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的历史：“盛世”的边疆危局

清廷在17世纪的北方领土博弈中，之所以屡屡吃暗亏，关键在于入关以前制定的边疆统治策略逐渐过时。那时候，满清要的是人口，不在意土地本身。沙俄则刚好相反，重视对领土的实际控制和经营。两者孰优孰劣，显而易见。要阻止沙俄进一步蚕食黑龙江中下游领土，必须在当地迁入居民，定居垦荒。但这一点恰恰和满清的“祖宗之法”背道而驰。

早在1638年，清太宗皇太极就颁布了一道诏令，要求满人在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外围修建一道封锁线。封锁线的底端是土墙和土堤，上方插有柳树桩，中间用绳子相连，外侧还有很深的壕沟。它的名字就叫“柳条边”。柳条边最初的用意，是阻止汉人和蒙古部落进入满人聚居区，夺取当地的良田、牧场。随着满人统治范围不断扩大，柳条边也一路向西、向南延伸。到17世纪80年代，它的全长已经超过1300公里。前面提到的满清在关外的三个将军辖区——盛京、宁古塔和黑龙江，都在柳条边的界线之内。清政府明文规定，柳条边以内的土地是“皇朝发祥圣地”，不允许随便移民定居，更不许擅自开垦。平民出入柳条边，只准走21座专门的城门，还要持有官府签发的“路票”。

柳条边的存在，防的主要是汉人和蒙古人。它寄托了清廷在入关初期，把东北地区当作战略后方经营的愿望。可是满人自己的主流，在1644年入关后也顺势南下。留在柳条边以北的满人，因为数量太少，根本当不起开垦荒地、经营关外的重任。黑龙江流域又是柳条边内最遥远的地界，开发程度当然更低。清朝的13位皇帝里，只有末代皇帝溥仪在退位以后，真正踏上过黑龙江沿岸的土地。即使是对俄强硬的康熙，最远也只到过吉林。从雍正帝开始，清朝皇帝在太平无事之日，根本就不怎么往北出巡。他们对关外“龙兴之地”真正的价值，特别是黑龙江的重要性，自然谈不上有什么感性认识，只是承袭旧制而已。

以柳条边为载体的边疆封禁政策，也不总是那么严格。从顺治朝到康熙初年，清廷曾招募数万关内汉人到辽东垦荒，只是去往黑龙江一带的不多。《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康熙帝也考虑过在黑龙江流域实施大规模屯垦。他想依仗的，既不是汉人，也不是满人，而是过去就在黑龙江两岸活动的达斡尔人。问题是，负责管理屯垦事务的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自己就贪恋安逸，惧怕艰难的屯垦生活。他的驻地，本来在黑龙江干流旁边的新瑷珲城。萨布素嫌这个地方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就炮制了一封奏折，说黑龙江最重要的据点是墨尔根城，自己要去那儿上任。墨尔根就是今天的嫩江市。1790年，萨布素直接把黑龙江将军府衙门搬到了墨尔根，他麾下的达斡尔农民和兵丁，也随之西迁。墨尔根离原来的新瑷珲城有200多公里，这一迁，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战略真空区。到了1799年，萨布素又搬了一回家，这一次他干脆去了更靠南的齐齐哈尔。齐齐哈尔离新瑷珲城，足足有400多公里。别说黑龙江北岸的土地和居民，萨布素根本就管不到；就是南岸的大片土地，也依旧处于撂荒状态。康熙的屯垦计划彻底失败了。

康熙去世13年后，1735年，他的孙子乾隆帝即位。乾隆在位时，平定了准噶尔汗国，暂时消除了北方的边患。对东北地区人口稀少，开发滞后的问题，乾隆帝也很上心；但他的做法，不是废止柳条边制度，而是反向操作——从北京、杭州的驻防八旗军队中，拨出一部分满人，给他们发放银两、牲口、农具，让他们重新出关，去黑龙江等地屯垦。至于汉人，乾隆反而加强了对他们的防范。明长城通往关外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从前是不设关卡的。汉族流民从那里出发，绕道内蒙古，也可以潜入关外。乾隆帝在位时，给这些长城旧关也加上了岗哨。过去，清廷对获罪的汉人臣子，往往处以发配宁古塔之刑。乾隆连这一条都改了，改为流放西南或者西北，就是要让他们远离东北。

从1740年到1792年，乾隆强化柳条边的政策实行了半个多世纪。没承想，那些反向出关的旗人，已经过不惯农牧生活了。他们直接把自己名下的土地，典当或者抵押给了汉族“民人”。朝廷不得不几次花费内帑，赎回这些旗地。进入18世纪末，华北遭遇大旱，朝廷不得不对移民出关松禁，在30多年时间里，向柳条边以北放入了100多万汉人移民。不过，从具体流向看，大部分移民选择的落脚地依然是辽宁和吉林。至于黑龙江流域，则仍是一片沉寂。

当康雍乾三朝围绕柳条边大做文章的时候，沙皇俄国没有闲着。只不过，18世纪的沙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在远东方向暂时没有恢复扩张。1805年，俄国海军军官克鲁森施特恩在环球航行途中，对黑龙江出海口一带进行了勘探，还登上了库页岛。1849年，俄国运输舰“贝加尔”号干脆直接闯到黑龙江出海口附近，勘察了当地的水文状况，还选好了建设港口的地点。这时节，沙俄对黑龙江的野心，已经不是简单的掠夺貂皮和金银器了。他们发现，黑龙江是一条直通北太平洋的捷径。从那里出海，可以把俄国远东地区的商品直接输送到俄属北美，也就是后来出售给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俄国军舰还可以从黑龙江入海，窥探日本和朝鲜。不夸张地说，后来的日俄战争，直接诱因就是沙俄重燃对黑龙江的野心。

反观清政府，自《尼布楚条约》签订以来，对黑龙江沿岸的经营始终缺乏长期规划。康熙年间，清初征伐东北的老将有不少还在人世，还说得清黑龙江流域的地理状况、民族分布。到19世纪初，清廷连每年一度的巡视外兴安岭活动，都很少照办了。正是在这段160多年的“盛世”中，清政府对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控制力持续下降，最终引来了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