铭心的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一起苦中作乐的岁月。（感谢知青情缘主编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翁莉芬 （昆明初中六八届2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