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下狠手，新一轮贸易战怎么打

“除了爱情和宗教，最美的词就是关税。”这是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10月2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竞选集会上说的话。

不用怀疑，特朗普对关税是真爱。

在美国总统竞选史上，关税很少成为竞选的重要话题，仅有的几次例外，几乎都是因为有自称“关税人”的特朗普参选。

当然，仅凭特朗普的“爱”，肯定不足以使关税话题在竞选活动中“大卖”。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美国的政治思潮进入了保守主义时代，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沃土。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表示，一旦当选他将对所有美国进口的商品加征10%至20%的关税，对中国商品加征幅度可达60%的关税。这意味着什么呢？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以2023年美国进口数据为基准，如果特朗普所称的税率落实，那么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将升至约27%。这27%是什么概念呢？1990年代至2017年，美国关税税率大多数年份保持在2%左右。2018年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后，当年美国关税税率是3%，此后的拜登政府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

2018年-2020年美中平均关税税率‍‍‍‍‍‍‍

也就是说，即便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打个对折，美国关税税率也会翻上好几倍。这是否会引发升级版的贸易战？

2017年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宫时，对于他竞选期间的关税威胁，美国的贸易伙伴还在猜测其是否会兑现。今年大选尘埃落定后，这些猜测肯定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如何应对的兵棋推演。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对外经济政策上的巨变，可预料的结果是世界经济的前路将更加颠簸。

不只是威胁

在10月15日一次关于经济政策的电视访谈中，特朗普再次提到了他对关税的爱和关税倍增计划。他说“对我来说，字典里最美丽的词汇是关税”，称将对进口商品征收“历史上最高的关税”。

特朗普的语言风格内嵌夸张，但在言语所表达的行为方向上却毫不含糊。这是不能怀疑特朗普会把对关税的爱转化为政策行为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的关税立场背后有着在美国政治思潮中日渐强势的“理念”支撑。

这个“理念”背后的关键人物，就是贯穿特朗普第一任总统任期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2021年1月卸任后的莱特希泽一直比较活跃，积极推销他的贸易政策理念。这个理念集中体现在他2023年出版的《没有贸易是自由的》一书中。在这本书中，莱特希泽主要论述的是为何美国应该放弃自由贸易，并称“特朗普将被铭记为一位伟大的总统，真正的伟大总统之一”。他的重要衡量标准是，特朗普任内开启了美国贸易政策的根本性转变。

莱特希泽认定“根本性转变”正在发生的主要论据，是拜登也在走特朗普的路。莱特希泽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离开白宫后）接下来的几年里，除了几个重要的例外，拜登政府继续在沿着特朗普总统和我所制定的道路前进。”

莱特希泽

莱特希泽的继任者、拜登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今年6月出席大西洋理事会的活动时的表态印证了这一点。戴琪表示，她和莱特希泽一致认为美国必须改变贸易模式，两人的差异只是在言辞上。

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明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主张更多的贸易保护、更高的关税的声音将在华盛顿变得更加主流。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就任总统后，特朗普是否有不受约束地大幅加征关税的权力呢？

今年9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活动上，特朗普亲自回应了这个问题：“首先，我不需要他们（国会议员），我不需要国会，但他们会批准的。”“如果他们不批准，我有权亲自实施。”特朗普是在放嘴炮吗？简单的回答：不是。

在美国“三权鼎立”的政治架构中，宪法把与贸易相关的权力（比如征收关税、缔结贸易协议）赋予了国会。但历史上国会议员的胡乱作为酿成严重后果后，国会通过立法，事实上把这部分权力让渡给了白宫。

这里面的关键事件，就是由共和党议员推动的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把美国的关税提高到了40%至60%，导致美国的进出口萎缩超过60%，加剧了美国经济大萧条，也引发了更大范围的贸易战。

1930年，关税法（即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实施后加剧了美国经济大萧条

通过梳理193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的相关立法，不难发现美国总统在加征关税方面，有着很大的权力和政策操作空间。

比如，1962年的《贸易扩展法案》第232条，赋予总统这样的权力，即可以以进口商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通过加征关税来调整进口商品。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钢铝加征关税，就是援引这一法案。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任何法条都没有给何为“威胁国家安全”下明确的定义，这意味着总统有着近乎随意的裁量权。

1974年的《贸易法案》第301条（即所谓的“301条款”）规定，如果发现外国政府的行为、政策“不公平、不合理或有歧视性”，那么总统有权采取包括征收报复性关税在内的行动。

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7.5%至25%的关税，大多数都是援引“301条款”。而且，至少从该条款的授权上看，特朗普是有权加征60%关税税率的。此外，《贸易法案》的“国际收支权力条款”，1977年的《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案》等，都给美国总统预留了关税权力。

把与贸易相关的权力让渡给白宫，美国立法者们的本意，是避免激进的国会议员再次造成破坏性，但却忽略了这一点：白宫的主人也可能激进。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学者斯科特·林西科姆在最近的文章中，指出了贸易权力被滥用的危险：“（1930年代以后的）贸易政策在80多年里一直运行有效，但特朗普暴露出了这些政策的一个关键缺陷，即其所涉及的法律过于宽泛和模糊，以至于总统可以基于可疑的理由单方面征收或维持破坏性关税。”

反常识登场

在11月6日的胜选演说中，特朗普提到了“常识”：“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重新调整，将各种背景的公民团结在一个共同的常识核心周围。你知道，我们（共和党）是常识政党。”

然后，他列出了一串“常识”，希望“有国家边界”“有安全”“有良好的教育”“有强大的军队”。这些“希望”的确都是常识。特朗普的这次演说对关税只字未提，但恰恰是他的关税理念，有很多违背常识的地方。

