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祖｜张爱玲：恐惧阴影里的天才

作者：杨光祖

张爱玲

张爱玲的一生，是一个不断怨恨、寻找父亲的一生，是一个在恐惧阴影里艰难挣扎的一生。万燕认为张爱玲从小接触的男人极少，

“她对父亲肯定寄予过很高的期望，因为她的母亲常常不在家，她在《私语》里曾说：‘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她没有多少母爱，而父亲在寂寞的时候是最喜欢她的。但是她父亲的遗少习气给家里带来的痛苦使她苦恼，和后母一起对她的虐待更让她深深地失望。”

其实，说“失望”太轻了，应该说是“绝望”。那种绝望是一种溺水般地难以呼吸。这一点，只要读读张爱玲的小说散文，就一清二楚。她在《私语》里说到父亲对她“拳足交加”，“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在后母的挑唆下，把张爱玲禁闭在地下室，达半年之多，患了痢疾而不请医生。最后在佣人的帮助下，逃出了地狱一样的家。当她终于“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她写道：

“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

小说《心经》，残酷地写出了她对父亲的绝望，张爱玲说：“在心理学上，小女孩会不自觉地诱惑自己父亲。”阅读《私语》，看到“父亲跟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的时候，我们知道，父亲和家在张爱玲那里全部、彻底地被粉碎了。这对一个青春期的女孩来说，未免太残酷了。但天才就这样诞生了！万燕认为张爱玲有“心理疾病”，这没有错；但她说：

“后期的张爱玲离群索居，反倒活得更加真实，心态更加正常，那才是完全符合她个性的生活方式”，“看她这时期的信件文字，真叫‘温柔敦厚’，非常喜欢晚年的张爱玲，让人感动。”

我觉得她理解错了，晚年的张爱玲不仅没有“心态更加正常”，而是更加焦虑、不安，她一次次地换房子，还有她晚年深受其苦的“虱子之幻”，都是明证。其实，纵观张爱玲一生，我觉得她自己感到最幸福，也是她最怀念的，就是1940年代的上海时期。那个时候，情感方面有胡兰成，事业上也如日中天，看那个时候的照片，也是意气风发，顾盼自雄。可1950年代，尤其到美国后的张爱玲，创作的失败、无人认可、还有遭遇的异国冷眼，都让敏感的她无法承受，但又不得不承受。于是，她只好把自己藏起来，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她在《传奇再版自序》中说：“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以前我只以为这是作家的年少轻狂而已，现在看来不仅如此。她骨子里是有一种大恐惧在，而这种恐惧让她对世界的变化非常敏感：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1947年能够说出这等话，除了张爱玲，恐怕也不多了。她只写小事情，远离宏大题材，我们很多人批评她不关注民族大义，其实，这太难为她了。她连自己都“救”不出来，哪里有力量去“救”世？鲁迅也是写小事情，但往往从小里见大，如阿Q、祥林嫂，因为他还在启蒙，虽然他又怀疑启蒙。张爱玲的文字琐碎，淡化情节，很有现代小说的味道。可那琐碎里，却又深刻，笔之刀是切入人性的最深处，深到一般人无法企及，甚至无法承受的领域。他与胡兰成的情爱纠葛不仅仅是爱情，也有着对空缺的父亲的置换。她最需要的可能还不是爱情，而是父亲。我们读她的小说，一个20刚过的女子对“爱情”的绝望或者说冷静，让我们吃惊。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她写道：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24岁的张爱玲对于“爱情”看得太透了，“透”得让人感觉到恐惧。而这个时候他正与胡兰成热恋，并于小说在《杂志》连载完后结婚。真有点不可思议！后来，到美国后，她又找上赖雅。一个同样年龄比她大得多的男人。这两个男人，胡兰成比她大15岁，他们结婚的1944年，她才24岁。要是张爱玲一生还有一点爱情的话，那就是在胡兰成这里。她后来说：“他离开我之后，我就将心门关起，从此与爱无缘了。”而张爱玲后来到了美国，与她结婚的赖雅，岁数比她大了29岁。年纪比她的父亲还要大。但赖雅不像胡兰成那样可以短暂地代替父亲的位置。他作为美国人，文化的差异使他无法理解张爱玲。我们看张爱玲，对他还是比较绝情的。余斌认为，张爱玲两次婚姻都很相似，都很快导向了婚姻，

