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在“特殊十年”中是全国的重灾区,死人很多。可是“特殊十年”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不到贯彻执行,生产上不去,经济滞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全国倒数第二。
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改开的方针在这里当作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农业生产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
在思想战线上,两个“凡是”之外,广西还多一个“凡是”一直在坚持,即“凡是韦国清同志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坚决照办”。
广西当权者疯狂向中央封锁消息,捂住盖子,谁要是触犯了他们,揭露了广西问题,轻则受到打击报复,撤职调离,重则受到镇压,判刑投入监狱劳改队,甚至处死。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慢慢察觉和发现了广西的一些问题。
1981年4月,中央组织了20多人的工作组,赴广西调查了解落实政策和“特殊十年”中的问题。
工作组在广西工作了两个多月,听取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汇报,调阅了部分档案材料,分别到南宁、武鸣、桂林、临桂、马山、凤山等地、市、县和几个监狱、劳改场所,还召开了一些座谈会,收到人民来信3000余件,接待群众来访700多人次,广泛接触了各方面的干部、群众。
可是工作组在那里工作的两个多月里,每到一处都受到区党委派来的人的严密监视,为其设置重重障碍。
工作组是6月23日结束工作离开南宁,6月25日回到北京。刚回到北京,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钟绍僮等5人控告工作组的材料,就已送到胡书记的办公桌上。
1983年3月,为了稳定广西的局势,中央作出决定,以“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赴广西工作组”名义,派出一个40人的工作组,赴广西协助解决、处理“特殊十年”遗留问题和领导班子问题。
工作组直接受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的直接领导和过问,领导成员有中组部副部长李锐、江苏省委副书记周一峰等人。
为了减轻工作组压力,中央还改组了广西自治区领导班子。
1981年的调查组只是调查了解情况,无任何权力,而这个工作组中央给了一些实权,如工作组的正副组长参加广西区党委常务会议,工作组成员根据需要,有时列席常委会议,有一定的决策权力。
工作组于1983年4月初至1984年1月下旬,广泛接触了广西各方面的人士,并直接派人参加自治区党政机关处理“特殊十年”遗留问题的工作和考察领导班子情况。
在工作组的督促下,广西区党委、政府为了处理解决好“特殊十年”遗留问题,组织了相应的“处遗工作组”100多人,分赴全区12个地市和一些大型厂矿企业单位、大专院校。
各地市又都派有工作组到各县市,全面地开展处理“特殊十年”遗留问题。
全区处理“特殊十年”遗留问题的工作一开展,各级领导班子经过调整与加强,问题的眉目逐渐清楚起来。
工作组首先要弄清的是“特殊十年”期间的死人问题,“特殊十年”期间广西究竟死了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