在关税问题上，特朗普最反常识的地方，莫过于他坚称美国的关税是由对美出口的外国公司支付的。

一般来说，关税增加后，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会导致以下几种结果，即出口商降价、进口商承担涨价成本、进口商转嫁给消费者，或者三者兼而有之。

但在特朗普今年10月与彭博社总编约翰·米克利思韦一次关于经济政策的对话中，当后者多次追问商品涨价的问题，特朗普除了以开启“复读”模式做回应，反复称“外国公司会付钱”外，还表达了一个中心思想——关税大棒并非是给美国人增加所谓消费税的双刃剑，而是迫使各国企业到美国建厂的政策杠杆；一旦外国公司迫于高关税而在美国境内生产产品，美国消费者购买的这部分产品自然就不需要付高额关税了。

然而，美国智库“税务基金会”2021年12月的一项研究发现，特朗普政府时期加征的关税，大部分成本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了。

具体来说，有进口商把成本做了部分转嫁，导致商品价格微涨；有的进口商几乎是完全转嫁，商品价格涨幅等同于关税涨幅；还有少数进口商趁机大幅涨价，商品价格涨幅超过关税涨幅。而且，这项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证明外国进口商通过降低价格（这里不考虑汇率调整因素）来吸收关税上涨的经济负担。

2019年，特朗普在华盛顿特区白宫内阁会议室里展示关税实例

不过，反常识并不影响特朗普沿着自己的逻辑思考政策。他更大胆的想法是，降低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用关税的收入来填补上述亏空，维持联邦政府的支出。

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曾提及对威廉·麦金莱总统（1897年至1901年任美国总统）的钦佩，因为那时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关税。通过向外国企业收钱来维持本国政府的支出，目前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把美国拉回到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模式。

1914年美国税制改革前，关税长期是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后来尤其是二战结束后，这个占比逐步下降（2023年仅为1.8%）。2023年，联邦政府的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是2万亿美元，进口商品总额约为3.1万亿美元。

简单计算就不难发现，如果要实现特朗普所说的“取代”，那么必须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高达65%的关税。而且，还要确保在这个税率下外国企业愿意对美出口，并且承担关税成本。

相比较而言，特朗普提及的另外两个意图或许稍显严肃一点，即通过加征关税保护美国企业免受外国同行压迫式竞争，以及吸引外国企业赴美投资。

先说“保护”。

根据美国普查局的数据，如今美国的进口商品中，超过一半是中间产品。特朗普全面加征关税的做法，无疑会增加美国企业的采购成本，推高终端产品价格。如果这些美国企业的市场在海外，那么就会面临海外市场的竞争压力。如果考虑其他国家几乎可以肯定的关税报复，那么特朗普的关税大锤会让美国企业被锤两次。

2024年1月，美国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数据图

特朗普第一任期已经证明了，他的政策更突出的特点是“不确定性”而非吸引力。美联储经济学家卡尔达拉等，2020年发表过一篇题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影响》的学术文章。这些学者发现，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达到历史高点——仅在2018年（即挑起贸易战的那一年）就使美国的投资减少了230亿至470亿美元。

斯科特·林西科姆写道：“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些影响，但它们实际上只是常识，谁愿意把数百万美元押注在一个可能很快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或由于可能的关税，而无法在国外销售产品的美国新工厂上？”

系好安全带

断言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完全不可能达到效果，显然过于武断。但可以肯定的是，比效果先到的，肯定是混乱。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温迪·埃德尔伯格和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在今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可能的混乱前景：“每一个进口商和每一个所进口中间产品的购买者，都会将注意力从日常业务需求转移到重新谈判合同、重新配置供应链和游说关税豁免上，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不确定、高度政治化的贸易环境中。”

上述学者描述的是美国国内的前景，更大的混乱是在国际层面。

特朗普虽然多次赞扬关税的“美”，但几乎不提贸易战，似乎他不提这事就不会发生，或者其他国家对美国加征关税会无动于衷。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者莫里斯·奥布斯费尔德，把特朗普全面加征关税的想法比喻为“扔进贸易体系的手榴弹”，认为这“可能造成各国不再遵守贸易规范和规则的混战，从而阻碍国际投资和贸易，导致世界变得非常贫穷”。

11月5日，人们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观看实时出口民调 / 图源：新华社

作为世界第一、第二经济大国，美中两国的贸易将受到多大冲击，无疑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但同样具有世界级影响的，还有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高盛公司今年7月的报告预测，10%的关税增幅将使欧元区的GDP下降1%。其中，受冲击最大的是欧盟经济的火车头德国。法国一家投行预测，在最坏的情况下，10%的关税增幅将使德国的GDP损失1.6%。这对于近年来一直在低位徘徊的欧盟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如果不是致命一击的话。

27个成员国构成欧洲经济的一个内部市场

欧盟会如何回应？美国政治新闻网今年10月的报道透露了蛛丝马迹。这篇通过采访数位欧盟官员而撰写的报道认为，欧盟正在为与特朗普进行一场高风险的大规模贸易战做准备。

根据该报道，在美国大选结果出炉前，欧盟就成立了一支快速反应小组，设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秘书处。其中一位受访官员表示，“我们将迅速反击，而且是大力反击”，“目的是给特朗普造成巨大损失，迫使他立即与欧盟谈判，且以欧盟处于更有利地位的形势（进行谈判）”。

很有可能，特朗普也是这么想的：对欧盟的第一波关税打击，就以造成巨大损失为目的。政治新闻网的上述报道，提到了欧洲美国商会副总裁马乔里·乔林斯对欧盟“以反击逼谈判”方式的担忧：“问题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是否还有空间通过谈判，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世界经济绷紧神经，这也是特朗普在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