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猜了！美国大选已无法预测，因为只剩下比一件事了：谁摇人多

文|高乐高

编辑|高乐高

今年美国大选的结果让人不由得感慨，感觉这场选举已经不再是比拼谁的政策更好了，而是彻底成了一场“谁能把更多人拉出来投票”的较量。

从一开始的政策和理念之争，到现在双方竭尽全力动员各自的支持者出门投票，整个竞选的性质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现在来看，谁能动员更多的支持者走到投票站，谁就有可能笑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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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选战初期，这样的趋势就已经初现端倪了。今年，不少美国选民感觉，选举辩论的次数少了，情绪化的煽动却增多了。

本来应该是候选人争论政策、争取对方支持者的选举，逐渐变成了一场看谁能“摇人”更成功的比赛。选战跳过了“比谁不那么差”的环节，直接进入了全面“摇人模式”。

候选人们和他们的支持者们不断抛出各种口号，声势越来越大。哈里斯猛批特朗普的堕胎禁令，认为这是在剥夺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而特朗普则指责哈里斯的移民政策过于宽松，担心移民大潮会威胁普通美国人的饭碗。

这些争议让不同阵营的选民各自心有所属，哈里斯的支持者更关注堕胎权，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则更在乎工作保障。两边的政策之争渐渐变成了用恐惧情绪驱使选民行动的工具。

这让我想起了储殷这样的大V，他就曾公开预测“特朗普的时代要结束了，哈里斯会赢得大选”。他的这个预测就是建立在“摇人能力”的基础上。

储殷认为，特朗普的支持者数量早就达到了极限，而哈里斯可能可以动员更多女性、少数族裔和性少数群体。因此，储殷觉得哈里斯在这场“摇人”比赛中更有优势。

不过，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毕竟，哈里斯即便能动员新支持者，她也得守住拜登原有的票仓才行。

之前奥巴马为哈里斯在黑人群体中拉票，但因为话说得太激烈了，反而引起了一些反感，甚至有人说他在“道德绑架”黑人选民，这也无疑让拜登的一些原支持者感到不满。

现在的美国社会局势非常复杂，很多人担心大选结果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如果特朗普或者哈里斯能够大比分胜出，无论谁输，局势相对来说都会稳定一些。

根据民调，如果特朗普大比分获胜，大多数哈里斯的支持者也会接受结果；反过来，如果哈里斯大胜，尽管特朗普可能会说选举有舞弊，但在大比分结果面前，他也难以掀起大风浪。

而最麻烦的情况，就是双方票数接近，结果悬而未决。这种时候，不认输的一方可能会挑起对峙，甚至引发骚乱。

想象一下，如果大选结果迟迟无法定论，可能就因为几千张票，而这些票因为某些技术原因迟迟无法统计出来，那整个社会的焦虑情绪会达到一个顶点。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哪一方宣布胜出，另一方肯定会不服，操控选举的阴谋论言论将再度泛起。再加上社交媒体上不断传播的煽动性内容，很可能让愤怒的民众越来越难以控制，最终导致对抗甚至冲突。

如今的美国大选，已经不再是政策之争，而更像是一场社交媒体主导下的动员游戏。选民们生活在“信息茧房”中，只能看到与自己立场一致的信息，渐渐丧失了理解不同观点的机会。

社交媒体上的煽动性内容不断推动选民们去投票，而这些投票并非出于对候选人深思熟虑后的支持，而是基于恐惧和焦虑的情绪驱动。

对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投票不仅是表达政治立场，更是为了防止对方“作弊”得逞；而对哈里斯的支持者来说，投票则是为了防止特朗普“耍赖”带来社会动荡。

因此，选举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理性。选民们在候选人的动员和情绪驱使下走向投票站，并不是真的相信自己的一票可以改变国家的未来，而是因为害怕对方的胜利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影响。

无论是支持特朗普还是支持哈里斯，背后的逻辑似乎已经不再是基于政策和能力的判断，而是情绪对抗的结果。

在社交媒体建构的“信息茧房”中，美国社会的裂痕越来越深。算法精心挑选的信息让选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变得完全不同。

即使是某个脱口秀演员的笑话，可能在不同群体中都会引起不同的解读。“信息茧房”不仅限制了选民对社会问题的了解，也让整个选举充满了情绪和焦虑的操控。

在这个“后真相时代”，选民们的判断已经不再基于事实，而是基于自己的情绪和立场。关于选举舞弊、操控投票、甚至对方要造反的言论，目的已经不再是为了说服对方，而是为了鼓动自己人去投票。

在这样的背景下，选举的公信力和真实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甚至可能动摇国家的根基。

随着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选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单一，社会的裂痕也越来越深。从2016年至今，美国的选举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主流媒体的声音被社交媒体的嘈杂所淹没，焦虑和对立的情绪持续发酵，人们之间越来越缺乏对话。

而今年的大选，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进行的——“信息茧房”已经完全封闭，选民们只能根据自己被喂到的信息去判断和决定。

这就使得局面非常危险：当选民们无法彼此对话，而候选人们却利用情绪来煽动支持者时，选举结果不仅越来越不可预测，社会也因此可能陷入动荡。情绪化的动员手段只会加剧社会的分裂，无法带来真正的团结。

这次美国大选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候选人之间政策上的巨大分歧，更在于信息环境和情绪走向的变化。

当选民无法获得真实、全面的信息，只能在算法的操控下越来越偏激，这样的民主选举是否真的符合“民主”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