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四年前的秋天,也就是1970年的春天,我们顾山公社王家墙大队来了一户下放户,夫妻两人,四十岁左右的年纪。当时我爸是王家墙二队的队长,听我爸说,这夫妻俩是南京来的,那个男人是政府的干部,是来我们生产队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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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我家不远就是队部大院,队部大院里有两间空房,南京来的下放干部就住在了那两间房子里。城里来了下放干部,操心最多的还是我爸,安排好了那夫妻俩的住处,我爸还亲手垒砌了灶台,到公社供销社买来了铁锅和一应生活用品,并让我给他们送去了白菜萝卜,还送去了一碗咸菜和一个矮凳。
那夫妻俩很和善,见我给他们送来了蔬菜和咸菜,一个劲说谢谢,那位阿姨还拿来糖块给我吃,并邀请我常来串门。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中年男人姓张,他明明比我爸的年龄还大,他却要我喊他张叔叔。女的姓李,我就称呼她李阿姨,李阿姨却不让我喊她阿姨,她说她是教书匠,让我叫她李老师。
起初我对城里来的这这夫妻俩印象并不太好,总感觉他俩和我们乡下人不一样,他们来我家串门,我搬凳子给他们坐,他们要把凳子拍打干净才坐下,分明是嫌凳子脏。我端水给他们喝,他们接过水碗却从来不喝一口。后来再来我家串门,我干脆不给他们倒水喝了。
过了不久,我爸让张叔叔到牲口棚当了饲养员,因为当饲养员比下地干农活要轻松很多,这也算是对下放干部的照顾。尽管张叔叔不会喂牛,可他还是比较满意这个差事的,他一边虚心向老饲养员学习,一边翻看书本学习相关知识。他说不管干什么都得干好,只要认真干认真学习,就没有干不好的事情。
那年秋后,大队书记王伯伯安排李老师到王家墙小学当了老师,正好教我们四年级的学生,李老师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师,她对我要求很严格,在课堂上经常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有时还到我家看着我写作业,我有点怕她,也有点恨她,总感觉她跟我过不去。
当时我们王家墙小学规模不大,学生也不多,再加上那时已经取消了高考,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老师的教学积极性也不高。我们学校,就李老师天天扯着耳朵嘱咐我们,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不能浪费了珍贵的时光。
从四年级到五年级,李老师对我要求都很严格,还指导我复习以前的功课。我虽然不爱学习,但逐渐觉得李老师是一位好老师,她还自己掏腰包给我和同学们买过本子,买过铅笔。我们队里的社员谁有个头疼脑热,她也会给一些药物。社员有什么困难,张叔叔和李老师也会热情相助,村里人对他夫妻俩的评价都很高。
小学毕业后,我们班的同学们都不想读初中了,李老师就挨家挨户做家长的工作,鼓励我们都去读初中。李老师还答应我们,谁去读初中,她就给谁买一支钢笔。在李老师的劝说鼓励下,我们班有六个人去邻村联办中学读了初中,就我一个人是女生。要不是李老师三番五次到我家做工作,我妈就不打算让我去读初中了。
读初快毕业的时候,我妈突然咳嗽发烧很厉害,大队的赤脚医生开药打针也不见好,张叔叔就和我爸把我妈送到了公社卫生院,公社卫生院的医生怀疑是肺结核,建议去县医院检查治疗。因为我家当时的条件也不好,我爸不想去县医院。看我妈病得很厉害,张叔叔说他带钱了,让我爸不用担心医疗费。
到了县医院,我妈高烧已经出现了昏迷,县医院的医生紧急施救,最终把我妈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大部分都是张叔叔垫付的。出院后,张叔叔还托他南京的亲属寄来了特效药,没要我家一分钱。说句良心话,要不是张叔叔尽力相助,我妈有可能就……
初中毕业后,我们大队几名同学没有人打算去读高中,因为读高中要住校,花钱多不说,也不方便。我是个女孩子,我妈更不同意我去读高中,更何况因为我妈生病拉下了饥荒,张叔叔给我妈垫付的医疗费还没还上呢。
李老师却三番五次到我家做工作,她说我学习最好,不读高中太可惜了。她还说她家一个远方亲戚家的儿子是插队知青,刚刚推荐考上了大学,以后上大学光靠推荐就不行了,要考文化课。由此可见,以后多读书还是有用的。
在李老师和张叔叔的极力劝说下,我妈终于同意我去公社中学高中部读书了。星期天我回家来拿口粮,李老师就到我家来看我,问我在学习中有没有困难,她说之前她就是高中数学老师,不明白的题可以问她。