“张爱玲对安全感的需求是她每次都迅速地走进婚姻的一大原因，婚姻对于她的意义，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应给她带来一份现世的安稳，而她总是属意年龄比她大出许多的男人，似乎也同她有意无意地更希望处于被保护的地位有关。”

当年到温州千里寻夫，张爱玲责难胡兰成的，也是“现世安稳”四个字。她说：“你与我结婚的时候，婚贴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高傲的张爱玲何时如此“低下”？

因为，张爱玲需要的是父亲。她对胡兰成的爱，其实是对自己的寻唤。正如她一生爱的只有一个人：胡兰成，她一生写的也只有一个题材：自己。凡是她写自己的那些文字，都是灵魂附体，让人爱不释手，又烫得拿不住。而远离自己的那些文字，如《赤地之恋》《秧歌》，其实，都颇无聊，虽然也不乏精彩之笔。因为，那些文字没有她的魂。《茉莉香片》等，我们都能看出张爱玲自己的童年，她的创伤性记忆。有人说不了解张爱玲的生平，很难看懂《小团圆》，其实相对于她的其他文字，也一样。可能这是张爱玲感性的一面，相对于鲁迅，她还是狭窄了一点，而且单调了一点。但她的挖掘却深得不是一般，她一生都生活在“自己”里。

我们阅读她写于1943年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可以看出她对自己命运的预感。葛薇龙，这个女子的命运，难道不就是以后张爱玲的命运吗？她爱那个乔琪，但是人家并不爱她，不过她还是与他结婚了。小说结尾，葛薇龙对乔琪说，我与那些妓女一样，不过人家是被迫，我是自愿。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所谓爱情不就是这样吗？她到死都没有忘情于胡兰成，而胡兰成早把她忘记了，他记着的是才女的张爱玲，不是妻子的张爱玲，甚至以“妾妇”视她。这是高傲的张爱玲无法承受的，看她给夏志清的信，那种怨恨很是清楚。写作，真是一种说不清的事情。当时创作《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时候，她还不知道胡兰成呢。

我们阅读《琉璃瓦》《花凋》《心经》，一个20刚过的年轻女子竟写出那样的文字，我们除了惊叹天才之外，也为张爱玲的不幸童年洒一掬泪。她的弑父、恋父情结在她的文字里凸显得让人咋舌。《心经》写了一个上中学的女孩与自己父亲的恋情，而且不仅是恋情，她从13岁起就与自己的父亲发生了性关系。这种题材，20多岁的张爱玲就涉及了，而且写得那么从容老练，直让人叹为观止。《花凋》对女子的死写得那么真实，真实到让人无法接受。万燕说张爱玲有心理疾病，

“她用写作超越了内心的疾患，将它们磨衍成深刻的解剖和表达，既表达了自己，也表达了别人。”

我们都知道，温室里诞生不了天才，只有惨烈的人生才能激发那些有天赋的人，让他们成为天才，为人类献上最瑰丽的艺术之花。万燕说张爱玲真实得可怕，那是自然，这一点她与鲁迅相似。中国现代作家到达这个境界的，可能就他们两人吧？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一个糜烂的腐朽的旧式大家族。这里有的是金钱、堕落、荒唐。我们看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很惊叹于她的早熟。一位20过一点的女子，能写出香港殖民地那种气氛，描摹姑妈那种中年富婆的心态，如此老道老练，直让人吃惊不小。尤其对人生的冷酷、虚无、荒凉体会得如此透骨的凉，不叫一声天才，是不行的。

如果不是她这样的大家族背景，在那糜烂阴森的家庭里受到的非人待遇，是没有任何可能的。第一次阅读，从文本上感觉到一种《红楼梦》的韵味，但那种凉薄、残酷甚至超过了曹雪芹。有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残酷的天才，张爱玲也当得起这个评语。看来，经历过繁华、磨难与否，还是不一样的。只是这样地诞生天才，也太残酷了——让人不忍！

