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
1941年，贺龙麾下的独立第一旅，进驻陕北绥德，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在谈话中，毛主席拍了拍旅长高士一的肩膀，问道：
- “你的事情我早晓得了，这很好嘛。你因为有那么一点历史，在当旅长后有没有人排挤你呀？”
“没有，没有，我们新老干部团结得很好，老红军、老干部都很尊重我，照顾我；贺、关首长还专门派了一个分队，把我全家都接到了绥德，我非常感激，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向红军老干部好好学习！”高士一赶忙回答道。
毛主席听罢，满意地点了点头，笑了。
“高四爷”要求抗日被搁置
毛主席所说的“那么一点历史”，和高士一的出身有着很大的关系。
高士一出生于河北任丘县，他的父亲经过三四十年的苦心经营，成了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家里拥有4000多亩土地。除此以外，高家还经营着多家工厂和船运码头。所以他们家既是地主，又是商人。
在家族四个兄弟中，高士一排行老四，人称“高四爷”。父亲去世之后，四个兄弟就分了家。高士一在老宅北边，搞了个占地500亩的大庄园，取名“高家场”。庄园11套独立院落，被护城河包围，供族人居住。
虽然自家生活富裕，但高士一并没有养成富家少爷般的生活习惯，反而从小就喜欢和长工们一起干活，学会了不少劳动技能；同时他酷爱习武，参加少林会学武术，他还略懂中医，经常义务给乡亲们看病。
无论是家里的长工，还是附近乡亲们，人人夸这个热心肠的“高四爷”一声好。
除此之外，高士一的思想上也非常进步。五四运动时期，他带头在村里破除封建迷信活动，革除妇女缠足等陋习，还将乡亲们求神拜佛的庙宇，改为文化宣传室和女子小学，向村民们宣传新文化，让村里的女孩子也能读书识字。
乡亲们基于对他的信赖，推举他为八县堤工委员会委员，自此高士一从经营农商，进入官场从政。任职期间他秉公办理河务，时常沿着百里河堤巡查，以保证河堤的安全。
这些经历，让高士一成为县里首屈一指的开明绅士和新派人物。
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东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侵略者。高士一听说这个消息后，顿时泪如雨下，抽泣着对周围的人说，不抵抗政策就是误国的政策，这是要让老百姓当亡国奴啊！
自此，高士一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特地从天津买来一台收音机，随时收听时事广播，了解时局的发展。
当时高士一的长子高万德在保定读书，结果因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被学校开除。高士一了解了来龙去脉后，非但没有责怪儿子，反而对他的行为表示支持：
- “学生爱国嘛，有什么不对？”
1937年，高万德和同乡好友开始在家乡开展抗日宣传，他们利用高士一买来的收音机，了解外面的情况，创办了抗日小报《群声报》。同时还发动各村成立抗日救国会，很快就拉起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
发展队伍所需要的粮食和经费，全都是由高万德从家里拿的。他们以为做得天衣无缝，高士一却早已经知道，但他从不过问，暗中对儿子的行动表示支持。
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后，日军沿河路大举南侵。高士一所在的村庄，连同周围47个村庄，自发组织起来，对日军一支中队展开的歼灭战。这一仗击毙了90多名日军，缴获了不少的武器。
恼羞成怒的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派出1000多人前来报复。百余名群众被残害，还有不少房屋被焚毁。看着流离失所的乡亲们，高士一义愤填膺地说道：
- “看到了吗？这就是当亡国奴的命运啊！咱们决不能等着当亡国奴，要想法子同小鬼子们斗！”
为此他跑到任丘县城，找到人民自卫军游击师，向他们表示了自己坚决要求参加抗日的愿望。回村之后，他又找来和儿子一同抗日的好友，希望正式加入到他们的队伍当中。
没想到高万德却反对自己的父亲一同抗日，他觉得自己的父亲毕竟还是地主，他们是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不能一起干。
因此高士一参加抗日队伍的事情，就此被搁置下来。
拉起近万人的抗日队伍