在李老师的关心帮助下,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上高二的时候,李老师送给我两本高中课外学习资料,还偷偷给过我钱和粮票。她知道我家条件不好,怕我在学校吃不饱。
1978年夏天,是我人生中最忙碌最紧张的日子,为了不影响我复习功课让全力备战高考,我给学校食堂交了一个半月的伙食费,一个半月我都没回家。第一年高考失利,第二年的高考我下定了决心,绝不辜负李老师和张叔叔对我的殷切期望,我一定要考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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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完高考,回到家,我第一时间就去看望李老师和张叔叔,到了李老师家的住处,只见他们居住的房子房门紧锁,院子里的那只小花狗也不见了。当时正是暑假,学校也不上课,李老师会去哪啊?我赶紧去了牲口棚,饲养员陈爷爷说,张叔叔一家一个月前就回南京了。
等我爸和我妈收工回来,我妈告诉我说张叔叔两口子都回南京了,以后也不回来了,听说张叔叔调回原工作单位了。我问我爸有没有张叔叔家的通信地址,我爸说他倒是问过张叔叔家的通信地址,可张叔叔没告诉我爸。因为我家还欠张叔叔家二十块钱,他可能怕我家以后会通过邮局还他钱。
知道张叔叔一家走了就不回来了,跟他要通信地址张叔叔也不给,我爸就到队里支了三十块钱,给张叔叔家买了一点土特产,把那二十块钱的欠款也还给了张叔叔。可等我爸划着生产队的小船把张叔叔两口子送走后回到家,我妈却在茶碗下面发现了那二十块钱。李老师到我家跟我妈道别时,她偷偷把那二十块钱压在了茶碗下面。
在大队书记王伯伯的帮助下,我在公社革委会查到了张叔叔的工作单位,我赶忙写了一封信寄到了南京鼓楼区委。过了十多天,我写的信退了回来,信封上写着“查无此人”四个大字。
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无锡轻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成了王家墙大队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跑到张叔叔和李老师曾经居住的地方,看着紧锁的房门,眼泪不由自主地流淌下来,要是没有李老师的教育和关爱,没有张叔叔的帮助和鼓励,我别说考大学了,有可能连初中都不会读。
回到家,我再次给张叔叔写信,去无锡上学前,我寄往南京的书信又退了回来,还是查无此人。读书期间,因为忙于功课,我也就没再和张叔叔写信联系。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如东县工业局工作。后来因为工作忙再加上结婚成家,我也就渐渐淡忘了张叔叔夫妻俩。
1999年夏天,我到南京开会学习,到了南京,我突然想到了敬爱的张叔叔和李老师,利用开会学习的休息时间,我到区委和市委多方打听,总算得到了他的消息,张叔叔多年前就调走了,据说去了上海,也有人说去了北京,详细情况谁也不知道。
就这样,我好不容易得到的一点线索又中断了。
退休后,我再次回到南京,千方百计打听张叔叔和李老师的消息,可一直也没能联系上张叔叔一家人。只是听说张叔叔的女儿在上海生活,他们应该和女儿一起生活。
往事悠悠却历历在目,张叔叔和李老师对我家的恩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今生有缘,我们一定会相见。今生无缘,来世我也要报答这份大恩大德。我妈临终前还嘱咐我,见到张叔叔和李老师,一定要把欠人家的钱还上,这份恩情,要永远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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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也在上海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也许张叔叔和李老师就生活在我身边,我多么希望对我们家恩重如山的张叔叔和李老师还健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我们家的恩人,是我今生最大的心愿。张叔叔和李老师,你们生活得好吗?我很想念你们!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王庆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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