张爱玲的父亲才华横溢，可却把时间抛掷在鸦片、赌博上。他在文学上对张爱玲是有启蒙之功的，可对女儿情感的忽视，甚至践踏，严重影响了张爱玲作为一个正常女子的心理，包括性心理。这，从另一个角度又成就了张爱玲的文学才华，虽然太残酷了一点。胡兰成《民国女子》里说，张爱玲不留恋学校，亦不怀恋童年，

“她而且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她不喜欢她的父母，她一人住在外面，她有一个弟弟偶来看她，她亦一概无情。”

她说：“我是个自私的人。”

她家作为李鸿章和张佩纶的后代，资产是不缺的，张爱玲小时候住在上海，两岁又迁居天津，8岁又到上海，在上海也先后搬迁了好几次。父亲再婚后，他们又有一次搬迁，那一年她14岁，14年来五度迁徙，期间父母离婚，后母进门，感受自是不同。17岁的时候，又被父亲殴打，并囚在地下室半年，一直到1938年才逃出父亲的家。而母亲也根本不理解女儿，她没有了解到张爱玲的天才和个性。她作为母亲经常打击女儿的自信心。周芬玲说，张爱玲既有弑父情结也有弑母情结，

“她切断了生命与家族的根源，这使她加速地早熟，并且自我补偿过去丧失的一切。就女性的成长来说，她逃避成为某人之女、某人之妻及某人之母，从此她成为她自己。”

可以说，张爱玲的童年、少年是一场噩梦，而她最后住的那个大宅，也是她的“心碎之屋”。周芬玲写道：

“父母亲不和谐的婚姻大抵没有破坏她内心世界的秩序，大部分的时间她沉浸于阅读、绘画和观赏电影。她对影像艺术与文字同样敏感。”

其实，破碎而冷酷的家庭早就打碎了张爱玲的内心世界，她只是通过阅读来弥补而已。当然，这严重导致了张爱玲的早熟。她说：“我喜欢我4岁的时候怀疑一切的眼光。”这种遭际使得“她绝不迎合你，你要迎合她更休想。”胡兰成在《民国女子》里写道：

“我在人情上银钱上，总是人欠欠人，爱玲却是两讫，凡事像刀截的分明，总不拖泥带水。她与她姑姑分房同居，两人锱铢必较。”

这也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自我防卫。但对自己喜欢的胡兰成，却从不“锱铢必较”，甚至在1945年胡兰成逃难有了别恋之后，她依然寄去大批的钱。让人好不慨叹。她多的是“情”，可是胡兰成不珍惜。

我们阅读《金锁记》，很惊叹于张爱玲出色的心理刻画。那个曹七巧的狠毒、怨毒，处心积虑地残害女儿的爱情。这里是有张爱玲的心理创伤在的，甚至可以说，它就是张爱玲对父亲的抗议、控诉，或审判。安东尼·斯托尔说：“强制性的孤独和长时间无法过普通人的生活，都会造成永久的损害。”张爱玲在《私语》里写道：

“我也知道我的父亲绝不会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但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岁。” “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是同他们一起死，我也愿意。”

看张爱玲的照片，头都抬得很高，眼睛里充满着冷清、高傲，甚至经常是白眼视人。让我们从她孤高的神情后面看出了她的自卑和绝望。鲁迅说反抗绝望，张爱玲也是一样的。他们文字的底色，都是：黑暗。如果没有青少年时期的家庭伤害，那种施虐，张爱玲断写不出《金锁记》那样反思人性阴暗的杰出小说。

1946年，她在《太太万岁》的题记中写道：

阳台上撑出的半截绿竹帘子，一个夏天晒下来，已经和秋草一样的黄了。我在阳台上篦头，也像落叶似的掉头发，一阵阵掉下来，在我手臂上披披拂拂，如同夜雨。远远近近，有许多汽车喇叭仓皇地叫着，逐渐暗下来的天，四面展开如同烟霞万顷的湖面。对过一幢房子的最下层有一个窗洞里冒出一缕淡白色的炊烟，非常犹疑地上升，仿佛不大知道天在何方。露水下来了，头发湿了就更涩，越篦越篦不通，赤着脚，风吹过来寒嗖嗖的，我后来就进去了。