1937年10月，中共保属特委军事委员侯玉田，听说高士一的情况后，带着组织上的意见专门来到村里，找到高万德和他一同抗日的伙伴， 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政策。随后他们一同找到高士一，拿出了盖有吕正操大印的委任状：
- “根据你的愿望和请求，我们欢迎你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并委任你为河北人民自卫军第五路总指挥。”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决心跟着共产党抗战到底！”高士一激动地说道。
从此高士一就将指挥部设在了自己家，将自家客厅作为指挥部办公室，同时将自家的现款和余粮，统统拿出来作为扩军的费用。高士一的妻子非常支持丈夫的举动，不但拿出了自己的个人积蓄，还主动担当起后勤管理员。
然而高士一举家抗日的举动，却遭到家族中一些人的反对，尤其是他的三哥高士芬，反对尤为强烈。
刚开始，高士芬以“祖上家业不能丢”为由，劝说高士一不要参加抗日，没想到高士一以“没有国，哪有家”的道理，来反劝三哥要认清时局。
高士芬见劝说不动弟弟，便将怨气都撒在了拉高士一进队伍的侯玉田身上。趁着侯玉田再次来村里的时候，高士芬叫人把他软禁了起来。
高士一闻讯来找三哥要人，没想到被三哥指着鼻子一顿斥责，见到侄子高万德，高士芬更是破口大骂，说高家非得败在他手中不可。
高万德据理力争，说既然已经分了家，他就别操心自己这一房的事情了。被侄子这么一顶撞，高士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连声骂高万德是“败家子”。
站在一旁的高士一并没有多说话，等吵骂声平息下来后，他坚定地对高士芬说：“三哥，凡是你劝我的话，我都考虑过了。日本鬼子已经打到了咱们家门口，我希望你也能好好想一想。至于我，我看透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认定只有共产党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不管你赞不赞成，我都要干到底！今后，你若是愿意，就过来住几天，若还是看不惯，那就不来也好。”
高士芬见实在劝不住，只好将软禁起来的侯玉田放了，自此两家断绝了一切往来。
高士一一家的壮举，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不少人都说，高士一这样家大业大，还参加抗日，他们还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很快任丘一带掀起了参军抗日的热潮，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高士一的队伍就发展到3000多人。
不单单是老百姓被高士一的壮举感染，冀中地区的中高层也深受震动。当时很多人都在三方势力之间摇摆，在高士一的影响下，他们纷纷倾向于站在人民的一边。
为了让他们完全站到人民一边，高士一决定对中高层人物展开说服争取工作。
他们首选的对象是苏桥商团。这支队伍是商户们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成立的地方自卫武装。团长邢荫堂和高士一有过交往，十分敬佩高士一的为人。当高士一到苏桥镇一说，邢荫堂立刻爽快答应，不但商团全部归并到第五路，还将自己的儿子也送去参军。
在邢荫堂的介绍下，高士一开始对“天下第一旅”展开争取工作。这支队伍的首领黄久征，出身于贫苦人家，七七事变之后，他打着抗日的旗帜，拉起了一支上千人的队伍。
当时日军想要拉拢黄久征，以给他正规军番号为诱惑。恰好高士一此时来争取这支队伍，黄久征的部下一听说这个消息，不管黄久征同不同意，先挂起了第五路的牌子，还袭击了一支日军小队。
这就使得黄久征欲罢不能。趁着年关将至，高士一派人送去5000大洋，让黄久征的队伍过个好年。黄久征为高士一的诚意所感动，决定率部加入第五路。
通过一系列的说服工作，高士一收编了散落在各地的自卫武装，队伍从3000人发展到了8000人。不久，第五路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独立第一支队，高士一担任司令员。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中，高士一率领这支队伍，和日伪军进行了50多次交战，击毙、俘虏1600多人，收复了多个重要城镇，逐渐控制了京津保地区的水上交通线。
驻守天津的日军将高士一视为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