这真是一段天才文字。

要知道张爱玲当时才26岁。那种苍凉哀伤，让人无法言说。而在她的文章中，这样的文字，太多了。包括出道的《第一炉香》，已经成熟得让人无法相信出自一个23岁的女子之手。张爱玲与鲁迅一样，一出手都已经非常之成熟。鲁迅以后还有变化，还有发展，比如思想的变迁，比如杂文的创立，等等，可是，张爱玲一生都没有超越自己的那一批处女作。出道就是高峰，一生都没有超越。这真是一个异数。

在“异数”这个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唯有她可以与鲁迅一比，余则不足道也。巴金一生都是青春写作，似乎一直没有长大；沈从文只是写出了湘西的野味，或者说原生态，有一种虚假的美；老舍太“底层”；茅盾太政治、太政策；萧红小天才而已，还无法与张爱玲相比。至于丁玲、冰心，都只能算比较好的作家，至于艺术高度，根本无法与鲁迅、张爱玲相提并论。

周芬玲说，张爱玲的生命创伤使她对人性的“阴影”特别敏感。这话倒没有说错。读她的小说，她对声音、色彩、人物心理的描写，那是极其出色而奇特的。没有超强的敏感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张爱玲是20世纪擅长挖掘人性黑暗面的能手之一，她对这些‘阴暗面’的感受特别深，她的作品愈写愈隐晦，里面潜藏的阴影特别深且广。”

这与张爱玲的恐惧症有关系。胡兰成说：

“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的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

看她的小说，那种恐惧，可说是无处不在。葛薇龙就说：“我⋯⋯我怕的是我自己！我大约是疯了！”读《沉香屑——第二炉香》，那种恐惧感一直干扰着我，几乎难以卒篇。我无法理解一个20刚过的女子，怎么对人性钻探得如此之深，而且描写起来那么残酷而冷静？除了天赋之外，她家庭施于她心灵的伤害太深而巨了！

我们读《谈音乐》，那里面张爱玲描写自己对中国音乐的喜欢，对夕阳交响乐的拒绝，她说：

“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安排位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伏，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

张爱玲怕什么呢？心理学认为，一个小时候没有得到爱的人，长大后就感到不安全，就会封闭自己，自私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她遇人不淑，她托身的这个胡兰成竟是一个无行文人，并不把她太当回事。而且据资料说，在上海时，她们在公园幽会，被跟踪而来的佘爱珍猛捆了一记耳光，她只好双手捂脸，狼狈逃离。

胡兰成其实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从小在家娇惯了的，做弟弟久了，也就有很强的依赖心理。他总是很任性，他希望的是被人照顾，像小周，还有后来的范秀美、佘爱珍，都在悉心照料他。他喜欢那种被人照顾的温馨之感。但张爱玲孤高冷艳，根本就不会照顾人。他们是精神知己、是知音，却很难成为好夫妻。罗丹喜欢克洛岱尔，但却离不开妻子做的饭，老婆虽丑，但饭做得好，艺术家也要吃饭。这是克罗岱尔没有想到的，也是张爱玲没有想到的。对胡兰成来说，张爱玲更多的是一个精神知己，甚至可以说是他的精神启蒙者，但她的才识卓绝并不一定带来夫妻深情，说不定让胡兰成更加不自信呢。

抗战胜利后，胡兰成到处逃亡，某夜到达上海，因为张爱玲不会招待亲友，胡兰成责备了她。张爱玲很委屈，当即回嘴说：“我是招待不来客人的，你本来也原谅，但我亦不以为有哪桩事是错了。”本来，胡兰成知道张爱玲是不会居家待客，忽然来这样一个责备，也就是知道他的心思了。这样一个连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不管不顾的胡兰成，怎么会照顾或负责张爱玲的未来呢？

张爱玲喜欢独处，她说：“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出惊人的愚笨。”她经常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儿童时期体验不到安全感的孩子，成年之后就特别需要独处。孤独，是他们最好的避难所，他们讨厌人群。她说：

“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他们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但我也不在乎。我觉得如果必须要讲，还是要讲出来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一定要和别人一样。”

张爱玲有很多话非常之精彩，被人传诵不绝，最经典的当然是在张爱玲送胡兰成的照片背后，题的“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爱情的表白，他们说张爱玲是一个为爱而痴的多情女子。其实，多情也就是无情，张爱玲的这个表白，不是爱情的表白，而是一种对父爱的呼唤，一种泣血的可怜的呼唤。爱情是平等的，这里却不平等。

在一个女子的心路历程中，父亲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而我们很多父亲忽视了女儿心理的需要，因此导致女儿心理的残缺，带来她们一生一世的心理疾病。我们经常歌颂张爱玲的绝世才华，可要知道这个绝世才华是以自己的伤残作为代价的，病蚌成珠，那是一个剧痛的过程。我们看张爱玲童年，在后母的挑唆下，父亲对她的残暴，那种毒打，一个正处花季的少女，又赶上这么敏感的一个张爱玲，又是如何能够承受？父亲打了以后，还关她黑房子，后来在好心的女佣人的帮助下，才逃出父亲的魔掌。当走上清晨的冷冽的街道，她发现自己竟无处可去。母亲虽然收留了她，可是母亲的财力有限，而且又正在谈对象。她于是与姑姑在一起。

父亲后来与她断绝了父子关系。这样一个绝情冷酷的父亲，是因为后母的挑唆，还是他本身就是残酷冷酷的？我们不得而知。但看张爱玲的回忆，父亲与她之间曾经还是有过温馨的回忆的。可惜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我们阅读《倾城之恋》，一个弱女子，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子，对爱情的那种解构，那种冷酷，那种透心的凉，可真让我们惊心。我们说张爱玲是天才，可这种“天才”是以早熟为代价，以心的透骨的冷为交换前提。我们说鲁迅是天才，那也是以童年、少年巨大的耻辱为成本的，阅读他的《<呐喊>自序》，我们的心为他很疼很疼。他能写出《狂人日记》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生命被摧残后的呐喊，是一种自救。我们通读鲁迅，他的偏执、敏感、多疑，是那么的强烈，而正是如此的强烈心理状态，才有他那些绝世的杰作。我们看他与很多人的纠葛、裂变，都是有这个心理疾病在那里的。童年的伤害是一生一世的，永不会褪色。

鲁迅与小自己10多岁的林语堂本是好朋友，后来却分道扬镳，不是因为其他，就是因为心理无法沟通。鲁迅敏感多疑，而偏偏林语堂迟钝麻木。林语堂去鲁迅家里，那时鲁迅初到上海。他与郁达夫一起去，见到了许广平。回来的路上，林语堂就一直没有弄清楚鲁迅怎么和许广平在一起同居，虽然是上下楼。郁达夫何等聪明，他是早看出来了，却偏偏不说。一直到周海婴出世，林语堂才恍然大悟。林语堂如此麻木，难怪创作不出杰出的文学作品。

后来，独自生活的张爱玲创作了许多小说，其实就是以他们的家族为原型。她的父亲看了，很恼火，她家族的人看了，都愤怒异常。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张爱玲早就与他们断绝了关系。张爱玲是在出毒呀，她要通过写他们家族来挽救自己，这是一种清空垃圾站的行为。

胡兰成说：

“但她想不到会遇见我。我已有妻室，她并不在意。再或我有许多女友，乃至携妓游玩，她亦不会吃醋。她倒是愿意世上的女子都欢喜我。”

其实，胡兰成说对了一半。张爱玲是不太在意，但并不是不在意。张爱玲爱她，是弥补自己父爱的缺失。当然，里面还是有一点男女私情。说不在意，那是假的。胡兰成的“自私”竟到如此地步。或者说，张爱玲爱胡兰成，其实也是一种自恋的表现。在张爱玲的人生中，真正懂她的也就胡兰成一人而已。

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高则高矣，但却与张爱玲不在一个话语场，是有疏隔的。傅雷这样一个中西贯通的学者、翻译家，也是无法理解张爱玲的。傅雷太刚烈，太黑白分明，所以他做不了作家。真正的作家往往尽力于灰色地带，在那种黑暗不明中，那种混沌中，才能探索出人生之虚无，人性之复杂。胡兰成也算一个小天才，他懂女人，更懂张爱玲，所以才有张爱玲的千里寻夫，这里是不能用道德或政治的眼光来解读的。

张爱玲一生寻找父爱，呼唤父爱，却一直没有得到。他与胡适的几次见面，给了她晚年许多的温暖，因为那是短暂的父爱的回归。周芬玲说，张爱玲对年长的男性一直怀着“父性的崇拜”，我觉得不大准确。她其实需要的不是“崇拜”，而是“父爱”。周女士同时说张爱玲有“恐惧母亲症候群”，害怕自己变成别人的母亲，但又渴望得到母亲的赞许和慈爱。这倒颇有道理。比如，她与姑姑、炎樱等就有着非同一般的情谊。其实，母爱，张爱玲是缺失的，可她从姑姑，还有别的女性那里毕竟得到了许多。

可父爱呢？

冷而空幻的张爱玲，晚年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她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再找到父亲，无法再找到父爱，父爱只有一个，那就是童年自己的父亲。得不到，就永远得不到了。再到哪里去找，都是枉然。她也就不找了，她其实绝望了！

胡兰成那里，还是有一点残存的父爱的影子。可是轻薄的胡兰成哪里懂得张爱玲的心思？于是，轻薄而多才的胡兰成自己把自己从张爱玲那里了断了。他说：“我于女人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知。”我想再说清楚一点，他对女人，只是索取，而从不愿付出。他的一生前后与八位女性发生情感纠葛，这些女性都很优秀，一个“知”让她们都成为他的俘虏，但一个不专，也让她未能得到任何一个全部的身心。

本来，遇到胡兰成这样的一个学历不高，但异常聪明的才子，汪精卫伪政权宣传部政务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华日报》总主笔，20多岁的张爱玲岂是对手？我们看资料，胡兰成在汪伪政权里，长袖善舞，颇擅权谋，不仅与汪精卫关系甚密，而且深得陈璧君的信任。这个胡兰成对国际事务极其敏感，屡臆屡中，后又深得日本人的倚重。而且还不失他文人的本性，晚年文笔更是不一般。在那样一个乱世，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角逐中，竟得以善终，确实是心机不浅呀。

张爱玲，仅仅是胡兰成的一个艺术知音而已，她不可能完全征服胡兰成的心。胡兰成晚年还能与当年上海滩的流氓头子吴四宝的老婆佘爱珍共度晚年，也可见他的气量。当年斗死李士群，胡兰成还有一功呢。而1974年到台湾，又培养出朱天文、朱天心姐妹，也未尝不是一个奇迹。看朱天文的《黄金盟誓之书》，收有她的“记胡兰成八书”，那么长的文字，竟包含着那般深情，让人叹服胡兰成的魅力。

只是，张爱玲，这个绝世女子，一个文学天才，只好默默地走完自己的一生了。

其实，她是最寂寞，最绝望的。

她晚年是看到了自己的繁华，可她对这些繁华，那如云的粉丝，毫不怜惜。

她缺的不是这些！

因为，晚年的张爱玲在虱子的幻觉中艰难地活着。这种“虱子之幻”更多的是一种恐惧症现象。可她恐惧什么呢？林幸谦说，“虱子”是影射“父亲”的一种象征。其实，她晚年的离群索居，不就是一种自我心理治疗吗？

但阅读《小团圆》，她到最后还是没有忘情胡兰成，这份孽缘，她是到死都没有摆脱的。看来，胡兰成那里，还是有某种东西，让她无法忘记的。或许，那就是一种父爱吧？还是一种一生只有一见的知音之慨呢？

张爱玲说，我离开你之后，就不会再爱别人了，我就这样地萎谢了。

看她离开大陆之后的创作，她确实是“萎谢”了。胡张之绝恋，有《半生缘》，她用笔写出了那段孽缘，也宽容了那个负心的胡兰成。《十八春》是不原谅的，《半生缘》里她原谅了。没有了胡兰成，但有一个《红楼梦》，够了，她的余生就可以维持了。一部《红楼梦魇》，是她的心声，是她的血泪。张爱玲喜欢张恨水，喜欢通俗文学，因为她从这里可以得到匮乏的“情感”。她缺的是情感，可童年时缺少的“情感”，是一生都补不回来的了！

晚年的张爱玲说：“人生的结局总是一个悲剧，但有了生命，就要活下去。”“人生是在追求一种满足，虽然往往是乐不抵苦。”

她说：“只要我活着，就要不停地写。”可是，“写”是在“不停地写”，但“写”的东西却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光辉。■

（首发于《天津文学》2012年11期，转载自《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者文库·杨光祖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仅作学习交流之用。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